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创举不仅是为其他作家带来可使用的情节元素，更创造了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侦探：奥古斯特．杜宾骑士。他所写的五个短篇可说界定了侦探小说的型式，后世所有侦探小说的情节变化几乎都源自于此，其他人顶多只是在不同处加以延伸。他的侦探小说虽然因众多后世作家而相形失色，但他无疑仍是侦探小说之父。

史学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在警力组织与侦查机构出现前，侦探小说并不存在，另一派则在《圣经》与伏尔泰等各类作品中寻找理性推论的例子，认为这些是早期的侦查难题。根据第一种派别的说法，侦探小说始于爱伦．坡，第二派则认为侦探小说可回溯到历史记载之初。在此我打算用较长的篇幅讲述这如同泥沼般烦人的争论。

有谜题不等于就是侦探小说

关键重点是我们应讨论的是犯罪文学。有人在《圣经》与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找寻关于侦查的片段，但他们找的不过是谜题罢了。谜题是侦探小说的重要元素，但它不等于侦探小说，在犯罪文学里的重要性通常也相对较低。只要想想榭尔丝所谓的史上最早四篇侦探故事就会发现，那些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人物运用了与生俱来的机智，而非侦查技巧。在「苏撒拿与士师」[1]的传说中，但以理利用巧妙的问题向士师们设下圈套，但故事并未交代他何以知道苏撒拿是无辜的，士师们是有罪的。在「彼勒的祭司」[2]故事中，他之所以认定祭司们说谎，是因为彼勒是异教徒的偶像，一切只是出自神学因素。拉姆普西尼托司王试图逮到宝库窃贼的传说[3]，充其量只是与窃贼斗智。海克力斯与卡库斯的故事中虽然有关于足迹的诡计，但其他部分与侦查没有任何关联。

这些历史及神话故事中的桥段，与犯罪文学的本质全然不同。《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都有诡计或谜题元素，通常会出现在主角逃离陷阱这类强调其机智的情节中。在乔叟的〈修女院教士的故事〉[4]（出自一名历史学家之口），公鸡被狐狸逮到，说服狐狸张开嘴，藉此逃脱。这几个故事里的诡计或谜题元素程度相差无几。这类例子当中最有趣的，是伏尔泰的《札第格》（Zadig , 1747）。王后的狗与国王的马不见了，札第格在没见过牠们的情况下，能够说出母狗最近怀孕、左前脚瘸了，还有一对长耳朵，而马有五呎高，马蹄很小，尾巴长度为三呎半等事。他还补充，马蹄铁是银制的，与十一旦尼尔银币一样重，马衔上的饰钉由二十三克拉的黄金打造而成。札第格坚称自己从未见过这两只动物，因此惨遭鞭打。人们找到动物后，他才解释，这些事是透过货真价实的推论得知的。母狗于沙地上留下了乳房与耳朵拖行的痕迹，还有一深一浅的脚印，因而提供了线索。马在五呎高的拱廊处撞落一些树叶，尾巴扫过的灰尘长度为三呎半，在石头上留下的印记则透露了马衔与马蹄铁的细节。伏尔泰的《札第格》这个精采桥段，借用了法国作家马伊骑士[5]于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故事内容。伏尔泰是为了讽刺而模仿，与《一千零一夜》完全不同，他的初衷并非想展现推理的能耐，而是要讽刺世上就是有不可理喻的人。这段精巧的分析推论是想象力的即兴之举，与犯罪小说截然不同。

