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妮也不在了。她的卧室的窗户可以俯瞰花园,通常在她“发病”的时候,赫尔姆先生会看见她长时间地站在窗前,痴痴地盯着花园,仿佛她所看到的东西对她施了魔法。(“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对一位朋友说,“我真的相信花朵、树木、鸟儿和人是一样的,都可以思考,可以相互交谈。如果我们努力去听,就能听见它们在说话。只要把所有其他声音从脑子里撵出去,就可以。静静地,努力倾听。我现在也还相信,只是无法再静下心来……”)
回忆着邦妮站在窗前的情形,赫尔姆先生禁不住抬起头来,仿佛希望看见她,一个窗户后面的鬼魂。假如真是那样,也许并不会像他真正看到的东西那样令他惊恐——那里竟然有一只抓着窗帘的手,还有一双眼睛。“可是,”他后来描述说,“那时太阳正照在房屋这边。”这使得窗玻璃闪闪发光,窗帘后的人影也跟着晃动。等到赫尔姆先生用手遮住晃动的阳光定睛再看时,窗帘突然合上了,窗户后面空空如也。“我眼睛不太好,我怀疑是不是看花了眼,”他回忆说,“但我确信眼睛没有欺骗我,我肯定绝对不是鬼魂,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这回事。那么会是谁呢?在这儿鬼鬼祟祟的。除了警察,没人有权利进入这里。而且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所有的地方都锁上了,就好像收音机预报龙卷风要来时做的那样。我愣住了。但是我不敢一个人进去看个究竟。我放下手里的活儿,穿过农田跑到霍尔科姆。一到那儿,我就立刻给鲁滨逊警长打电话,告诉他有人闯进了克拉特家的宅子。他们很快就全体出动。州警、警长和他的手下、堪萨斯州调查局的艾尔文·杜威也来了。当他们包围了房子正准备采取行动时,前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一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眼神呆滞,头发乱糟糟的,腰间枪带上挂着一把三八口径的手枪。“我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的脑子里都蹦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就是他来这儿杀了克拉特一家。”赫尔姆先生继续说道,“他一动也没动,静静地站着,只是眨了眨眼。他们缴了他的枪,立即开始审问他。”
这个男人姓艾德里安,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去新墨西哥州路经此地,目前没有固定住所。他为什么要闯进克拉特家?是如何闯进来的?他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他撬开一个下水井的井盖,爬过水管道,便到了屋中的地下室)。至于动机,他说自己读过报纸对这件案子的报道,很是好奇,想看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样。“然后,”据赫尔姆最后回忆,“有人问他是不是个搭便车的流浪汉,是不是想搭便车去新墨西哥。他说不是,他自己开着车呢。车就停在小路上。于是所有的人都去看他的车。等到他们发现车里的东西时,其中一个人——也许是艾尔文·杜威——对乔纳森·丹尼尔·艾德里安说,‘先生,看来有些事我们得谈谈了。’因为他们在车里发现了一杆十二口径的猎枪和一把猎刀。”
墨西哥城一家旅馆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时髦而俗气的柜子,上面镶着一面紫色的镜子,在镜子的一角贴着一张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的住宿规定:退房时间为下午两点。也就是说,时间一到,房客们要么离开,要么再交一天的房租,这完全不在现在的两位房客思考的事情之列,他们只想着能否把以前的房租交上。因为一切果真不出佩里所料:迪克把车卖了,三天以后,卖车得来的两百块钱大部分已经不见了踪影。第四天,迪克出去要找份正经的活儿干,晚上回来他对佩里说:“他妈的!你知道他们给多少钱?多少工资?一个熟练的机修工一天才两块钱!墨西哥!亲爱的,我受够了。我们必须离开这儿。回美国去。得了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什么钻石、埋藏的宝藏什么的!醒醒吧,小男孩儿。根本没有什么成箱的金子,也没有沉船。就算有又怎样?见鬼,你连游泳都不会!”第二天,迪克就向他的两位墨西哥女友中较富的那位银行家的遗孀借了钱,买了两张经由圣迭戈、最远可达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的汽车票。他说:“到那之后,我们走也走回去了。”
当然,佩里可以坚持自己的主意,留在墨西哥,迪克爱他妈的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什么不呢?他不是一直都“孤零零”的,没有“真正的朋友”吗?(除了灰头发、灰眼睛、“聪明绝顶的”威利-杰伊。)但是他害怕离开迪克,就连这个念头也让他“浑身难受”,仿佛离开迪克就像是下决心从时速九十九英里的火车上跳下去似的。这种害怕,据他自己的分析,是近来产生的一种迷信:只要和迪克在一起,“一切注定要发生的事就不会发生”。还有迪克这番“醒醒吧”之类的话,以及他现在对于佩里的梦境和希望表明的咄咄逼人的立场,所有这一切,虽然用意不善却也吸引了他,伤心、惊恐却又为之着魔,几乎重新唤起他以前对迪克的信任:强硬,“百分之百男子气概”,讲究实际,善于决断……他不是也说过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迪克吗?于是,十二月初墨西哥城一个寒意料峭的早晨,佩里从太阳一露脸就开始在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里整理他的东西,悄悄地,以免吵醒睡在床上的两个人——迪克和年轻的未婚妻伊内兹。
有件东西现在他不必牵挂了。在阿卡普尔科的最后一晚,一个小偷偷走了那把吉布森牌吉他。当时,他和奥托、迪克,还有牛仔,正在码头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为告别而喝得酩酊大醉。佩里为此很痛苦,他后来说,这真是“阴险下流”的勾当。“如果你有一把吉他一直带在身边,上过蜡,磨过光,音域也正合适,你对待它就会像对待一个你真心喜爱的姑娘。这有一种神圣感。”如今吉他被偷走了,不会再产生什么所有权问题,但是其余财物的归宿还是个麻烦。他和迪克要步行赶路,很明显,除了几件衬衫和袜子,别的都带不了,其余的衣物只好托运。实际上,佩里已经装满了一只纸板箱,(里面多是一些待洗的脏衣服,还有两双长筒靴,其中一双鞋底上印着猫爪图案,另一双是菱形纹。)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由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邮局运送。
