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复兴与美国有直接关系，其中一部分还与汉密特、钱德勒及他们的追随者有关。不过比汉密特与钱德勒领军风格更重要的，是创办于一九四一年的《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这是一本只刊载犯罪与侦探短篇的刊物，对于犯罪短篇发展的影响不亚于早期的《海滨杂志》。就算没有《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肯定也会有人撰写短篇，但若真是如此，那些短篇势必也不会如此多元、有趣。

衰退期的微弱星光

《昆恩精选辑》出版于一九五一年，内容是「透过此文类自一八四五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百零六本书来展现侦探－犯罪短篇小说历史」，书中看不见任何长篇取代短篇成为文类主流的暗示，也并未道出短篇水平衰退的状况，反而像高唱凯歌似的，列出「第二黄金时代」到「第一现代期」、「第二现代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状况。这种论点出自昆恩的狂热之情，而非理性分析。黄金时代的短篇水平迅速下滑，最后甚至连数量也随之减少。

其中一个原因已于先前提过。刊载短篇侦探小说的杂志销量下降，速度虽然缓慢，但持续下滑。《海滨杂志》多年来始终坚持过去为杂志带来成功的方式，持续刊登短篇小说，不过就如历史研究者所公认的，那些作品无视于一九二○年代「新的贫穷阶级、大型乡村庄园的衰退与大罢工事件」，以及所有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不自在的事物。柯南．道尔的最后一篇短篇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虽然当时犯罪短篇仍持续推出，但除了少数例外，大多均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的作品。直到一九三○年，《海滨杂志》仍由维多利亚时期便开始负责的格林豪．史密斯掌管编务，但始终不见起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行量跌至八万本，虽然外观变得现代化，但这本与福尔摩斯一同茁壮的刊物，在马罗的时代并没有值得存在的理由。一九五○年三月，杂志推出最后一期，当时几乎已无新的短篇问世，但杂志仍不断伫足于往日时光中。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停刊好一阵子前，他们还刊载了由仿作大师罗纳德．诺克斯撰写的福尔摩斯短篇，连插画也采用了席德尼．佩吉的风格。

在美国，报刊文章从短篇小说变成长篇连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曾刊载「思考机器」与「布朗神父」系列短篇，但一九二七年连载美国作家法兰西丝．诺伊斯．哈特（Frances Noyes Hart, 1890-1943）的长篇《审判贝拉米》（The Bellamy Trial）时，则为他们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星期六晚邮报》持续连载莱茵哈特、克莉丝蒂、史陶特与其他作家的众多犯罪长篇。同样在一九二七年，《斯克里布纳杂志》由于连载范达因的《金丝雀杀人事件》，杂志的销售量暂停下滑。这些杂志与同时期的其他杂志，均很少刊登篇幅像福尔摩斯经典短篇那样的故事。

尽管对杂志来说，长篇连载变得比刊登短篇重要，但也不代表短篇没人写，或失去发表途径，顶多只是对短篇的需求变少。在美国，以短篇小说为主的纸浆杂志于那段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字数约莫两千字或更短的「极短篇」也大行其道，可在搭乘巴士或火车回家的路上轻松阅读。这样的篇幅没有发展情节或角色的空间，除了打造一个吸引人的概念外，几乎没有发展任何元素的余裕，例如一个理当已聋的人却能听见另一个房间里的私下对话，或是据称在过去一周与外界全无联系的人，却能得知两天前的足球比赛结果等。这类有趣的故事，无论作者或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娱乐效果，但如果仅以此为本，也很快就会让人厌腻。

不过，这段时期短篇之所以衰退，并非只是因为编辑需求所带来的改变。犯罪小说家很快就发现，对他们来说，构思一篇短篇几乎与一部长篇同样吃力，而且报酬远远不及长篇。不过在此必须再度声明，这里不该单纯过分强调其中的经济因素。艾林翰、柏克莱、卡尔、昆恩、榭尔丝、范达因（这些作者名字都是我信手写下的）都习惯了长篇舒缓的节奏，他们可以累积许多嫌疑犯与疑点，最终在揭晓谜底与解释时，或许就得花上三十几页来描写。因此，有些犯罪小说作家从未尝试撰写短篇，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很少有作家将短篇当作主要创作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有部分短篇极为优秀。这些作品的优点不像柯南．道尔那样擅长发展场景与角色特质，也不是却斯特顿那种透过似是而非的观点来揭露真相的作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篇作者，只是聚焦在透过巧妙的侦查手法来描述谜题与解答而已。在短篇的限制下，作者为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乐趣，其中又以昆恩、榭尔丝与卡尔的作品最为杰出。就某些方面而言，其实短篇是比长篇更适合这项文类的创作长度。在短暂的悬念过后，让人大吃一惊的结局所能带来的乐趣，其实就与长时间的悬疑效果一样。

昆恩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出色的短篇，是早期极力追求推论元素的著作，收录于《昆恩系列探案》（The Adventures of Ellery Queen, 1934）与《昆恩再次出击》（The New Adventures of Ellery Queen, 1940）里的作品，全都绝对公平，完全以谜题为主，就像大多数正统爱好者所期望的那样。例如，收录于《昆恩系列探案》中的〈有胡子的女人〉（The Adventure of the Bearded Lady），便是解谜故事的完美范例，一切安排得宜，虽说构思单纯，却也难以识破。书中一半的作品几乎都同样优秀，而且技巧都极为高超。昆恩晚期的一些短篇也很有趣，不过，由于结构松散，又缺乏更优秀的深度来加以弥补，因此大多不及前两本短篇集当中的作品。卡尔的短篇大部分是他密室长篇的浓缩版，有时还因为浓缩而更为讨喜。其中最好的作品，可能是以卡特．迪克森之名推出的短篇集《怪奇案件受理处》（The Department of Queer Complaints,1940），可惜亨利．梅瑞佛系列中极为精采的〈妖精林之屋〉（The House in Goblin Wood），或是以爱伦．坡为侦探的优秀仿作均未收录其中。