犯罪文学主要特征首次出现：葛德温[6]的《凯勒伯．威廉斯》

如果暂不讨论诡计与谜团，早在十八世纪便有许多与犯罪事件有关的小说，包括费尔丁[7]的《大伟人乔纳森．威尔德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Jonathan Wild, the great, 1743）、拉德克利夫夫人[8]、查尔斯．马图林[9]，以及外号为「僧侣」的路易斯[10]等人创作的神祕恐怖短篇。不过，费尔丁的作品属于传统流浪汉冒险小说（picaresque novel），描述的是无赖的冒险经历，而非犯罪小说。哥德小说通常会有待解的谜团，这与侦探故事有关，但对事件的解答往往没有太大兴趣。哥德小说家希望藉由主角深陷险境唤醒读者的恐惧与阅读乐趣，因此以神祕事件为元素，并加以强化。对他们来说，解谜并非书里的要务。犯罪文学的主要特征，直到一七九四年葛德温的《凯勒伯．威廉斯》才首度出现。

大卫．麦克拉肯（David McCracken）教授为该书某个现代版本撰写导读时指出：「《凯勒伯．威廉斯》时常被贴上心理、侦探、冒险或追寻（pursuit novel）、政治小说等标签。」这本小说可以证明，试图为犯罪小说过度细分类别绝对会发生问题。《凯勒伯．威廉斯》的内容是谋杀、侦查，而且知晓真相的人不断遭凶手冷血追杀。对葛德温而言，它更是一本解释其无政府主义信仰的著作。正因如此，本书通常不在犯罪小说的严格标准内。然而，只要了解他的创作理念，便能看出本书与现代犯罪小说的精神有多么接近。他曾表示他先创作了全书关于逃亡与追杀的最后一部。「逃亡者不断害怕最坏的情形发生，被焦虑所淹没，追杀的人则利用聪明才智与资源，使受害者始终处于极度恐慌之中。」但应如何交代这场追杀的原因？他在构想之后将这些元素放在第二部，「让一桩祕密谋杀案引发无辜受害者难以抗拒的好奇心，并且投入调查」。接下来，为了让这场冷血追杀变得合情合理，第一部势必得展现出「追杀者……抱持不屈不挠的决心，以出类拔萃的智谋，事事占尽先机」。这种从结果回溯原因、自谜底反推谜团的写作方式，正是犯罪文学的核心，在葛德温之前，没有作家在经过思考后刻意这么做过。

威廉．哈兹列特[11]认为，只要翻开《凯勒伯．威廉斯》，没人能在读完前将书放下，也没人会在读过后忘记此书。尽管如此，或许我还是大致介绍一下情节。福克兰是一名慷慨、受人欢迎的乡绅。他被控刺死粗暴的邻居泰瑞尔，最后获判无罪。泰瑞尔的房客霍金斯父子随后被捕，一同被判绞刑，最关键的证据是在他们住处发现的刀，刀上的断口与留在伤口中的刀刃完全吻合。凯勒伯．威廉斯是本书的叙事者——至少大部分情节都是他——但葛德温还安排了另一名叙事者，这个手法比《月光石》还早一些。凯勒伯是个穷小子，在命案发生后为福克兰担任类似祕书的工作。他怀疑主人与这件案子有关，在无法抗拒的好奇心驱使下，扮演业余侦探的角色展开调查。凯勒伯发现，真相是福克兰杀了泰瑞尔，利用证据嫁祸给霍金斯父子。不久他就遭遣散，并因窃盗罪入狱（福克兰把珠宝藏进他的随身物品里），接着福克兰与手下金斯纠缠迫害他，一路穷追不舍。凯勒伯在慌张的逃亡过程中，曾伪装成爱尔兰乞丐、下层农民与犹太人，但均徒劳无功。故事最后，凯勒伯将福克兰送上审判席，这名乡绅成为待死之人，对罪行坦承不讳，并对控诉者表达了赞赏之意。

