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基于“宗藩”等级差序，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要求对方严格遵守合乎帝国体制的“沟通方式”——如公文格式和传递方式。跪拜是体现在身体上的动作，通过这种动作显示出彼此的关系和地位；公文格式则是运用语言和措辞方面的固定用法，通过这种用法也是要表现出彼此的界限。顺治时期，俄国几次虔诚地派出贡使，但由于他们被认为没有掌握好帝国所规定的正确的“表文”格式而屡屡碰壁，最后皇帝开恩才给予了恩赏，但仍未有机会一睹圣颜。[37]在这方面，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仍然具有典型性。在两个帝国君主之间的沟通中，中国皇帝给予英王的公文都以“敕谕”的形式出现。英国当然不可能把它翻译成相应的格式，同样，中国则不把英国的公文译成对等的语言，而是使用臣属的“表文”一词，这就给皇帝造成了一种已有“秩序”依旧的假象。英国君王的公文语言一般称“中国”，而中国皇帝一般都称英国及其国民为“尔国”“尔等”，大臣们习惯上也是这样。在广州的外国人，如有事向中国官吏投诉，都必须使用“原禀”“禀贴”格式，而且不能直接向官府投送或投递，必须要由行商代为转呈（除非是投诉行商本身的才可以直接投递）。这种规定同样适用于外国的商务监督或使臣（他们被称为“夷目”），并由此产生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反复交涉和纷争。律劳卑一到广州，根本就不打算遵守帝国规定的交往方式，他使用书信格式给当地的官员写信而且直接投递。广州的帝国官员当然不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他们一方面上奏皇帝指摘英国人僭越“体制”的严重行为，一方面坚决拒绝接收律劳卑的信件。后来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采取了同样的方式，继续与帝国进行对抗。有时义律在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形下，同帝国官员的交往公文才肯使用“谦卑性”的词汇。但这却引起了外相巴麦尊的强烈不满，他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义律纵容了中国官员的妄自尊大和虚骄，认为义律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派出的战舰的意义，以致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显得太软弱了[38]，这也成为义律被撤换的原因。很清楚，在英国决心用武力改变帝国的对外秩序时，巴麦尊就要求义律完全放弃使用“不平等”的语言，而且要求以后的条约文本首先要使用英文，并要求单方面的解释权。按照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武力和强力从来都是作为文教和德化失效之后的补充手段；在怀柔和绥抚之外，征伐和惩诛一直被预设着。对立的“理和力”或“德和力”，是适应于不同的情况而被灵活运用的。帝国早就有了如“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的这种非常成熟和清晰的国际秩序理念。在一般情况下，帝国并不是好战的，它也不主动挑起冲突，帝国优先考虑的是维持和平及相安无事，朝贡关系所维持的总体上也是一种和平与安全秩序。[39]但这种关系一旦失效，或者不处在这种秩序之中的国家，都有与帝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对此帝国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防备。到了19世纪，面对英国的抵制，帝国决心用武力使之就范。只是，它用老眼光看待一个新世界，它完全不知道英国是一个新的世界帝国，而且完全有力量与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帝国进行对抗了。这样，两种不可调和的文明，就通过张着“血盆大口”和露着“爪牙”的武力来较量了。

但是，文明从来还以普遍性的意识构造世界秩序。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与帝国以内外之别划分世界界限的方式并存的是它所构想的“无差别”的“世界共同体”模式。我们从乾隆1795年回复乔治国王的非常友好的敕谕说起。马嘎尔尼访问帝国因礼仪引起的冲突，并不像人们所强调的那样激烈。虽然马嘎尔尼的主要使命并没有完成，但他受到帝国皇帝一次正式的接见，对英国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乔治国王正是出于对乾隆接待马嘎尔尼及其回赠的礼物表示感谢而致信乾隆的。乾隆的回复也十分友好。在这封信中，乾隆讲述了他的军队几年前讨伐廓尔喀人的事情。这是英国也曾表示愿意帮助的一件事。乾隆强调指出，廓尔喀人因领教了他的兵力已经归顺了他的帝国，他当然接受了他们的归顺，因为他“从来喜欢施行仁政，我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人民，不论他们是在我国疆土之内，还是在外面”[40]。从这段简明的宣称里可以看出帝国又是以无内外界限的公平和仁爱精神对待天下的。帝国有关这方面的普遍原则，常常有所谓“一视同仁”“一体优待”等。就像追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大公”那样，1368年，明太祖在颁给安南的诏书中声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41]永乐十年（1412年），郑和带着皇帝所赐的印，再次来到连续两年进贡的柯枝国，“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1416年，明成祖在给暹罗的敕书中又表示：“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42]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帝国也一再宣称它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没有远近、亲疏之别，都是以不偏不倚的仁爱、优待和体恤等爱护精神加以对待的。其中这还体现在帝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普遍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即用远远超出所进贡物的丰厚赏赐加以回报。帝国的世界共同体理念，还体现在用普遍的德化、教化和人文来追求世界的统一。所谓“德泽四被”的“德”和“王化无外”的“化”，就是强调把道德和教化普及全世界即天下，就像司马相如所说的那样：“《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43]这样的世界道德主义理想，一直到清帝国时整体上还没有放弃。

