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与四方—边缘的等级世界秩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华夏对夷狄”的华夷等级秩序和“宗主对藩属”的“封贡”等级秩序。同样，这种秩序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华夷之别”主要是文化上的。这种说法只是越到后来才越具有更多的真实性。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地理上”的意义与“文化上”的意义是合而为一的。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本身就被认为是优越的，它构成了华夷的天然分界线。为了保持地理和政治上的华夷界限和内外之别，帝国相应地就产生了守护“华夷秩序”和“严中外之防”的思维方式，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反对“以夷变夏”，坚持“以夏变夷”，强调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扩展。[20]中心对边缘的界限，也就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华夷之别，还包含有“民族”上的“优劣”差异[21]，这也是一般谈论华夷之别所忽视的。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说法，显然就是从民族上来区分本族与外族的界限。中国传统有所谓“人禽之辨”，当这种辨别被运用于一个族群自身时，它的意义就纯粹以是否具有“礼义”等道德属性来区分了。但当它被运用到本族与他族的时候，二者之间所具有的“民族”差异，有时就被视为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他们被中国人认为具有动物般的品性。也就是说，其他族群不仅在民族上是劣等的，而且甚至丧失了人类的资格。这也就是中国人在指称“异族”的汉字上往往加上动物性“偏旁”的原因。在19世纪的中英冲突中，中国官员在描述英国人时，就以野蛮的动物品性来看待他们，但又抱着化导他们的期望：“冀以情理之真诚，化犬羊之桀骜。”[22]自觉起来或被动员起来决心抵抗英国人的广东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一开头就说：“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抢夺为强。”与采取强硬方针的林则徐不同的琦善，试图采取软化的笼络方法以使英国人停止他们的强权行动。他也断定英国人的本性是很难驯化的：“窃查英夷素属外化，久著横名，故凡海外诸邦，莫不为其所困。……该夷之凶顽难化，习与性成。”[23]从把夷人当成野蛮人甚至是动物的歧视性意识中，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在与外部族群的交往中，何以会常常使用“羁縻”和“驾驭”这一类与驯服和笼络“牲畜”一样的词汇来表示对待和处理与他者关系的一种方式。[24]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对《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说的“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所做出的简明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司马贞的这一解释，与唐代通行的“羁縻”制度及其运用十分相合。[25]唐代设立许多“羁縻府州”以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原因可能是唐代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冲突都是空前的。唐人相信用像笼络动物一样的手段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用武力更为有效。唐太宗对吐蕃掠夺边境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欲亲征，他的得意大臣苏颋向他进谏的就是“羁縻”之策：“吐蕃盗边，诸将数败，虏益张，秣骑内侵。帝怒，欲自将兵讨之。颋谏曰：‘古称荒服，取荒忽之义，非常奉职贡也。故来则拒，去则勿逐，以禽兽畜之，羁縻御之。譬若猎然，羽毛不入服用，体肉不登郊庙，则王者不射也。况万乘之重，与犬羊蚊虻语负胜哉？远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见矣。’”[26]很明显，苏颋这里所说的“羁縻”策略，就是要用笼络和驾驭牛马的那种方法来对待吐蕃。在明清帝国与欧洲诸国的交往中，“羁縻”和“驾驭”继续被作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虽然交往的对象已经变了。19世纪40年代前后，在日益加剧的帝国与英国的冲突中，当帝国统治者意识到武力很难迫使“英夷”顺从时，转而又选择“羁縻”和“驾驭”这种温和的策略以使“英夷”就范。已被撤职的林则徐，仍为帝国与“英夷”之间的冲突而忧虑，他抱着对帝国的忠诚上奏皇帝（但皇帝已经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认为对付凶顽的“英夷”不能采取笼络的手段了，应该断然给以更严厉的打击：“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27]

“羁縻”、“驾驭”或“控驭”虽然带有很强的歧视性和侮辱性，但它们仍然是与帝国所谓的“怀柔”和“绥抚”属于同一层次的外交思维方式，广义上它们都是属于“恩威”、“德刑”和“教诛”这种二极结构中要优先选择的“施恩”、“以德”和“教化”这一极，只是“怀柔”和“绥抚”看上去没有直接的歧视性，它包含着类似于上下等级中上级对下级给予爱护和体恤的一种心理。与使用“羁縻”和“驾驭”这种歧视性语言类似，“内尊外卑”的等级外交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对外交往中常常使用歧视性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以严格区别内外彼此的界限。如称呼欧美国家的名字和欧美人的名字，往往在这些汉字前面加上“口”字偏旁（这种做法是从清代开始的），如把“英吉利”写成“咭唎”[28]、把“美利坚”写成“咪唎”、把“荷兰”写成“嗬囒”等；有关人物的译名，有所谓美国的领事“吐哪”、荷兰的总管“噃吧”等。我们还没有了解到是谁想出了这种方法以及他的具体考虑，但大致上可以说，人们这样做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不让这些国家及其人物的中文译名具有积极和美好的联想。马士（Hosea Ballou Morse）通过“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译法，说明了这种歧视性的意识和做法：“中国人在英译外国人的名字的时候，避免使用那种令人发生快感的字，或是像一个中国名字，也就是真正有文化意义的名字的字，以表示其高尚。所以有一次事件使得律劳卑很不满，就是当伍浩官依照惯例用一张名片通知他将前来拜访时，在名片上他不使用马礼逊博士的英译去写律劳卑的名字，而用了另外三个字，那些字如果翻译出来是‘劳苦卑鄙’的意思——其情形好比是把政治家李鸿章的名字用英文译为‘讲假话，用锁链吊起来’（Lie hung in Chains）而不把它意译为‘伟大文雅的李树’。”[29]实际上，其他的对外国及外国人的像“红毛国”“洋鬼子”“番鬼”等诸如此类的称谓，都表明帝国在歧视地描述外部世界方面是不乏想象力的。

