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咖啡馆就有两个常客宣布他们将打点行装，不但要离开芬尼县，还要离开堪萨斯州。第一位是为莱斯特·麦科伊干活的佃农——麦科伊先生是西堪萨斯州闻名的农场主和商人。这位佃农说：“我和麦科伊先生谈过了。尽量让他知道霍尔科姆及其周围发生了这种事，谁在这里能睡着觉呢？我老婆睡不着，也不让我睡。所以我对麦科伊先生说，尽管我喜欢他这儿，但是他最好另找一个人来。因为我们要搬家了，搬到东科罗拉多州去。也许在那儿我能好好歇歇。”

第二个宣布要走的是芦田太太。她带着四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来到了咖啡馆。她让孩子们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后对哈特曼太太说：“给布鲁斯一盒糖浆玉米花。博比想要一杯可乐。邦妮琼，你呢？我们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别这样，过来吃点儿吧。妈妈请客。”邦妮琼摇了摇头，芦田太太接着说道：“她有点儿伤心。她不想离开这儿。这儿有她的学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说，”哈特曼太太冲邦妮琼笑了笑，说道，“那没什么好伤心的。从霍尔科姆学校转到加登城高中会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琼说：“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们带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贝丝·哈特曼太太看着孩子的妈妈，仿佛希望她否认女儿的说法。

“这是真的，贝丝。”芦田说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哈特曼太太说，她的声音充满惊讶和失望。芦田一家是霍尔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赏他们。这家人总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勤奋、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可慷慨的东西。

芦田太太说：“我们讨论搬家已经很久了。英夫，是他认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过得更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把东西卖光以后就走。但是不管怎样，也会在圣诞节之后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给牙医钱呢。是给英夫的圣诞节礼物，我和孩子们打算送给他三颗金牙。”

哈特曼太太叹了口气。“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希望你们别走，别卖光东西，离开我们。”她又叹了口气，“看起来大家都要走了。活着的，或是死了的。”

“唉，你以为我愿意离开这儿吗？”芦田太太说，“这里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但英夫是一家之主，他说我们可以在内布拉斯加找到一块更好的田。听我说，贝丝，”芦田太太想皱皱眉头，但她那张圆胖光滑的面孔不太容易做到，“我们以前常为这件事争个不休。有一晚我实在拗不过他，只好说：‘好吧，你是当家的，我们走吧。’自从赫伯家出事后，我觉得住在这附近也很不好受。我说的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再争了，我说‘好吧’。”说着，她随手拿了一块糖浆玉米花。“唉，我忘不了这件事，我没办法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抹去。我喜欢赫伯。你可知道，我是见过他生前最后一面的人吗？嗯，我和孩子们。我们去加登城参加4-H俱乐部的聚会，赫伯开车送我们回家。我记得在路上我对赫伯说的最后一些话。我告诉他，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让他害怕，不管形势如何，他总有办法对付。”她若有所思地嚼着玉米花，又拿起博比的可乐喝了一口，然后说道：“说也奇怪，但是，你知道，贝丝，我敢打赌，他当时不害怕。我的意思是，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我敢断定，直到最后，他都不相信会发生。因为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那样的一个人。”

阳光炽热。一艘名叫“埃斯特莉塔”的小船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船上有四个人，迪克、佩里、一个墨西哥小伙子和一个名叫奥托的有钱的德国中年人。

“再唱一个吧。”奥托说道。佩里弹着吉他，以沙哑但悦耳的声音唱了一首《漫山烟雾》：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被一些人用最恶毒的语言中伤，但是当我们死去，棺木即将合上，他们却总是把百合花塞进我们的手中。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把花儿送上……

佩里和迪克在墨西哥城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驱车南下，一路由库埃纳瓦卡、塔克西科来到阿卡普尔科。在阿卡普尔科一家自动电唱机开得震天响的酒吧里，他们遇见了满腿汗毛、异常好客的奥托，是迪克和他“钓上的”。但是这位绅士，这位从汉堡来此度假的律师“已经有了一个朋友”，一个自称是牛仔的阿卡普尔科的年轻人。“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佩里有一次提起牛仔时说，“虽然有时候卑鄙得像犹大，但是，哦，老兄，他是个有趣的家伙。一个真正的快骑好手。迪克也很喜欢他，我们相处得很好。”

