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等,我好像讲错了。”佩里皱了皱眉。他揉着腿,手铐叮当作响。“后来,你知道,我们封住他们嘴之后,迪克和我走到墙角去商量。记住,我们之间是有些不愉快的。就在那时,一想到我曾经佩服过他,听他那吹不完的牛,我就觉得窝囊。我说:‘好了,迪克,还有什么疑虑吗?’他没有回答我。我说:‘让他们活着,这可不是小事,至少要坐十年牢。’他还是一言不发。他拿着刀,我让他把刀给我,他就递给了我,我说:‘好了,迪克,看我的。’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想杀人。我只想激激他,吓他,让他和我争论,绊住我;让他承认自己只是个说大话的瘪三。明白了吧,我和迪克之间就是这么回事。我跪在克拉特先生身边,膝盖一阵疼痛令我想起了那该死的一块钱硬币,羞耻、憎恶,他们竟然命令我永远不要再回堪萨斯州。但是直到我听见一声叫喊,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像有人快要淹死了,在水底下呼叫。我把刀递给迪克说:‘干掉他,你会感觉好一点儿。’迪克试了试,或者说假装试了试。但是那个男人的力气有十个人那么大,他已经挣脱了一半,手上的绳子已经松了。迪克惊慌失措,他想逃,但我不让他走。我知道,那个男人无论如何也得死,我离开这儿时不能让他活着。我让迪克拿着手电筒,对准他。然后我举枪瞄准。屋子里一下子响起爆炸声,蓝烟弥漫,火光闪闪。上帝啊,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就没有人听见枪声。”
杜威的耳朵也跟着轰的响了一声,那枪声几乎使他听不见史密斯低声的话语。但是那枪声还在继续,接连不断,同时迸出了声音和画面:希科克急匆匆地找着散落的弹壳;凯尼恩的脑袋被一束光照射,封住的口发出哀求,希科克又一次疯狂地寻找发射过的子弹壳;南希的房间,南希听到了硬木楼梯上的靴子声响,听见他们上楼向她逼近的脚步声,南希的眼睛瞪着搜寻她的手电筒灯光(她说:“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不要!噢,求你了,不要!求你了!”我把枪递给迪克,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他举枪瞄准,她把脸转向墙壁);黑暗的走廊,凶手们快速走向最后一扇门。也许邦妮已经听见了一切,她欢迎他们快点到来。
“最后一个子弹壳真他妈难找。迪克钻到床底下才找到。然后我们关上克拉特太太卧室的门,走下楼梯,来到办公室。我们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像我们刚进来时一样。我们透过百叶窗看雇工是否正在过来,或者别的什么人已经听见了枪声。但是没有动静,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风。迪克喘得好像后面有狼在追他似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待了几秒钟,然后就跑向汽车,开车离去。就在那时,我决定我最好开枪打死迪克。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能留下目击证人’,给我的印象深极了。我想,他不就是目击证人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天知道我真该下手的!杀了他,然后上车,一直跑到墨西哥,销声匿迹。”
沉默。在接下来的十几英里路上,三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悲伤和深深的疲惫充满了杜威的心。他沉默着。他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知道“当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听了两次,两个非常相似的版本,唯一重大的差别就在于希科克把四个人的死都推到了史密斯身上,而史密斯说希科克杀了两个女人。不过,虽然凶手坦白了作案动机和过程,但供词并没有证实他对案件应有的“合理动机”的设想。这次凶杀案,该是一起心理学事件,一种完全与私人恩怨无关的行径;受害者仿佛是被雷电击死的,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遭受了苦难。杜威无法忘记受害者的痛苦,但是他对于坐在身边的凶手也可以做到不那么愤怒,甚至还有一些怜悯——佩里·史密斯的一生都与幸福无缘,而是一个可悲、丑恶与孤独的旅程,是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然而,杜威的怜悯并没有强烈到宽恕或者慈悲的程度。他希望看到佩里和他的同伴被绞死,一起绞死。
邓茨问史密斯:“全部加起来,你们一共从克拉特家拿走多少钱?”
