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么说略显夸张，但就如某位作家所言，犯罪文学是「读者当中最聪明那群人的最爱」，至少佛洛依德就很喜欢榭尔丝的书。表面上看来，这些人与其他读者寻求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刺激与享受。他们大多受人敬重，为什么会读与犯罪、解谜有关的侦探故事，或主角所作所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让读者难以苟同的惊悚故事？

奇怪的是，心理学家都忽略了我们阅读犯罪文学的动机问题。第一篇关注心理层面的文章是利奥波德．贝拉克[33]博士于一九四五年写的〈侦探小说的心理学与相关问题〉（On thePsychology of Detective Stories and Related Problems）。贝拉克博士提及侦探小说的内容时说：「犯罪与侵犯行为容许了本我[34]的冲动，进而产生幻想式的满足。」换句话说，读者可藉此想象自己是罪犯。这么做相当安全，因为「故事与现实有充分的距离，而超我很快就会因接下来的侦查行动与惩罚得到满足」。如今所有读者都知道，对一九四五年及更早期的侦探小说而言的确如此，但与今日侦探小说带来的幻想大不相同。贝拉克后来也曾在评论中指出，侦探是「自我理想的原始化身，是让人实现愿望的超人型角色」，本书也认同这个观点，接下来在第六章会有更详尽的阐述。

这些都是较基本的见解，其中对侦探小说心理分析最具启发性的，是查尔斯．莱格夫[35]一九五七年在《心理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al Quarterly）上发表的文章。莱格夫在文章开头讨论另一名美国心理学家洁萝汀．佩特森－克拉格（Geraldine Pederson-Krag,1901-1995）的假设。佩特森－克拉格认为，侦探小说源于童年时期的「原初场景」[36]。谋杀代表双亲交媾，受害者是双亲之一，线索则象征神祕的「夜间声响、污渍及无法理解的成人笑话」。根据佩特森－克拉格的假设，读者透过成为侦探来满足童年的好奇心，以这种方式来「彻底弥补下意识那无能为力、不安愧疚的童年回忆」。

莱格夫为这个想法添加了有趣的评注。假使受害者是双亲之一，那么犯罪者是谁？肯定是「读者不曾承认过的对于双亲的恨意」的拟人化。因此「读者不仅是侦探，同时也是罪犯」，而「在典型的侦探小说中，侦探或主角会发现自己就是自己在寻找的凶手」。莱格夫以《月光石》验证他与佩特森－克拉格的想法：「在此无需……特别指出印度式橱柜的抽屉、装饰油画与睡衣血渍的象征含义，也不需指出法兰克林在追求瑞秋[37]那段时间还戒抽雪茄的情节。」不过其结论不尽如人意，因为其中虽然充满福尔摩斯式的心理分析论调，但或许是对这类作品不熟，他没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只有某些时期的犯罪故事与他提出的理论相符。早期犯罪小说的主角的确通常是罪犯，近年作品也有不少主角是罪犯，或假扮成罪犯，或行为举止像罪犯。

莱格夫这篇文章收录在他的一本选集中。除了这篇应让更多读者看见的珍贵文章，其他对犯罪小说心理分析有兴趣的作者也不少，只不过他们的文章虽然读来刺激，但推论不够严谨。罗伊．富勒[38]指出侦探小说与伊底帕斯神话部分元素的相似之处：「知名的受害者、初阶的谜语、偶然的爱情元素、逐渐揭露的往事、最意外的凶手。」他表示，侦探小说是「每个作者与读者生命中的伊底帕斯神话替代品，无害且涤净身心」。奥登在某篇文章中表示，侦探小说有种神奇功用，能映照出追寻圣杯的旅程。这篇文章就像烟火散放火花般激发许多联想。根据奥登的说法，最让人满意的侦探小说，其背景设定是田园风，能在乡村更好，这么一来，尸体的出现才会「格格不入，就像狗把客厅的地毯弄得一团乱」。侦探小说具有舒缓我们罪恶感的神奇作用：「典型的侦探小说读者，例如我自己，就是受罪恶感所煎熬的人。」奥登表示，我们生活在法律约束下，大多也遵守法律。根据侦探小说的惯例，看起来有罪的人最后证明是无辜的，看起来没有嫌疑的人却是凶手，我们透过这样的过程逃离现实，回到想象中的原始纯真世界，在那里，我们「知道爱就是爱，不似法律」。

近十年来专注于犯罪小说的评论研究大幅增加，绝大多数以美国作品为主，仅有极少数提及犯罪小说的源起。法兰西斯．倪文斯[39]编的《推理作家的艺术》（The Mystery Writer's Art, 1971）主要讨论的是个别作家，但也收录了威廉．艾德洛特[40]有趣的〈侦探小说的史料价值〉（The Detective St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编的《侦探小说》（DetectiveFiction, 1980）中，精采的〈文类考察〉一章里有四篇文章追溯至一九四○年代，第五篇则是盖文．蓝柏特[41]为小说《危险边缘》[42]写的序言，他在文中所说的正是：犯罪小说是读者生活在「规范日渐增多的社会」中用来逃避现实的方式。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许多文章同样值得一提。

