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犯罪小说里描写警察与罪犯、罪行与惩罚的态度，反映出作品当时的主流道德观点。由于犯罪文学的基础是让大众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因此犯罪小说作家对于大众喜好的转变比一般作家更敏锐。这种敏锐大多不是刻意为之；他们只是感觉自己关心的事与社会大众极为相似，因而产生共鸣。怀疑克莉丝蒂若晚半个世纪出生，其作品风格是否会有所不同，就像怀疑莎士比亚若生活在现代是否仍会用无韵诗创作。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十年，由于成名的犯罪小说家必须适应截然不同的环境与思维，因此可将此期间视为一段痛苦的挣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犯罪小说发展的分水岭，不仅将女仆、护士的世界与按日计薪的仆人、换宿女工的世界切割开来，更将理性世界与独尊力量的世界加以区隔。古典侦探小说假设人类的行为受到理性的约束，犯罪是个人问题，是社会结构出现了小裂缝。侦探象征秩序的力量，透过一连串推论过程，找出犯罪的个体，于是社会结构裂缝得以修补。国际联盟[1]的存在支撑了这种信念，大多数黄金时代的作家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抱持着同样的信念，往往认为欧洲不会发生战争，无论哪一年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他们承认，不同的世界的确存在。在那个世界里，力量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不只一个国家以不合理的律法来统治人民。那比较接近《红色收获》中的世界，而非《校友之夜》或《希腊棺材的祕密》里的。作家不愿有这样的想法是十分自然的事，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犯罪小说的特质显然还是因为这个有原子弹的世界而有所调整。小说作者后来当然还有其他必须适应之处，包括药物泛滥、遣词用字与道德标准的宽松、以拷打当作审讯方式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最决定性的改变。在那之后，犯罪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

昆恩与白罗的转变

当时成名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笔下的「大侦探」。就象征意义来说，这些侦探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就现实面而言，实际调查在科学与法医鉴识的协助下变得更准确、更重要，这些侦探也因而更显荒诞。英美两地的警长求助于无精打采的私家侦探，请他们利用研究外西凡尼亚民谣的空档，解决苏格兰场或纽约警方的一流警探也困惑的谜题——这类的概念已变得愈来愈可笑。然而，「艾勒里．昆恩」如何能牺牲艾勒里．昆恩？玛格丽．艾林翰又如何能放弃艾伯．坎比恩？此外，还有其他不合时宜的麻烦必须面对。汉密特有一次准备向演讲观众介绍艾勒里．昆恩时，以这个问题当作开场：「昆恩先生，如果你最知名的角色有性生活，可否请你谈谈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绝不会有人提出这种问题。大家接受福尔摩斯有厌女症，白罗是上了年纪的单身汉，昆恩虽是会受女性美貌影响的角色，但也不会陷入情感纠葛。到了一九五○、六○年代，众人皆认为人会有真实与（或）幻想中的性生活，因此已经不会出现像上面那种单纯的答案了。如今，艾勒里那种纯粹柏拉图式爱上甜美女性的描述，会显得像在暗指性无能；阿奇．古德温与尼洛．伍尔夫一家人之间似乎也暗藏着含糊不清的性关系……在此无需举出更多例子，便能清楚说明汉密特的问题尖锐指出了「大侦探」宛如神话的本质。针对这点，昆恩则回答，在这么多年之后才帮艾勒里安排妻子、女友或性关系，会让读者无法适应。这话的确属实，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大众也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不同作者有不同应对方式。有人完全忽略这个问题，例如卡尔的基甸．菲尔与亨利．梅瑞佛气喘吁吁走入战后世界，像老旧车辆在杂草丛生的小径行驶般吃力。然而，丹奈与李毅然尝试放弃得心应手的创作模式。从《灾难之城》（Calamity Town, 1942）开始，昆恩系列的故事背景经常设定在莱维尔小镇，那里「有婆娑的榆树、散落的鹅卵石和蜿蜒的小街，半隐于农作的山腰谷，紧靠着新英格兰最威严山脉那宛如母亲般的腹地」。在《灾难之城》、《从前从前有个老女人》（There Was an Old Woman, 1943）与《凶手是狐》（The Murderer is a Fox, 1945），他摒弃造作的安排，采取几近自然主义的写法。这些作品有许多值得赞扬之处，真正的成就在于为推理小说找到新的处理方式。

不过丹奈与李仍无法放弃艾勒里。他不再戴夹鼻式眼镜，有时父亲也不在身旁，但艾勒里依旧在。这个黄金时代的人物，在这对表兄弟尝试创作的小说中显得格格不入，故事的其余角色则变得更细腻真实。艾勒里并未于《玻璃村庄》（The Glass Village, 1954）中登场，这部小说试图批判麦卡锡主义，但由于情节部分采用较戏剧化的方式，因此丧失了不少原本希望达成的效果（新英格兰地区某个小村庄的居民抓到一名命案嫌犯，痛殴对方，差点致他于死，接着又组成私人法庭审理他的谋杀罪嫌）。或许采用自然主义写法能让《玻璃村庄》更加成功，但那时丹奈与李已放弃自然主义与莱维尔。在《十日惊奇》（Ten Days' Wonder, 1948）与《双面莱维尔》（Double, Double, 1950），幻想性的构思取代了角色刻画，虽然有人或许会欣赏这两部作品的灵巧，但书中依旧有些不合情理之处。《另一边的玩家》（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1963）的故事前提，是各自住在自己「城堡」里的四名表兄弟一一遇害，和范达因的作品相较下更为荒谬。虽然昆恩后期作品中时常运用宗教象征元素，但这点也无助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昆恩非常出色，其最优秀的小说正是聪明绝顶的早期作品，以及莱维尔镇的相关故事。这些故事有高度的潜力，只是丹奈与李未能好好展现。

