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朝贡体制”与“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统称为“朝贡贸易”，这是不确切的。即使周边藩属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是通过它们的朝贡而获得的，但“朝贡品”与买卖关系中的“贸易”物品本身仍然是两回事。“贸易”不是朝贡，“朝贡”也不是贸易。“朝贡体制”中的物品是作为“礼品”和友好的象征彼此交换的（虽然有时会有以进献朝贡品为名而实为进行贸易的现象）。况且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除了荷兰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权利而接受了“朝贡体制”外，其他国家都不是朝贡国（虽然帝国总想把它们当成朝贡国来对待），与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自然更不能称为“朝贡贸易”。具有大国身份和条件的帝国，在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中，单方面制定了许多限制性的律令（用欧洲的新标准来衡量，有的当然是非常不公正的），这实际上也是加之于欧洲的一种“权力”。英国带头限制这种“权力”，实际上是要作为主动的一方参与到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协商”过程中。但习惯了对欧洲行使权力并相信能够继续这样做的中国，拒绝英国逾越已有惯例的要求，自然是不允许英国对帝国确定世界秩序的权力重新分配。换言之，更多的是在形式上，也有一部分是在实质上，帝国必须保持它的“专断权”，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与它平起平坐。它意识中的平等和公平，只能是对“恭顺的”那些国家施予一种平等（一视同仁和公平），保持不偏不倚。事实上，这当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差别性对待总是存在的（但作为外交原则和方针的“一视同仁”，确实被一直宣称）。乾隆一直强调任何与英国贸易关系的调整都会丧失“一视同仁”的原则，就是只想维持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帝国不能设想也不愿与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具有“对等”交往的秩序和方式。对外贸易规则的制定，对外国商人的限制，都只能由帝国单方面决定；这种可以称为“单边”主导的贸易制度和秩序，乾隆顺理成章地要坚持下去。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后，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的信中，希望帝国能够公平地对待英国的对华贸易，作为回报他表示，他会以同等的方式对待到英国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虽然一时还没有。[16]乾隆在回复中再次向乔治三世表明，中英贸易关系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已有的方式进行：“有关促进友好，安排你的臣民来广州作生意等事宜，一切都按过去习惯办理，我将吩咐他们按照常规进行。我们向你们这样保证，为了更好合作。”[17]乾隆相信这是出于善意和合作而对英国做出的保证，但由于他们在“对等”的认识上南辕北辙，他们自然就不可能有双方共同所期望的“对等”了。

中英围绕贸易制度产生的不一致和冲突，不仅表现在如何对待已有的贸易秩序上，而且表现在如何看待“贸易”本身的意义和性质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在18世纪，欧洲人以往那种对中国文明和道德的热情降温了。[18]当一些哲学家还在陶醉于中国道德的时候，商人们却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巨大财富。旅行家们特别是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人对东方的早期报道，就已经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产品的渴望，不难想象这何以成了西方商业革命的原因之一。[19]出于利益和需求的考虑或者说出于人性的自利心，在同一族群、社会和国家中，在不同的族群、社会和国家之间，商业和贸易活动一直是人类彼此交往的基本方式之一，这无须多说。但认识和对待这种方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会变化的，并因这种变化而促使经济生活方式也产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欧洲中世纪，人们不能指望追求利益和利润会受到激励和肯定，也不能指望产生世界性的殖民贸易和商业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中世纪行会半停滞的经济的直接对立面。按照中世纪行会，生产和贸易的目的被认为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对所付出的劳动只索取合理的价格，而不是追求无限的利润”[20]。对于超越了中世纪经济的地方性和非营利性而与君主专制国家密切结合而形成的世界性商业革命（重商主义将之理论化和正当化），对于带着这种意识和观念甚至带着炮舰前来中国港口的旅行家、商人和使臣，当时的中国皇帝和官僚不可能跳出自身已有的贸易和商业模式来加以理解。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就有边境“互市”贸易往来，有时这种贸易关系还非常发达，譬如在强盛的唐代。对于欧洲国家到中国“海口”进行贸易这种新的贸易地点和贸易方式，中国一开始不适应是很自然的。由于海防安全或冲突等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不时发生“禁海”和“开海”的争论并因此使贸易受到影响也是自然的。但总体上说，出于货物交换和经济利益的动机，经过冲突和适应，在几个世纪中，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地被维持着，即使在禁止鸦片时，除了英国外，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很快就又恢复了。林则徐断绝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也是一种外交手腕，他要分化外夷，使它们之间互相埋怨，孤立英国。他坚持“专断”而不愿采取“概断”（即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关系），就是要以继续进行贸易和中止贸易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以区别对待接受中国贸易秩序的国家和不接受中国贸易秩序的国家。