当然也不是完全一贯的。如当英国提出派使节常驻北京以学习帝国的教化时，乾隆反而以文化差异论加以拒绝。这说明至少一时他放弃了文化普遍主义立场，或者至少是让文化保持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如果不是出于投其所好的赞美，乔治三世在“表文”中对帝国政道的肯定并希望他的使节能够从中得到教益以施及他的国家，这可视为一种既谦虚而又善意的表示，乔治相信这是一个说服乾隆允许派遣使节的很好的理由：“如今我国知道大皇帝圣功威德、公正仁爱的好处，故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44]在此，乔治三世预设了不同政道和文化之间沟通和借用的可能性，同时也暗示了英国同样可以使中国受益。但是，乾隆则从中国一贯的“德化广被”的普遍信念中退守到文化差异和各得其所的立场上，虽然他的潜意识中仍保持着帝国伟大的德化不是“尔”英国所能领教的。乾隆在致英王的两道“敕谕”中都把这作为拒绝英使进驻北京的理由：“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45]“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46]

至此，总体上我们看到，中国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区分内外、上下和尊卑的等级差序，另一方面则是超越界限的普遍世界共同体理想。对于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帝国不仅认为是必要的而且相信是合理的。从许多方面看，我们都可说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人们实际上也常常以此对帝国加以谴责。但这种谴责已经十分形式化了，它妨碍了我们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我们回头看明太祖所说的“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47]，我们能说他的逻辑完全错了吗？我们再往前看《旧唐书·职官志二》所说的“关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看《职官志三》所说的“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我们能说它们也错了吗？自我中心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特性。只要有条件和可能，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声称它的优越性和特异性[48]，犹太教相信以色列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印第安人相信在上帝所造出的人中他们是最理想的。罗素告诉我们，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所属之团体比其他团体优越。[49]甚至更有这样的说法：“每个民族的成员相信，他们民族的文明才是文明。”[50]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并以此来构想和塑造世界秩序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它本身所拥有的条件促成的。帝国世界秩序的内外等级性区分与不分彼此的世界共同体意识这两者之间或二重性构造，是在面对不同情况和在不同状态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在这一点上，邢义田做出了一个看来是合理的解释。照他的解释，前者是世界秩序中的现实，后者则是世界秩序中的理想。当帝国强盛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较融洽之时，世界共同体的理念往往被强调，反之世界的界限和差序就被突显出来。[51]

注释

[1]入江昭：《文化与权力：作为国际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2]《清史稿》有如下记述：“十二年，穆宗亲政，泰西使臣环请瞻觐，呈国书，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廷臣力言其不便。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略言：‘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往圣亦未豫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时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以拜跪仪节往复申辨，而各使坚执如初，势难终拂其意，乃为奏请，明谕允行。”（《志》六十六《礼》十《宾礼》）

[0]陈康祺所说的马嘎尔尼上殿堂后双膝下跪，增加了礼节过程记载的纷纭性。《清史稿》载：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使臣玛嘎尔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及至御前，而跽伏自若”。“跽伏”即双膝着地伏下。1816年，嘉庆致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对马嘎尔尼尽礼也加以肯定，说：“维时尔国使臣恪恭成礼，不愆于仪。”但英使的记载则是以英国之礼“单膝”至地。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9~61页；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2~107、230~231页。另，秦国经坚持认为，马嘎尔尼确实履行了跪拜大礼。参见《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历史事实》，见《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0~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