白罗的变化则相当巧妙。他修了胡子，调整了说话方式，正如克莉丝蒂所说的，他变得「愈来愈像私家侦探，而非忙着四处打听的间谍」。她的读者仍持续追随，只是作家以自己的标准来看，似乎对此仍不够满意，因此在将一些小说改编为剧本时删去了白罗，并从第二个系列侦探玛波小姐身上找到满意的处理方式。玛波小姐自一九三○年首度登场以来，一直在众多案件中平稳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编织毛线与案情。从非创作者角度来看，玛波小姐比白罗还不写实，但创作过程难免总有起起落落，克莉丝蒂的确也调适得比同时代大多数作家更好。

更像平凡人的名侦探

有些作家不只让笔下侦探变得圆滑，还让他们更接近寻常人。派崔克．昆汀[2]笔下的剧场监督彼得．杜鲁斯，还有艾德蒙．克里斯宾[3]的乔维斯．费恩教授都不是侦探，却总被卷入事件之中，是能让人开心也能理解的角色。不过，说穿了，他们只是过去「大侦探」的影子而已，就像奈吉尔．史传吉威与尼洛．伍尔夫的后期形象只是其战前的微弱残像。然而，如果他们没有特别杰出之处，为什么需要业余侦探？艾林翰肯定想过这个问题，她以过人技巧，将早期作品中的坎比恩从接近温西或伍斯特的形象，转化为更严肃成熟的角色。她在《验尸官的洋泾滨》（Coroner's Pidgin, 1945）[4]中强调了他的大智若愚：

他过于消瘦的脸上有几条新增加的皱纹，随着这些皱纹的出现，他过去有些容易让人误会的神情消失了。不过，微微上扬的薄唇，以及淡色双眼中时常出现那种假装惊讶的迷人眼神，依然还在。

坎比恩在后期作品里的戏份不多，那些故事背景均带着史蒂文生式的冒险浪漫氛围与一丝恐怖气息，并完全成为故事的核心。从《门庭若市的丧仪社》（More Work for the Undertaker, 1948）可看出，艾林翰在保留解谜元素的同时，如何跳脱传统犯罪小说的模式。至于她最好的作品《烟中之虎》（The Tiger in the Smoke, 1952）则彻底打破传统手法，写出关于猎物与猎人的高水平惊悚小说。不过就和昆恩晚期的最佳作品一样，这些小说同样让人觉得，如果能舍弃属于早期那个不同世界的侦探角色，作品的表现势必会更加出色。

艾林翰试图撰写具侦探元素的小说，奈欧．马许则完全不同，她想说的只是侦探故事。她对潜藏于平常社交活动当中的暗流汹涌具敏锐观察力，因此让人更期待她的创新。《受诅的预言剧》（OpeningNight, 1951）[5]的前半部对新戏上演前的尔虞我诈有精采描绘，而这一切自然是为了铺陈即将发生的命案。我们希望命案发生后这本书也能保留相同调性，让角色的问题可以妥善解决，并像开头时一样精采。可惜令人失望的是，马许在警方调查与审讯嫌犯的过程中回避了真实的情感层面。温度降低，阅读情绪也就随之流失了。

在《人在异乡》（When in Rome, 1970）[6]与《如他所绘的黑色》（Black as He's Painted,1974）等后期作品中，她同样回避了角色本身的问题。奈欧女爵以谦虚而迷人的方式自我辩护，说自己总是会预先想好两、三个想写的角色，接着才让他们卷入暴力事件，然而「（一名小说家）愈深入、诚实分析自己的角色，（她）不得不让罪犯使用的阴谋诡计就会愈让自己深感不安」。至于回避角色情感的部分，她则回答，这「原本就是同类作品中最容易受限的部分」。言之有理，但仍显不足。其他作家也试图在作品中化方成圆，致力完成这点，可惜马许不在其中，也并未更认真运用自己的天赋。

关于派崔克．昆汀与艾德蒙．克里斯宾，前面已经提过。昆汀的作品有一种典型的有趣发展。理察．威尔森．韦伯与休．科林翰．惠勒合作写了几本书，两人使用的笔名有Q．派崔克（Q. Patrick）与乔纳森．史泰格（Jonathan Stagge），作品还算不错，但称不上杰出的黄金时代作品。派崔克．昆汀这个名字看似源自另一个笔名，但以昆汀为名的作品，几乎从一开始便远胜过派崔克与史泰格的著作。昆汀所有小说的书名后面都有「谜案」两字，十年下来，填在「谜案」前面的词包括「愚人」、「演员」、「木偶」、「荡妇」、「恶魔」、「朝圣者」……等。到了一九四○年代末期，谜案系列与乐观的主角彼得．杜鲁斯连同其他笔名一起被抛弃了。昆汀后期的作品，有些是韦伯不再与惠勒合作后由惠勒个人独立完成的，这些后期作品在调性上变得更加严肃，写作手法亦更为精湛，书中甚至不会出现调查人员。这些作品所挖掘的深度，仍不足以称为严肃的犯罪小说，但对于有合理犯罪动机的人则有过人的观察。从同类小说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都合情合理，但像《十日惊奇》之类的作品则相反。昆汀后期的作品水平平平，《齐人之福的男子》（The Man with Two Wives）与《朗纳德．薛尔顿的妻子》（The Wife of Ronald Sheldon）[7]是其中最好的两本。最后一本以昆汀之名发表的小说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在那之后，惠勒便转向剧场与电影的编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