“那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克拉特先生会为了睡觉而错过去教堂？”

“要么我们走吧。我们去教师公寓。苏珊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

教师公寓坐落在新式学校的正对面，是座陈旧的大厦，阴暗而寒酸。二十套临时房间被分成半租半送的公寓住宅，提供给那些找不到或租不起房子的学校员工住。尽管如此，苏珊·基德维尔和她的母亲还是苦中作乐，把她们位于一楼的房间布置得温暖而舒适。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间弹丸大小的起居室里除了几把椅子外，还放着一架风琴、一架钢琴、一些花盆（盆中的鲜花正在盛开），通常还有一只蹿上蹿下的小狗和一只昏昏欲睡的肥猫。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苏珊站在窗前望着街道。她是一位个子高挑、神情倦怠的年轻姑娘，鸭蛋脸上有一双美丽的灰蓝色眼睛；她的手很有特点，手指修长、灵巧，带有一丝神经质的优雅。她打扮整齐也准备去教堂，正盼着克拉特家的雪佛兰赶快到来，她和南希·埃瓦尔特一样，也经常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果，克拉特一家没来，来的是埃瓦尔特一家，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纳闷的消息。

但苏珊无从解释，她母亲也一样，只是说：“如果计划有变，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的。苏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家打个电话？他们也许真是睡过头了呢。”

“我也这样想。”苏珊在后来所作的陈述里这样说，“我给他们家打电话，电话铃响了，至少我有这样的印象，电话铃是响着的，噢，响了一分钟或更长，没人接。所以，埃瓦尔特先生建议我们去他们家，把他们‘叫醒’。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却不想这么做了。一走进屋里，我就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未料到……那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阳光如此明媚，一切看起来都那样明亮而安静。当时，我看见他们的小汽车都在家，连凯尼恩的那辆老式追狼车也在。埃瓦尔特先生当时穿着工作服，靴子上沾满了泥；他觉得穿成这样不适合去拜访克拉特一家，尤其是他以前从未拜访过，我是说，从未登门拜访过。最后，南希·埃瓦尔特说愿意和我一起去。我们绕到厨房门口，当然，那儿的门没锁，只有赫尔姆太太会锁上它，但克拉特家从来不锁。我们一走进去，我就知道克拉特家还没吃早餐，没有看见碟子，炉子上也空无一物。我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南希的钱包掉在地上，口微微开着。我们穿过饭厅来到楼梯下方，南希的卧室就在上面。我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走上楼梯，南希·埃瓦尔特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的脚步声大得令人害怕，周围一片死寂。南希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窗帘没有拉上，满屋子阳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惊声尖叫过。但南希·埃瓦尔特说我确实叫了起来——叫啊叫啊，拼命地叫。我只记得南希的泰迪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南希……我跑，我……”

在这期间，埃瓦尔特先生认为也许他不应该让两个女孩单独进入房子。当听到尖叫声时，他正从车里出来，准备随她们一起进屋。但是，还没等他冲进屋里，两个女孩已经向他跑了过来。他的女儿大叫道：“她死了！”说着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真的，爸爸！南希死了！”

苏珊向她转过身来，“不，她没死。你别这样说，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她总是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就是这么回事。”

“太多太多的血。墙上也有。你没看清楚。”

“我是摸不着头脑，”埃瓦尔特后来作证说，“我想可能是那孩子受伤了什么的。在我看来，首先该做的是叫救护车。基德维尔小姐（苏珊）告诉我厨房里有一部电话。我在她说的位置找到电话，但是话筒并未挂上，当我把话筒捡起来时，才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

二十七岁的英语教师拉里·亨德里克斯住在教师公寓的顶楼。他喜欢写作，但他的公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理想之地。他的房子比基德维尔家的还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及一台永远都在开着的电视机分享有限的空间（只有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年轻的亨德里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马州，曾在海军服役，很有男性气概，他嘴角叼着烟斗，留着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头发，虽然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至少看起来有点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的打扮颇有几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轻时的样子。为了弥补当老师收入的不足，他还给学校开校车。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你知道吗，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报纸。唉，电视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楼下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这学期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当时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看看。他们全都吓疯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吓坏了。苏珊一直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我看以后也很难。还有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她紧张得要命，一直说个不停。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连像他这样的人都惊吓成那样了！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警长办公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埃瓦尔特先生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故’。警长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这样就管用似的。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开车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长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想到，嗯，从现在起我就应该留神了，该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说不定会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警长到的时候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树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警长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话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并告诉他们说‘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警长的后腰上挂着一支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按在枪上，随时准备拔出来。

“唉，太惨了！那么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单盖着。鲁滨逊警长将床单拉下，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看样子，虽不知是几点钟，她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脚踝被百叶窗的白绳子捆着。警长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脚踝，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这么复杂且费尽心机。想想吧，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任人摆布，怕是吓也吓死了。她手上还戴着两枚戒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命案是为了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长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但因为她是从头部的一侧被直接瞄准，子弹的冲击力把胶带都崩开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无法避免看着他用枪瞄准自己的。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警长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还有凯尼恩？警长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周围是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过要找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是办公室的听筒也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警长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开过火。他说没有。我从未见过他那副困惑的表情，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逼近楼上。‘是谁？’警长把手按在枪上问。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警长。大概是他进屋时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警长告诉他，声音有点悲悯：‘温德尔，我实在想不通。楼上有两具尸体。’‘哦，’温德尔随即回答说，‘下面也有一具。’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的样子让我最难忘。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看起来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样，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边的衣服就穿上了。他的头用两个沙发枕头垫着，好像是为了便于瞄准才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