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详细讨论这一问题的地方，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早期与外部世界接触时对礼仪所持的固执性立场。

[3]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五《礼部·朝贡·朝仪》，贡使觐见时行“三跪九叩”礼。

[4]参见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上册），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0页。

[5]庞迪我等阐述他们的动机说：“臣伏蒙圣恩，豢养有年，略通经书大义，如蒙钦命发下原书，容臣等悉译以中国文字上呈圣览，即四方万国地形之广袤，国俗之善恶，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一览无遗。非独可以广见闻，抑可以裨圣治矣。”（谢方：《职方外纪校释·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页）

[6]参见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上册），管震湖译，第557页。

[7]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页。

[8]刘献廷坦率地承认，只是从利玛窦东来之后中国人才知道“地圆”的说法（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页）；李之藻从全图中“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浅”，并相信艾儒略对他所说的“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第6～7页）。

[9]瞿式穀：《职方外纪小言》，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第9～10页。

[10]谢和耐在这方面的看法通情达理，他肯定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积极性，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人有理由不接受他们不愿接受的东西：“中国从未为了采用基督教文献中的形象而认为宇宙是按一匠人一劳永逸地制造一件物品的方式形成的。”（安田朴、谢和耐等：《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昇译，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73页）

[11]徐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三，夏瑰琦校本，第185页。

[12]如《明史》对五洲说评论道：“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列传·外国七》）

[13]《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四》在怀疑南怀仁的《坤舆图说》有依仿中国古书之嫌的同时也说：“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

[14]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等译，第180页。

[15]同上书，第180~181页。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2页。

[17]石介：《中国论》，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18]可以看一下班固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据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汤因比的以下说法是否恰当了：“这种秩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人的行为同其环境之间一种不可思议的契合……其奇妙之处就在于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后者就成为观照的对象，有时也成为改变的对象。”（《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

[19]《记南怀仁答问》，见《榕村集》，收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2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0]如明太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21]对帝国来说具有讽刺情调的是，作为华夏族主体的汉族，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受到征服它的异族的歧视性、侮辱性对待。（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249页）在清代的“满汉之别”中，汉族所受到的歧视和差别对待，恰恰就成了革命派动员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旗号。革命派的排满民族主义，就是要求恢复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正统。

[22]《两广总督卢坤巡抚祁奏》，见蒋延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8页。到了19世纪60年代，王炳燮还常常认为西方人有犬羊的本性，参见《毋自欺室文集》卷七。

[23]《琦善奏探询英国各情形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77~479页。

[24]有关古代中国“羁縻”制度和方式的较详细情况，参见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2~474页。

[26]《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列传》第五十。又《新唐书》卷九十九《列传》第二十四亦载：“大亮上言：‘臣闻欲绥远者必自近。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属者突厥倾国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变其俗，而加赐物帛，悉官之，引处内地，岂久安计哉？今伊吾虽臣，远在荒卤。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怀德，永为藩臣。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所谓行虚惠，收实福。’”

[27]《林则徐又奏密陈洋务不能歇手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531页。

[28]另，如对英国公文中所提到的三个地方的译名是“呀囒哋嘧吨囒哂嗳”（《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译出咭唎国字样原禀》，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掌故丛编》第1辑，景山西大高殿，民国十九年，第3~4页），这看上去像一种密码。

[2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144页。

[30]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60页。

[31]《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军机处给徵瑞札》（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见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62页。

[32]有关这方面，何伟亚做了有趣的但不一定是准确性的分析。参见《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24~227、230~242页。

[33]当然，帝国对礼仪有时也采取富有“弹性”的立场和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地坚持已确定的礼仪制度。清代对外人的“跪拜”礼制要求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地被遵守。《清史稿》载：“康熙初，外洋始入贡，中朝款接，稍异藩服。南怀仁官钦天监，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间，罗马教皇遣使来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握手。乾隆季叶，英使马格里入觐，礼臣与议仪式，彼以觐见英王为言，特旨允用西礼。”（《志》六十六《礼》十《宾礼》）

[34]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37页。

[35]《礼》十《宾礼》，见《清史稿》卷九十一《志》六十六。

[36]《清史稿》记载：“二十七年，联军平拳匪，各国挟求更改礼节。谓各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行觐见者，必在乾清宫。呈递国书，必遣乘舆往迓，至宫殿前降舆，礼成送归。赍奏国书，必自中门入，帝必躬亲接受。设宴乾清宫，帝必躬亲入座。嗣复允会同觐见改在乾清宫，而轿用黄色。于是庆亲王奕劻等以天泽堂廉之辨，不能每事曲从。遂与各使磋商，历时数月，始将乘坐黄轿、太和殿觐见暨宫殿阶前降舆三事酌议改易，而争议始息。”（《志》六十六《礼》十《宾礼》）

[37]《清史稿》载：“顺治初，定制，诸国朝贡，赍表及方物，限船三艘，艘百人，贡役二十人。十三年，俄国察罕汗遣使入贡，以不谙朝仪，却其贡，遣之归。明年复表贡，途经三载，表文仍不合体制。世祖以外邦从化，宜予涵容，量加恩赏，谕令毋入觐。”（《志》六十六《礼》十《宾礼》）

[38]如在一封公函中他说：“据我看来，监督义律大佐在他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是有意按照一项误谬原则行事的；并且在容忍和默从于他们的骄矜自大方面，也有意持着过分的斯文态度，而且还仿效他们的处事方式。这样一种方针，当英国代表没有武力支持他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处理方式时，可能是适当的；但是目前英国海陆军已经出现于中国海面，那么在你的处境之中，这种处理方式就绝不会是必要的了。”（《巴麦尊子爵致驻华全权公使函》，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五，张汇文等译，第716页）另参阅同书附录六《巴麦尊子爵致懿律海军少将和义律大佐函》。

[39]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向他的大臣们阐述他的对外政策时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40]《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9页。

[4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42]《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七。

[43]《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44]《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见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第8辑。

[45]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6]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7]《明太祖实录》卷九十（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48]吴于廑考察了世界历史中的各种“自我中心论”，并指出：“世界史领域中的由古及今的各种中心论，都是不同时代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封建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是把周围世界看做是索取贡纳的来源。”（吴于廑：《时代与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载《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

[49]参见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