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干什么？”

“想自首，条件是我们先把赏金交给他。”（堪萨斯州的《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美元征求破案线索。）

“艾尔文？你怎么又抽了一根烟？说真的，艾尔文，就不能试着睡一会儿吗？”

他太紧张了，即使电话铃不响，他也睡不着，他太心焦，太沮丧了。他的“线索”四处碰壁，没有一条有用。即使有也是一条死胡同。博比·鲁普？测谎仪已经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个和凶手打一样绳结的农场主，也已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发当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剩下的约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所以，”引用哈罗德·奈的话来说，“这一切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就连寻找那只猫的墓穴工作也毫无结果。

话虽如此，事实上也有一两件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南希的姑妈伊莱恩·塞尔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时，在一只鞋里找到一块金表。第二，赫尔姆太太在堪萨斯州调查局探员的陪同下，仔细查看了河谷农场的所有房屋，希望能发现什么异常，结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凯尼恩的房间。赫尔姆太太闭着嘴唇，在屋里转啊转、看啊看，这里摸摸、那里翻翻的，凯尼恩的旧棒球手套、沾满泥点的工作靴，还有那副可怜的被弃置一旁的眼镜。她一边看着这些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道：“这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感觉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说不出到底是哪儿。”但话没完她就想起来了，“是收音机！凯尼恩的小收音机哪儿去了？”

这些发现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虑“抢劫”的可能性。那块手表绝对不是自己掉进南希的鞋子里的。当时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听见了某种声音，脚步声或说话声，这使她猜想可能屋里进来了贼，因此认为必须立刻把表藏好，这是父亲送的礼物，她很珍视，至于收音机，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毫无疑问，是不见了。同样，杜威无法接受仅仅为了这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利益，“几十美元和一台收音机”，就杀害一家人的假设。接受这个假设违反了他对那个凶手——应该说凶手们的设想。他和他的同事一致认定凶手绝非一人。犯罪手段之老练足以证明其中至少一个冷静而狡诈，而且一定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家伙，没有明确的动机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接着，杜威也逐渐觉察到几项特别之处，至少其中有一个凶手与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牵连，即使在杀害他们的时候，也对他们表示出同情，显示出某种扭曲的关怀。否则，怎么解释那个用来装床垫的纸箱呢？

有关床垫纸箱的来龙去脉，是杜威最困惑的。为什么凶手要费力气把纸箱从地下室的一头儿搬过来，放在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让他在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刀子时，垫子总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现场的照片时，杜威辨别出其他一些细节，似乎也可以证实他的观点：其中一个凶手不止一次动过感情。“或者，”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有些事总之挺讲究。瞧瞧那些柔软的床单。什么样的人会做这种事？把邦妮和南希两个女人捆起来，然后拉起床单，给她们盖好，好像在说“晚安”和“做个好梦”？还有，凯尼恩头下垫着的枕头。一开始，我想放枕头也许是为了瞄得更准。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对，这样做的原因和纸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像这样的思考虽然令杜威全神贯注，但并没有使他满意或有一种“现出眉目”的感觉。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断”来解决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实之上，“必须为此鞠躬尽瘁、一查到底”。大量的事实需要收集和筛选，加之时间紧迫，这些都预示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过的寻访——检查了数百个人，包括河谷农场所有的雇员、死者的亲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过大小生意往来的人——都只是龟行般追查过往。对此，正如杜威告诉他的小组：“我们必须继续追踪下去，直到我们比克拉特一家还了解他们自己为止，直到我们看清上个星期天早晨发生的事也许与五年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之间存在联系为止。联系，必须找到这种联系。必须。”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当她感觉到他下床时便醒了，她听见杜威又在接电话，同时隔壁儿子们的卧房中传来哭泣声。“是保罗吗？”通常，保罗既不难缠也不烦人的，他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平日里，他不是在后院里挖沟，就是忙着练习跑步，他要成为“芬尼县的飞毛腿”。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他的妈妈不必问为什么，她知道保罗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围的骚动，他感到这件事威胁到他了——那些令人烦恼的电话、门口的陌生人以及父亲疲惫而焦虑的眼睛。她走过去安慰保罗。比保罗大三岁的哥哥也帮着劝。“保罗，”他说，“别怕，明天我教你玩扑克。”

杜威在厨房里，玛丽去找他。发现他正在那儿等着过滤咖啡，一堆谋杀现场的照片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凄惨的画面与印有漂亮水果图案的桌布极不协调。（有一次他曾让玛丽来看这些照片。她拒绝了，说：“我想记住邦妮通常的样子，他们家人也一样。”）他说：“也许孩子们应该和我妈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位寡妇，住在不远处，她认为自己的房子太空荡、太安静了，随时欢迎孙儿们光临。“就住几天，等到，等到……”

“艾尔文，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到从前正常的生活吗？”杜威太太问道。

他们的正常生活是这样的：夫妻俩都工作，杜威太太当办公室秘书，他们共同承担家务，轮流做饭和刷碗。（“艾尔文当治安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开他的玩笑，打趣说：‘看啊，杜威警官来了！硬汉一条！六把手枪挂在腰！一旦回到家，枪带换成围裙一条！’”）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攒钱，打算在农场里盖一座房子。这个位于加登城北部数英里的农场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买下的，面积达四十英亩。如果天气好的话，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小麦长高吐穗的日子里，杜威喜欢开车去那里练枪法——打乌鸦、射罐头盒，或者幻想着逛逛他想盖的那栋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园，在尚未栽种的树荫下漫步。他非常肯定，总有一天，一个属于他的种满橡树和榆树的绿洲，将会出现在那片荒凉的平原之上，“总有一天，上帝保佑。”