严格而论，中国从来不否认对外贸易的经济动机，一般也承认贸易所带来的好处。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人伦理”的出现，反映的是中下阶层抵制上层集团（以皇族和宦官为主）对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垄断和剥夺，是对抗压抑“人欲”的“天理”和为个人的“私”（“私利”“私心”）进行辩护、提升商业的意义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可以说是一种新生现象和新生意识。它的根源除了自身的内发力外，不能排除欧洲对华贸易和商业活动所产生的某种促发作用。

但是，这些新生因素都非常有限，它们没有架起通向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桥梁，取决于中国历史自身更强大的逻辑，韦伯的解释至少说明了部分问题。[21]韦伯所说的新教禁欲主义者为救赎而产生的客观化、专业性的资本经营意识，商业革命中被完全合理化和正当化的经济动机和愿望，通过中国的主流与正统价值观是难以转化出来的；领取俸禄的儒家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也不可能产生出代表商人利益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国对贸易采取的态度，整体上是消极的。也许就像它的臣民一般不主动远游、传播它的教化那样，它也不进行积极的远洋贸易，除了个别的例外（如郑和下西洋附带进行的贸易），它常常禁止它的臣民远离本土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就地坐待的“收缩型”，而不是远洋冒险的“外向型”。当外部世界把商业贸易看成是财富增长的最佳方式时，中国整体上还坚持农业的本位性。托马斯·曼说：“虽然一个王国可能由于获得礼物或者从别的一些国家购进物品而变得富裕起来，但是如果一旦得到这些物品，它们是不可靠的，而且意义不大。因此，增进我们财富和宝藏的通常手段应该是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每年我们出售给外国人的东西在价值上必须大于我们消耗他们的东西。”[22]英国人对于贸易的新思维，都处在帝国的意识之外。商业和贸易说到底都是出于“自利”的考虑，不管它们是以个人的形式表现，还是以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许多英国人也相信人类无论来自何方，都具有着一个共同的人性，这种人性的中心要素就是那种经由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对其自我利益的追求。像每个人一样，国家也追求自我利益。”[23]

被亚当·斯密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个人的自私自利，客观上能够产生出一种互惠互利的市场秩序。从伊丽莎白到乔治三世，他们在致中国皇帝的信中，都轻描淡写贸易对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巨大好处，而是强调彼此的需要性和客观上形成的“互需”和“互利”结果：“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24]这是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第一封信，由纽伯里（John Newberry）携带和转交。他是女王为谋求与东方的贸易而委派的使节。但由于他被葡萄牙人拘捕，这封信没有交到中国皇帝手里。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在致中国皇帝的第二封信中，再次强调了“贸易互利”的观点。她说那些要求前去中国通商的英国商人，“为交换货物故，愿前往远方我等不熟知之国，以图将我国所丰有之货物以及各类产品，展示于陛下与贵国臣民之前。则彼等能得知何种我国货物能于贵国有用，可否以各国现行之合法关税交换得贵国富有之产品与制品。吾人对于此般忠心臣民之合理请求，不得不为认可。因吾人实见公平之通商，无任何不便与损失之处，且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25]不幸的是，这封信还是没能交到中国皇帝手上。在最郑重其事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帝国所带来的“表文”中，这种贸易互利的观点看上去则是作为一个不显著的动机被提了出来，更加显眼的似乎是对帝国的好奇心和求知愿望，是希望增加互相了解并使中国改变对英国的坏印象、树立起相应于英国实际文明的良好形象。[26]在英国政府给马嘎尔尼的不对外的“训令”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对中国抱有神奇和向往的感觉，也宣称了他们到中国动机的高尚性，互利的贸易就是其一：“中国是一古老国家，有它自己长久不断的独特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是地球上第一个神奇国家，因而组织这次旅行更显得有其必要。自不待言，除了人类的幸福，两国的互利和中国政府对英国商业的应有的保护而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27]

我们来看看乾隆是如何认识帝国对外贸易的动机。他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28]不仅如此，乾隆强调，就是对于“朝贡”物品，他的帝国也从不重视：“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9]不管乾隆所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想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只关心如何把他的国家治理好，对于与此无关的事物他是不关心的。如果从礼物交换上的“厚往薄来”原则来衡量，来自藩属各国的朝贡物品和作为“回报”的“赏赐”是不对称的。马嘎尔尼精心选择的能够显示英国进步的物品没有对帝国上下产生有意义的影响[30]，他想以此使中国认识到英国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帝国交往的这一希望当然也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