但最令他头疼的难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他珍藏了多年的东西——满满两大箱子的书、地图、发黄的信件、歌词、诗稿以及一些非同寻常的纪念品(他在内华达州亲手杀死的响尾蛇皮做的背带和腰带,在京都买的一个色情吊饰,一棵日本的化石小树以及一只阿拉斯加熊掌)。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至少是佩里能够想出的最好办法——把这些东西留给“耶稣”。这个“耶稣”是他住的旅馆对面一家咖啡馆的调酒师,佩里认为此人完全值得信赖,会把两只箱子寄给他。(他打算一有“固定住址”,立刻就叫他把箱子寄去。)
但是有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一旦丢失便没有办法补偿。于是在一对情人仍在床上酣睡、时钟慢慢走向下午两点的时候,佩里开始翻看一些旧信、照片和剪报,从中挑选准备随身带走的东西。其中有一篇题为“我儿子的一生”的文章,上面有不少打字错误,作者是他父亲。去年十二月,为了帮助儿子获得假释,他写下这份资料寄给堪萨斯州监狱。这份文件佩里至少已经看过上百遍了,每次看都感慨万千:
童年时代——很高兴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他的童年既好又不好。是的,佩里出生时是个正常的孩子。身体健康,没错。开始时我能很好地照顾他,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我妻子变成了一个不要脸的酒鬼,而那时孩子们才刚到上学的年纪。性格是否开朗,不太好说,要是他受到虐待,他就当真,会一直记在心里。我这人言出必行,我也这样要求孩子。我妻子就不同了。那时我们住在乡下,我们全是在室外劳作的人。我教给孩子们一条金科玉律:容己容人。好多次孩子们做错了事就来找我相互告状,而犯错的总会自己主动认错,挨一顿屁股板子,然后保证改好。在干家事方面孩子们总是很快,因为只有做完了才可以去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这点我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如果惹了别人或是别的孩子欺负他们,我就叫他们不要再和那些孩子一起玩。孩子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惹麻烦。但是当我妻子想去城里过一种放荡生活时——她确实跑到城里了——麻烦就全来了。我留不住她,当她开车离去撇下我孤单一人时,我还对她说再见(当时可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孩子们都在扯着嗓子哭叫,而她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孩子,警告他们以后不准逃出来找我。她变得疯疯癫癫,说她会让孩子们恨我,她的确做到了。除了佩里。因为挂念孩子,几个月后,我去找他们,在旧金山找到了他们,我妻子当时还蒙在鼓里。虽然她已经给老师下令不许我看望孩子,但我还是设法到学校去见了他们。我在操场上看到他们,但是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不让我们和你说话”,我吃了一惊。但佩里没有这样,他跟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当时他抱住我,说想立刻跟我一起走。我对他说不行。但是放学后,他跑到我的律师林索·特尔克先生的办公室。我把佩里送回到他妈妈那儿,然后离开了旧金山。佩里后来告诉我,他妈妈让他去找个新家。孩子们和她在一起生活都变野了,我知道佩里也总是惹麻烦。我想让她提出离婚,大概一年后她才这样做。她那时整天喝酒,和一个年轻男人胡搞。离婚时我竭力争取监护权,结果获准,几个孩子全由我监护。我将佩里带回家和我同住,其余几个孩子,只能放在收容所里。因为他们有一半印第安血统,我向政府申请救济金来养育他们。
那时是经济萧条时期,我在就业资助会工作,工资很低。当时我还有点财产和一间小房子。佩里和我在一起平静地生活。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终究还是爱着其余的几个孩子。为了忘掉这一切,我带着佩里四处漫游。我挣钱养活自己和佩里。后来我卖掉房子,住在一辆房车里。只要有可能,佩里就去上学,可是他不是很喜欢学校。他学东西很快,和别的孩子相处时从不惹事,除非哪个小霸王惹恼了他。他个子虽矮,但健壮结实。因为是新生,学校里的小子们想欺负他。但他们发现佩里欺负不得,这正是我教育他的。我总是对他们说不要挑起争斗,如果敢惹事,被我发现了,我就要狠揍一顿。但如果是别的小子挑起来的,那也不能胆小。有一次,学校里一个年纪比他大一倍的小子追着打他,但令这小子吃惊的是,佩里转身把他打翻在地,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曾指点过他一些摔跤的方法。我过去练过拳击和摔跤。女校长和其他小孩都目睹了这场战斗,女校长喜欢那个大孩子,现在看到自己的宠儿被小佩里痛打,她是受不了的。打那以后,佩里就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如果哪个大孩子想欺负小孩子,佩里就当场解决,就连那个小霸王此时也害怕佩里了,不得不规矩一点儿。但是这些却惹得女校长不开心,她向我抱怨佩里老在学校打架。我告诉她这些事情我全知道,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儿子被比他高大一倍的孩子揍。我还问她为什么让那个小霸王去揍别的小孩呢?我对她说,佩里有权保护自己。佩里从不主动挑起事端,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我告诉她,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喜欢我儿子;我还说我将很快带着佩里离开学校到别的州去。后来我带他到了另一个州。佩里不是天使,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他也做过许多错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从不为他做的错事辩护,他必须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法律是无情的,这一点现在他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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