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长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门。警长走在前面，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暖气炉间，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气，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这里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先不谈这个。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正对着面部。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条纹睡衣，除此什么也没穿。他的嘴被胶布封住，缠了满满一头。脚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也许是他设法挣脱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不管出于愤怒还是疼痛，反正他把绑在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看来是特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警长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一个带血迹的脚印，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暖气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显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那神情仿佛还在做礼拜。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州警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如果没有最好离开。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警长正在和一个人讲话，那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工。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警长来了。我和妻子昨天夜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直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或者十点四十五分，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回家时，大约在半路，看见了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刚才那一会儿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体会到整件事的邪恶、痛苦与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列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抢到球抱了跑一样：轰！轰轰！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诉您这是个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轻。”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大妈，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头上戴着三角大头巾，脚踏一双牛仔靴（穿在脚上非常舒服，像鸟儿的羽毛一样柔软），她也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的亲戚，那会儿我们还管这个地儿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村子。改了没多久，您猜怎么了？哼！卖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们可没有。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这儿！我们永远在这儿！！”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碰巧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只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是凭着她才有这份公家差事的。默尔特甚至还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铆足劲儿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10]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轰——”

特鲁伊特大妈的这份工作，星期天也没得休息。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掉哪儿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给这座四处透风、满是灰尘的小屋贯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颤颤巍巍的，信箱门关不上，灯泡是坏的，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不会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真格儿的，不是吗？再说，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单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长裤、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为人快嘴多舌，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这在当地也算是个新鲜独特的场所，方圆一百英里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还经常会引起警长的注意。“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酒尝尝，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调酒的饮料，从不卖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卖。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他是七个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过世的——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要设法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先我而去，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自己的事。闲来没事就坐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刚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大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出话，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在哪儿？”

特鲁伊特大妈平静了下来。她知道默尔特一向嘴快，从不给人接话的机会。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克莱尔太太凡事讲究逻辑、喜欢说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母亲说得有些道理。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这会儿时间特鲁伊特大妈很心焦，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女儿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打消这位老妇人好奇的念头；相反，她不动声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大妈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尔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早料到了，”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么匆匆忙忙过这一辈子的。就连到这里取信都没有工夫说声‘早上好’和‘嘿，多谢了’，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参加俱乐部，管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谋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脚。可是看看现在——报应来了。唉，他倒是不用这么奔忙了。”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邦妮也死了，还有南希和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开飞机撞了果园的那个。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都想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大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好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要是一只鸟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衔过大海到达对岸的时候，就是永生的开始。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这一惨绝人寰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话以及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难以置信、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星期六夜间至今日凌晨时分夺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这是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至今动机不明……”）在当地民众中普遍引起的反应更接近特鲁伊特大妈而非克莱尔太太：由吃惊转为恐慌。个人的恐惧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浅浅水流骤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只能容纳一小撮心怀恐惧、闲言碎语的人们，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为人精明，一头灰黄相间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慑人；她是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是个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这桩事还是把我吓坏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当每个来店里的人都在谈这件可怕的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很傻，但我们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许她的病又发作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肯定是仇杀。是某个熟悉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人干的。但是谁会恨克拉特一家呢？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们一句坏话，任哪里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人家。如果这样的家庭也会遭受这样的事，那么请问，还有谁家是安全的呢？那个星期天，一个老头儿坐在这儿，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睡不好觉。他说：‘住在这儿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没有一个陌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最可怕的。邻居们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这是多么心寒啊！是的，这很难接受，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是谁干的，那么我敢保证那将比谋杀案本身更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