笃信上帝，严守教规，每个星期天去教堂，饭前与睡前祈祷，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不明白谁能坐下来用餐而不感谢上帝庇佑。”杜威太太曾经说，“有时，当我下班回家时，唉，真的很累了。但是炉子上总会有咖啡，冰箱里总会有牛排。孩子们生火做牛排，我们聊着天，彼此交流着一天的见闻。晚餐做好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所以，我说，感谢你，上帝。我这样说并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愿。”

此刻，杜威太太说道：“艾尔文，回答我，你认为我们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吗？”

他正准备回答，但电话阻止了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里，那辆破旧的雪佛兰离开了堪萨斯城。行李放在车顶上，用绳子从车尾一直紧扎到车头；后备箱由于塞得太满，连盖都盖不上；在车子里面，两台电视机摞在一起，放在后座上。两个人挤在前座，迪克开车，佩里抱着他那把旧吉布森牌吉他，这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佩里其他的行李还有一只硬纸箱、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一加仑沙士（他担心他最喜欢喝的饮料也许在墨西哥买不到）以及两只装满了书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纪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么会不发火呢？他咒骂着，踢着箱子，称它们是“五百磅猪泔水！”）这些也都塞在汽车内。

午夜前后，他们穿越边界，进入俄克拉荷马州。离开了堪萨斯州，佩里十分高兴，彻底放松了下来。此刻，这一切是真的，他们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头——至少对他来说没什么好遗憾的，他没有丝毫可以留恋的事物，也没有一个人会担心他到底去了哪里。迪克就不同了。他有几位自认为很爱的人：三个儿子、父母以及一个弟弟。他不敢把此次远行透露给这几个人，也不敢向他们说再见，虽然他从未想过要再见到他们，至少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克拉特与英格里希两家订于周六联姻”，这则刊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电讯报》社会版上的新闻令许多读者深感意外。看起来，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二女儿贝弗里，已经和那位订婚已久的年轻的生物系大学生维尔·英格里希先生结婚了。贝弗里小姐一身白纱，婚礼盛大而隆重，（伦纳德·考文太太独唱，霍华德·布兰查德太太风琴伴奏。）“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庄重举行”——三天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然而，据加登城《电讯报》报道：“维尔和贝弗里本来打算在圣诞节结婚。请柬都印好了，她父亲已经向教堂预订了结婚的日子。由于突如其来的悲剧，再加上许多亲戚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这对年轻的情侣决定将婚礼提前到周六举行。”

婚礼结束后，克拉特家的亲戚们便各自散去。星期一，在最后一批亲属离开加登城的日子里，《电讯报》在头版刊登了霍华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俄勒冈，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对当地民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蒙难家庭表现出的“关怀与哀悼”，然后笔锋一转，写到：“在这个社区，也就是在加登城里，已经有太多的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一旦找到凶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树上把他吊死。让我们不要这样感情用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夺取另一个生命也不能改变事实。相反，让我们像上帝宽恕我们一样宽恕他吧。在心中积攒仇恨是不对的。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将发现他很难面对自己。只有当他祈求上帝的宽恕时，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平静。我们不要阻挡他，而是祝愿他，愿他找到这种平静。”

汽车停在一处海角，佩里和迪克在此歇脚、野餐。此时是正午时分。迪克用双筒望远镜望着周围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盘旋的老鹰，一条泥土路蜿蜒进入一个灰蒙蒙的小村，而后又蜿蜒而出。今天是他来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为止，他喜欢这里，甚至是这里的食物。（此刻，他正吃着一个冰冷油腻的墨西哥春卷。）他们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穿过边境，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一家妓院里过了一夜。此刻他们离目的地墨西哥城只有两百英里了。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佩里说，“我想我们俩一定有什么毛病，不然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做什么？”

“那边，那件事。”

迪克把双筒望远镜放进皮套里，这是一只精美的皮套，上面烫着赫·威·克三个缩写的金字。他恼火到了极点。该死的佩里为什么还不闭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该死的事有什么用？这真令人恼火。特别是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不再谈论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做出那种事的人肯定有毛病。”佩里说。

“饶了我吧，宝贝儿。”迪克说，“我可是个正常人。”迪克说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心理正常、头脑清楚，或许比常人聪明一点儿，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佩里，在迪克看来，“小佩里才真是毛病不小”。去年春天，他们一起关在堪萨斯州监狱时，他了解到佩里不少鲜为人知的怪癖：佩里竟会是“这样一个小孩子”，总是尿床，还老在睡梦中哭喊，（“爸，我到处找你，爸，你到哪里去了？”）迪克经常看见他“一坐几个小时，咂着大拇指，细心研究那些骗人的寻宝指南”。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别的呢。在某些方面，佩里简直“古怪极了”，尤其是他的脾气。他翻起脸来，“比十个喝醉了的印第安人还快”，而且你根本无法提防。“也许他就要杀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听不到。”迪克曾说。尽管内心愤怒到了极点，佩里在表面上仍然是个冷静的年轻壮汉，目光平静，带点儿微微的睡意。有段时间迪克认为自己能够驾驭抑或掌控他朋友这种爆发性的冷热无常脾气，但他错了，这个发现令他对佩里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他应该对佩里有所戒备，但却奇怪为什么自己实际上并不害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