“四五十块钱吧。”
加登城的动物里,有两只形影不离的灰色公猫——瘦弱、肮脏、狡猾,又有着同样的怪癖。每天将近黄昏,它们一天的生活就真正开始了。首先,它们一路小跑穿过美茵大街,有时在停靠的汽车边站住,绕着车头仔细察看车子前面的保险杠;对于停靠在温莎旅馆和华伦旅馆门前的汽车则格外留意,因为这些车的主人大部分是远道而来的旅客,车头上常常带着这两只骨瘦如柴但生活颇为规律的野猫心中的美食:那些傻乎乎地飞进车道,一头撞死在迎面驶来的汽车车头上的乌鸦、鹧鸪与麻雀的残尸。两只野猫的爪子就如同外科手术的器械,它们从前格栅上一点点地攫食每一片还带着羽毛的碎肉。在美茵大街上巡逻完毕,它们总是在美茵大街与格兰特街的交叉口拐弯,朝法院广场跑去,那里是它们另一处觅食之地。在一月六日星期三那天下午,这个地方的猎物似乎特别丰盛,广场上停满了来自芬尼县各地的车辆,也为广场带来了拥挤的人群。
人群在下午四点钟开始聚集起来。县检察官曾宣布这是希科克和史密斯可能到达的时间。自从星期天晚间希科克的供词正式公布以来,各路新闻记者便齐聚加登城:各广播电台的记者、摄影师,新闻影片和电台摄像师,来自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的记者,当然更少不了堪萨斯州各大报社的记者,共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左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加登城等了三天,除了采访加油站的雇员詹姆斯·斯波尔之外,简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斯波尔看了报纸上刊登的嫌疑犯照片后,立刻认出了这两人曾是他的顾客,就在霍尔科姆发生悲剧的那天晚上,他还卖给他们三元零六分的汽油。
这些职业观察家们要亲手记下希科克和史密斯被押解归来的这一幕。公路巡警杰拉德·莫瑞已经在法院台阶前的走道上为他们预留了足够的地方,犯人们必须走过这些台阶才能进到监狱,它就位于这座四层石灰建筑的顶层。《堪萨斯城星报》的一位记者,理查德·帕尔拿着一份星期一出版的《拉斯维加斯太阳报》,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凶嫌遣返可能面临着群众的愤怒私刑”引来一阵哄笑。莫瑞警长评论说:“我倒看不出有谁是带了领带来勒犯人的。”
的确,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倒像正在等待观看一场游行或者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其中有不少高中生是南希和凯尼恩的同班同学,他们一遍遍地重复着拉拉队的口号,嚼着泡泡糖,吃着热狗,喝着汽水。母亲们在安慰哭闹的孩子,男人们肩膀上扛着小孩四处走动。童子军也来了,全军出动。一家妇女桥牌俱乐部的全部中年成员集体出现在广场上。当地退伍军人协会的头头J. P. 亚当斯先生(外号“杰普”)也来了,他穿着一件别别扭扭的斜纹软呢外套,一位朋友大声说道:“嗨,杰普!你怎么穿了件女人的衣服?”原来亚当斯先生急着来看犯人,慌乱中稀里糊涂地穿上了秘书的外套。一位电台记者四处采访聚集的市民,询问他们的看法,对于“干下如此禽兽不如勾当的人”应该施以怎样的惩处。大部分被采访的人都哼哼哈哈地避而不谈。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把他们俩关在一间牢房里,不许任何人来探望,就让他们彼此看着对方,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天。”一位健壮精神的小个子男人说:“我赞成死刑。正如《圣经》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使那样,我们还多死了两个人呢!”
只要太阳还在,白天还算干燥、温暖,虽说是一月份,但像极了十月的天气。但是当太阳落山,当广场上大树的影子开始交织在一起,寒冷与黑暗便向广场上的人群袭来。人越走越少;到六点钟,就剩下不到三百人了。新闻记者们诅咒着凶手姗姗来迟,跺着脚,用未戴手套、几乎冻僵的手揉着耳朵。突然,广场南部出现一阵骚动。车来了。
虽然记者们都预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但不少人曾估计高声叫骂是难免的。然而当凶手们在身穿蓝色制服的公路巡警的护送下出现时,人群却寂然无声,仿佛在为凶手竟然也长着人的样子而感到惊愕。两个戴着手铐的犯人,脸色苍白,在闪光灯的不断闪烁中,几乎睁不开眼睛。摄像师们追着犯人和警察进入法院,又跑了三层楼梯,把县监狱大门轰然关闭的一幕拍摄下来。
无人再逗留了。记者和市民各自散去,温暖的房间和热乎乎的晚餐正召唤着他们。当他们匆匆而去,萧瑟的广场上只剩下那两只灰色的公猫。奇迹般的秋天也随之消失了,这年的第一场雪开始飘落。
[1]原单词为ROOMS,“房间出租”的意思。
[2]圣诞节专用花卉,花色大红,在圣诞节期间开得最艳,所以又称圣诞红。
[3]堪萨斯州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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