牛仔在自己舅舅家为这两个遍体文身的流浪汉找到一个住处，还答应帮助佩里提高西班牙语水平。他和那个来自汉堡的度假者的关系令他们获益匪浅，他们一起喝酒、吃饭、玩女人，这些费用都由奥托承担。奥托似乎认为他的比索花得值，单从他喜欢迪克的荤笑话就可以看出来。每天，四个朋友驾着奥托租来的深海捕鱼船“埃斯特莉塔号”，沿着海岸遨游。牛仔担任船长；奥托素描、钓鱼；佩里给鱼钩装饵，做着白日梦、唱唱歌，有时也扯动一下鱼线；迪克无所事事，只是一味地无病呻吟，抱怨日子太无聊，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活像一只午睡时的蜥蜴。但是佩里却说：“终于对了，生活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然而，他知道好景不长——实际上，这种生活将在当天结束。第二天，奥托就要回德国，而佩里和迪克将驾车返回墨西哥城——迪克坚持要这样做。“必须如此，宝贝儿。”一回两人为此争论时，迪克说，“这种生活的确很好。太阳照在你的背上挺舒服，但是钱却哗哗地流走了。等把车卖掉后，我们还剩什么呢？”

也真的是所剩无几。因为那天在堪萨斯城乱开支票骗到的照相机、男式衬衫的链扣与电视机，已经全都当掉了。而且，他们把那副双筒望远镜和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都卖给了迪克在墨西哥城结交的警察。“我们要做的就是重返墨西哥城，把车卖掉，我也许能在修车厂找到一份工作。不管怎么说，那儿的待遇不错。那儿的机会更好。上帝啊，我真想再享受享受伊内兹那个小妞。”伊内兹是个妓女，是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台阶上和迪克勾搭上的，（这次参观美术馆，实在是为了让佩里开心一下。）她才十八岁，迪克答应娶她。但是他也答应要娶玛丽亚，一位五十岁的女人，据说是“一位非常出名的墨西哥银行家”的遗孀。他们是在一家酒吧里相遇的，第二天早上，她就付给他相当于七块美金的代价。“所以，你看怎么样？”迪克对佩里说，“我们把车卖掉。找一份工作。攒点儿钱。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语气听起来仿佛佩里对将来全无打算似的。也许他们会用那辆老雪佛兰换两三百块钱。照他以往对迪克的认识——现在他真正了解了——迪克会立刻把钱花在伏特加和女人身上。

佩里唱歌的时候，奥托在速写本上给他画了幅素描。画得还有几分神似，画家注意到模特脸上一个不易为他人察觉的表情，一种恶作剧、孩子般逗乐的邪念，像一个不怀好意的爱神，正在张弓准备射出一支毒箭。他赤裸着上身，（佩里“耻于”脱掉裤子，“耻于”穿泳裤，因为他担心他的那条伤腿会让人“感到恶心”，所以尽管他幻想着水下的事情，老是谈起潜水，但却一次也没下过水。）奥托画下了遍布他发达的胸肌和臂膀，以及长满老茧但却像女孩子的小手上的各色文身。他把这个速写本作为分别礼物送给了佩里，其中还有迪克的几张“裸体习作”。

奥托合上本子，佩里放下吉他，牛仔收起锚、发动了引擎。起航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离岸十英里的海面上，海水呈现出暗黑色。

佩里催迪克赶快钓鱼。“我们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

“什么机会？”

“抓一条大鱼啊。”

“上帝啊，我的头疼得厉害！”迪克说，“我不舒服。”迪克常犯偏头疼的毛病，他认为这是那次汽车事故的后果。“求你了，宝贝儿，让我们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好不好？”