榭尔丝的短篇故事主题，具有她大多数长篇欠缺的轻松感，也没有温西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举止。在三十页的篇幅里，没有空间安插温西与邦特的对话，这点让人深感庆幸，不过，对于视榭尔丝为半写实主义作家的人来说，其中还是有些地方肯定会让他们感到奇怪。「滚回你的战争部去，就说我没有什么方案。」一名法国保皇党员对温西大声说：「希望上帝能防止这一切发生，但要是我们两国之间真的发生战争，我肯定会站在法国这一边。」这个段落出自〈品酒的差事〉（The BibulousBusiness of a Matter of Taste）这则荒谬但有趣的短篇，其中有三个温西出现在一座法国酒庄，透过品酒并说出酒的年份来证明自己的身分。这则短篇收录在《彼得爵爷查看尸体》（Lord Peter Views the Body, 1928），书中还收进了极为骇人的〈铜指人〉（The Man with the Copper Fingers），以及〈阿里巴巴的洞穴开采冒险记〉（TheAdventurous Exploit of the Cave of Ali Baba），此书开头描述报纸刊载温西的死讯，但他随后却又参加了某个未提及名字的祕密社团。《刽子手的假期》（Hangman'sHoliday, 1933）中收录了巧妙的〈镜中影像〉（The Image in the Mirror），以及不太像榭尔丝风格（没有侦探登场）的有趣短篇〈知道怎么做的人〉（The Man WhoKnew How）。《反抗证据》（In the Teeth of the Evidence, 1939）中则有两则优秀的短篇，故事里的温西颇为沉默寡言，此外还有几篇零散的独立作品，包括十分有趣的〈巴德先生的灵感〉（TheInspiration of Mr. Budd）。就整体来看，这些短篇显示出如果榭尔丝没有爱上自己的侦探，或许会成为作品更生动、也更杰出的犯罪小说作家。

上述提到的大多数短篇只是这些作家长篇才华的副产物。这个说法同样可用在其他以长篇为主的犯罪小说家身上。白罗与玛波小姐系列的短篇远远不及长篇，艾林翰的坎比恩系列也是。写实派作家的一些短篇集并未比他们的长篇优秀。《昆恩精选集》中提及的一些其他著作，只不过是作家在最多产时期大量生产的著作而已，或是像路易斯．高丁[1]与达蒙．鲁尼恩[2]等人的著作一样，作品重心与犯罪小说通常重视的其实相去甚远。如果只求故事有犯罪与惩罚的元素，那么不该忽略威廉．杰哈迪[3]的极短篇杰作〈坏结局〉（ABad End），或安布罗斯．比尔斯[4]的短篇集《真有这样的事？》（Can Such Things Be?），只是这些短篇真正的重点均不在这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少有作家像柯南．道尔、却斯特顿与福翠尔那样将短篇当作主要的表现方式。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英国侦探小说家H．C．贝利（H. C. Bailey, 1878-1961），他第一部以瑞吉．福腾为主角的短篇集发表于一九二○年，接着又推出其他几本短篇集，以及一些福腾系列的长篇，还有几本以假装正直的无赖律师约书亚．克朗克为主角的长篇。福腾系列短篇在一九三○年代初期极为成功，贝利因而跻身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半神话式人物的「五巨头」（BigFive）之一，其他四人是克莉丝蒂、克劳夫兹、傅里曼与榭尔丝。贝利如今已不受重视，虽然偶尔能在合集中找到他的几篇短篇，但大多作品均已绝版。我认为福腾系列作品可笑荒谬，令人难以忍受，故事也总是装模作样，时而愚蠢，时而晦涩，像我这类的读者应该都有共同的理由忽视他的作品。为防止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在此列出其他评论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贝利的「谜题相当合理」（詹姆士．山多语），很少有作家能打造出「构思更精巧或更能蒙骗读者的诡计」（海克拉夫语）。

F．丁尼生．杰西的《索朗吉的故事》（The Solange Stories, 1931）偶尔会被列入极出众的范例，但此书尽管简洁轻快地写出一名对坏事特别有警觉心的女侦探，故事本身却单薄得令人大失所望。戴利．金的短篇集《好奇的泰伦特先生》（The Curious Mr. Tarrant, 1935），以及T．S．史崔伯林[5]以亨利．坡乔利为主角的短篇集《加勒比海的线索》（Clues of the Caribbees, 1929）都十分有趣，但由于对他们过度期待，反而令人失望。坡乔利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讲师，他卷入的案件发生于海地、马丁尼克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几个地方。故事本身不值一提，但设定别出心裁。在篇幅最长的一篇故事里，有「美国最伟大巫毒调查员」之称的坡乔利，必须向海地的黑人证明巫毒教不过是一种迷信；在〈通往贝纳雷的路线〉（A Passage to Benares）中，他则成为一桩谋杀案的嫌疑犯。虽然故事暗示他在真凶招供前便被送上绞刑台，但他仍活了下来，陆续侦办了许多案件，并收录于《艾勒里．昆恩推理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