《凯勒伯．威廉斯》是出色之作，但还谈不上伟大。书中第二部与第三部相当有趣，不过第一部中，福克兰的高贵品行与泰瑞尔的粗鲁天性之对比，无法说服现代读者。葛德温写作此书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七九三年，他的《政治正义论》问世，这是一本无政府主义理念的雏形作品，葛德温因此一举成名并留名于世。他在书中批评了几乎所有的国家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并对比呈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所谓司法机关，以及没有政府」的世界景象。在法国大革命曙光乍现初期，这个想法获得许多人支持，葛德温一度成为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的知识领袖，地位与行动派领袖汤玛斯．潘恩[12]相当。《政治正义论》描述人类可臻至完美的可能性与信念，而《凯勒伯．威廉斯》原本的书名是《事物本质》（Things As They Are），旨在透过某人欺压他人的故事展现所有法律制度的根本问题。福克兰是个慷慨的好人，在葛德温眼中，他的罪行源自于相信社会制度，而制度则在他犯下谋杀案并试图掩盖时背叛了他。凯勒伯在监狱与逃亡过程中遭受的折磨与迫害，直接原因固然是福克兰，间接原因则是邪恶制度的专制力量压过善良的个人。福克兰被揭发的高潮场景，后来被凯勒伯视为自己造成的严重错误。他在受尽折磨的绝望中也曾祈求法律，原本打算私下对福克兰施予「正义之举」：「就要伸张正义之际，我丧失了信心；这就是我的罪孽，践踏了至高无上的真理。」

《凯勒伯．威廉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它否定了后来侦探小说的所有主张。在侦探小说里，法律是正义的，如同绝对的善，但在葛德温的书中看起来则象是全然的恶。现代犯罪小说的重要元素是揭露官场与官僚的腐败，且时常呈现警察与匪徒的相似之处。《凯勒伯．威廉斯》是犯罪小说最重要的先驱，书中对此同样有所着墨。葛德温的理念，让他强烈主张法外之徒拥有英雄本色。有时他像布莱希特[13]般发声。在此且以凯勒伯加入的窃盗集团的首领雷蒙德之信念为例：「我们是没有合法执照的窃贼，与另一群法律许可的窃贼展开激斗。」书中福克兰的手下金斯是第一个从罪犯变成执法者的角色典型，他因凶残而被赶出雷蒙德的帮派，却以法律维护者之姿受到社会彻底接纳。书中亦有几处尖锐讽刺了金斯这种人的道德标准。

侦探小说双面角色的原型——维多克

前述这部分展现出葛德温具洞察力的特色。以他的洞见，在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14]的《回忆录》（Mémoires）出版前三十多年，理当就要创造出这样一个角色。维多克这名罪犯在一八一一年成为法国保安局第一任局长，后来建立名为「情报事务所」（Le Bureau des Renseignement）的第一间现代侦探社。我们无法从他那大量加油添醋、假他人之手撰写的自传了解太多他的犯罪经历。根据书中所言，他十多岁时偷取母亲的两千法郎，因而踏上犯罪之路，后来加入军队，六个月内与人决斗十五次，又在二十二岁时被判刑八年。「为了成为正直的人」，他决定成为警方网民，写信给巴黎区的首长——外号「老爹」的亨利——表示愿意为其效劳。《回忆录》里的日期与细节混乱，但也不应因此怀疑维多克故事中大部分的真实性。他说他在监狱里担任警方密探二十一个月，并在这段时间内证明了自己对警方的忠诚。在接受安排「逃狱」后，他被任命为保安局局长，起初有四名手下，最后增至二十八人。

他的手下几乎全坐过牢，不断有谣言指出，他们当中有人（或许连维多克也是）会先策画抢劫，然后再自己破案。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依照制度他们没有薪资，但每回抓到犯人均能获得报酬并报销经费。这些确实可能存在的罪行从未获得证实。一八二七年，维多克的上级副首长杜普莱斯（Duplessis）强迫他辞去职务，而接任的人选是他手下最不可靠的前罪犯探员可可．拉寇尔（Coco Lacour）。一八三二年三月，维多克复职，但此后从未得到真正的信任。在一次逮捕数名窃贼的行动后，他的一名手下遭指控为内奸，导致他在十一月再度辞职。后来，当局不时找他碴，他的侦探社最后也因此歇业。在侦探社停业后的二十多年人生里，他写书（或至少为书提供素材）、做些侦查工作，甚至偶尔兼任警方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