清代帝国与英国交往过程中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对帝国的一系列歧视性方式和行为不能接受。在早期，英国一般是容忍帝国的不平等交往语言和仪礼，当时的英国还不能想象改变帝国的朝贡体制和世界秩序。不像荷兰那样，英国从来不承认它是中国的朝贡国，但它也无法在朝贡体制之外（对帝国来说这也违背了“一视同仁”原则）来处理与帝国的外交关系。英国1793年第一次派出的马嘎尔尼（Earl of Macartney）使团和1816年第二次派出的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使团，他们理所当然地是把自己作为与帝国平等交往的使节。但是，在帝国看来，他们不言而喻就是“贡使”。因此，接待和照料他们的帝国官员不容置疑地就在运送“礼品”的车辆上都插上英吉利“贡使”的旗子。英使的不愉快是自然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假装糊涂，默许帝国的做法，他们不想为此与帝国发生冲突而妨碍他们尚待完成的重要使命[30]；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帝国官员认为他们“本来”就是“贡使”的惯常意识。当然，英国一直也在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平等性”地位，在送给帝国的礼品清单上就写着“钦差”的字样。乾隆看到这种只有帝国皇帝和他才有权使用的“钦差”字样竟被英国人使用，他严肃地在上谕中告诫他的大臣说：“此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咭唎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31]乾隆不知道英国人使用“钦差”完全是有意识的，英国早就认为自己是“与天朝均敌”的，而不是简单地仿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使节觐见的“礼仪”问题。对于帝国来说，马嘎尔尼作为贡使向帝国皇帝施“跪拜礼”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其他国家的贡使都是这样做的。但马嘎尔尼则以对中国皇帝行礼不能超过对本国君主的礼仪为由，要求行单膝至地和吻皇帝手的礼节，拒绝行“三跪九叩”礼节。这当然让帝国深感不快，乾隆做出的反应是要求降低对英国使节的接待规格。最终帝国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允许马嘎尔尼行单膝至地礼，但不吻皇帝的手。阿美士德在礼仪问题上再次与中国的礼仪体制发生了冲突。他开始时的犹豫使中国官员相信，他最终是会按照“跪拜礼”觐见皇帝的。中国官员千方百计劝说要他接受这一礼仪，但他最后拒绝这样做。当嘉庆皇帝已经准备好接待他时，他仍然坚持，自称有病，以免觐见行“跪拜礼”。嘉庆传谕接见副使，但副使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一气之下，嘉庆就下令使团马上离开北京。英国使节之所以拒绝行“跪拜礼”，目的是要以这一重要礼仪上的自主性立场向帝国表明，英国与中国是平等的国家，英国不能接受中国单方面施加给它的礼仪要求。[32]在外交场合，身体的礼仪动作实际上是一种象征，它体现着两国之间交往关系的性质。但由于“跪拜礼”不是“单单”施于外部世界的，因此不能简单说它就是对外国的不平等待遇。与外部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只能放在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中来理解。在中国—宗主国与外藩—臣属国这种世界秩序下，其他国家当然不能与帝国具有平等的关系。而对皇帝的“跪拜礼”，首先是作为帝国内部的礼制秩序，这一秩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包含有君臣上下等级和尊卑的意义。但是，当这一礼制同样也被施于外国使节的时候，它却同时具有“王化无外”的统一世界秩序的意义[33]，如果帝国对外国使节采取不同于内部的礼制，反而更容易显示出不平等的差别对待。从这种意义上说，英使像中国大臣一样对中国皇帝行“跪拜礼”，比之于对他们实行差别待遇却更为平等。因此，英使拒绝行“跪拜礼”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英使要通过冲破“跪拜礼”以显示英国具有不受帝国约束的平等地位。后来当西方把它的外交礼节强加给中国的时候，即使这些礼节是合理的，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平等的。英国使节和后来的评论者对“跪拜礼”抱有强烈的反感态度，还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何伟亚引述说，184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亚当斯在一次演讲中对中国的“跪拜礼”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们只对’自然法则和上帝‘下跪’。换言之，基督教国家的民众不膜拜凡人。亚当斯说，中国人认为可以在‘侮辱和贬低’的基础上与人交往，这种‘傲慢和不堪忍受’的态度，正是引起中英冲突的惟一原因。”[34]西方人把下跪看成是家臣和奴仆的义务，认为下跪就意味着服从。但屈服时的下跪，不同于出于表达谢意的跪拜。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跪拜是对恩情的回报和致谢方式，并不简单地就是表示等级性和服从。围绕“跪拜礼”所引起的争执，就像后来围绕禁止鸦片发生的冲突一样，都不是中英之间对抗的核心，核心是英国要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的“宗藩”世界秩序和朝贡制度。即使没有跪拜礼仪和禁止鸦片之争，中英之间的冲突仍势必爆发，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和以什么方式。作为一个新的世界帝国，英国已经不能再继续容忍一个老的而且没有生气的帝国的“驾驭”了，不管这种驾驭在帝国看来是多么合情合理。难以改变的跪拜礼仪秩序最终还是改变了：“光绪十六年，驻英使臣薛福成奏陈：‘各使觐见，须定明例。凡使臣初至一国，其君莫不延见慰劳，使臣谒毕，鞠躬退，语不及公。此通例也。顷闻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昔年英使威妥玛借词不令入觐，致烟台条款多要挟，靳虚文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今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援据以行。若论礼节，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中礼西礼，假以便宜。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云云。自是遂为定例。”[35]随后帝国对接待公使的地点和乘轿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规定。[36]需要指出的是，帝国对外礼制的改变基本上是身不由己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人反过来又把他们的礼仪强加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