然而没过多久，迪克就忘记了头疼。他站起来，激动得大喊大叫。奥托和牛仔也叫了起来。佩里真的钓到了“一条大鱼”。一条十英尺长的旗鱼跃出水面，它忽而跳起弯成一条彩虹，忽而落下深深地躲在水中，把渔线扯得死紧。就这样上升、飞跃、落下又上升，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那位被汗水湿透的垂钓者才把它连拉带扯地拖上船来。

有个老头儿，整天带着一架老式的木头盒子照相机在阿卡普尔科海港徘徊。“埃斯特莉塔号”驶进码头时，奥托请他替佩里拍了六张与猎物的合照。老头儿的拍照技术糟透了，洗出来的照片又黑又模糊。不过，这些照片仍然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佩里的表情，他那无瑕的得意架势、无比幸福的神情，就像经常出现于他梦中的那只黄色大鸟终于带着他飞向天堂一样。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保罗·赫尔姆正在小花园里修剪枝叶，正是这个花园使邦妮·克拉特成为加登城园艺俱乐部的一个成员。这是一项令人伤感的工作，因为这使他想起在另一个下午他做过同样的事情。那天，凯尼恩来帮他的忙，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凯尼恩、南希以及他们的父母。几周来，赫尔姆先生感到越来越吃力。他“健康不佳”，（实际情况比他知道的还糟，他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日子可活。）为许多事情忧心忡忡，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工作。他怀疑这个活儿自己做不了多久了。别人或许不了解内情，但是他明白那些“小姐们”——贝弗里和伊芙安娜，想把农场卖了。虽然他曾在咖啡馆里听一个年轻人说：“那件神秘的案子一天不破，有谁会买下那块地方？”但一想起要有外人来这里，收割“我们的田地”，他就觉得“不是滋味”。赫尔姆表示异议，是为赫伯着想。他指出：这块地“只应由克拉特的家人来照管”。他记得有一次赫伯曾对他说：“我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有克拉特家的子孙和赫尔姆的子弟。”赫伯说这话时还仅仅是一年前。天啊，要是农场卖掉了，他该怎么办呢？他觉得自己“太老了，到别处去恐怕也不行了”。

不过，他又不能没有工作，他愿意工作。他说自己可不是那种坐到火炉边跷起二郎腿享清福的人。但是这些日子来，农场的一切又让他触景生情：紧锁的房屋，南希的马孤零零地被遗弃在田野，被风吹落的苹果在树下腐烂，还有以往的那些声音——凯尼恩召唤南希接电话与赫伯轻快地招呼“早安，保罗”，现在通通消失了。他和赫伯一直“相处甚好”，彼此从未有过一句争执。但是，为什么那些从县警长办公室来的人老是问他问题？难道他们认为他“隐瞒了什么事情”？也许他不该提起墨西哥人。他曾告诉艾尔文·杜威，在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案发当天，大约下午四点钟，有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小胡子，另一个满脸麻子，曾出现在河谷农场。赫尔姆先生看见他们敲了办公室的门，赫伯走出来与他们在草坪上交谈，大概十分钟之后，两个陌生人绷着脸走开了。赫尔姆先生猜想他们是来找工作的，结果被告知没有工作可做。糟糕的是，虽然赫尔姆先生多次被召唤去讲述当天目睹的一切经过，但这件事他却是在案发两个星期后才向警方提起，就像他跟杜威解释的那样，“我是后来突然想起来的”。可是杜威和那几个调查人员好像并不相信他，他们的神情仿佛怀疑他有意捏造出这件事来误导他们。他们倾向于相信鲍勃·约翰逊，那个保险推销员，星期六他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待了一个下午。他“绝对肯定”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十分，他是克拉特先生唯一的访客。赫尔姆先生同样很明确：两个墨西哥人，一个留着胡子，一个满脸麻子，下午四点。赫伯要是活着一定会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相信他，相信保罗·赫尔姆是一个“诚实无欺的人”。但是赫伯已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