奥登那篇珍贵且极主观的文章认为罪恶是属于个人的，这显然是从基督徒观点写的。我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强化他的论点——富勒。富勒把透过阅读犯罪文学带来的满足感，与原始部落将苦痛转移到另一人或动物身上来进行涤罪仪式的方法连结在一起。在许多社会中，谋杀犯永远无法受众人接纳。他可能会遭驱逐或处以极刑，但绝不会被原谅。有些社会允许对盗窃等非暴力犯罪行为暂不惩处，但就算是这样的社会，杀人犯依然会遭拘捕。杀人犯是彻头彻尾的恶徒，是社会永恒的替罪羊，恶魔一旦现身，苦难便随之而来，献祭则成为必然。杀人犯被视为恶魔的化身，只有死亡才能确保部落得以净化。尼可拉斯．布雷克[43]在一九四○年代写了一篇作品，想象未来有一名像弗雷泽[44]的人，将侦探称为「二十世纪的民间神话」，并以这个观点为基础，深入探讨侦探小说。

人生来便有原罪：阅读犯罪小说的基本动机是宗教性的，透过仪式与象征性的牺牲来除去个人或群体的罪恶。这种企盼并不会永远奏效，真正的犯罪小说迷就像摩尼教徒，认为光明与黑暗——也就是侦探与罪犯——会永无止境地相互抗衡。部落献祭的人或许被视为是神圣的，因此通常在死亡前都必须经过伪装，将人类外观打扮成需驱赶的恶魔模样。侦探小说的操作方式则相反，罪犯刚登场时是受认可的人物，而且往往受人敬重。这个面具要到故事最后才会被扯下来，露出违法者的真面目。侦探就像巫医一样神圣，能嗅出破坏社会的恶魔气味，展开追捕，看破各式伪装，直探事件根源。在故事中将侦探安排为凶手，通常会成为败笔，除了社会因素外（这种作法颠覆了法律），信仰也是重要因素，因为这样的安排混淆了光明与黑暗的力量。

以上所提大部分均适用于侦探小说，但不适用于犯罪与惊悚小说。侦探小说的角色善恶分明，不会改变（坏人装成好人则是例外）。由于警察总是站在光明面，罪犯总是站在黑暗面，因此警察不会殴打嫌犯，罪犯的心理状态也不受重视。从心理学看待近年侦探小说之所以衰退，是因为人的罪恶感衰退了。如果宗教教条里的罪恶意识不存在，如同巫医般的侦探也会因此失去作用。

我们为什么读这些故事：社会学的因素

英美侦探小说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坚决站在法律与秩序这边。不过，不管过去或现在，未必所有故事都符合这个条件。榭尔丝说得相当清楚，她认为早期的犯罪小说呈现了对犯罪者的机智的赞赏之意，侦探小说则「直到大众对法律与秩序产生共鸣」后才随之兴盛。本书的部分细节，会探讨「对法律与秩序产生共鸣」之前的小说，这些作品的主角通常不是侦探，而是恶徒或罪犯。不过，经过柯林斯、加伯黎奥[45]、柯南．道尔与二十世纪作家的发展后，侦探小说的确站在「法律与秩序」的这一边。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榭尔丝所谓的大众共鸣，指的是教育水平更高或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上的人，他们和现行的社会体系休戚相关。从福尔摩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期间的侦探小说，以及安伯勒出现前的惊悚与间谍小说，都可以看到这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社会变革会让他们失去一切。在侦探小说的世界中，体面的人循规蹈矩，智力不算太高，女人只与她们的丈夫睡觉，永远不会烂醉如泥，仆人谨守本分——只会乖乖待在仆役房中。同一时期的惊悚小说角色准则也类似于此，只是再粗俗一点，原因正如布雷克所说，侦探小说的主要读者是「上层阶级与专业人士」，惊悚小说的读者则是社会阶级较低、生活也较不富裕的人。对早期的惊悚作家而言，有色人种无法成为高尚正直的人，后来的左派份子也不会，尤其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热衷不切实际的深奥理论，因此行为举止缺乏运动家精神与绅士风度。他们与斗犬杜蒙相反。沙波[46]表示：「他一身清白、热爱运动、英勇善战。我认为他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以向你保证他永远不会这么做。」杜蒙有时就象是四肢发达的粗人在效颦英国绅士，但几乎不曾打破「坏事均出自激进份子之手」的规矩。莱佛士[47]这名绅士夜贼之所以能为大众接受，只是因为他板球打得好，并于波尔战争中为国捐躯。在法国，亚森．罗苹[48]则透过参加法国外籍兵团来为他的犯罪经历赎罪。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八九○年以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犯罪文学为读者提供一个令人安心的世界，试图扰乱既有秩序者会被察觉与惩罚。侦探是社会的代理人，是唯一拥有高度智慧的角色。按照一般标准来看（也就是读者的标准），他或许可以古怪、奇特，看起来有些傻气，却必须拥有惊人知识，并且无所不能。他通常是业余人士，因为这样读者才能轻易融入侦探角色。在重要时刻，他得以凌驾法律，但若是角色没有这项特权，这么做会受到惩罚。在维多利亚时期与爱德华时期，人们有意识地坚定捍卫社会阶级，对可能会推翻阶级的暴力行为深怀恐惧，尤其担心无政府主义份子造反。在二十世纪之交前后，法国与美国自称无政府主义份子者发起「用行动宣传」的活动，包括暗杀卡诺总统与麦金利总统，以及多起意图谋杀与破坏资产的炸弹攻击，其中有些多少达到了目的。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Tuchman）在其《骄傲之塔》（The Proud Tower）中表示，这些行动引发了各国上层阶级的恐慌。法国无政府主义份子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曾说过：「我们既然制造了死亡，就知道该如何承受。」面对这样的人，象征正义的机器还有办法正常运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