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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市”和“贸易”观及其东西的视差


在帝国与欧洲进行贸易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人习以为常地这样认为,“贸易”是怀柔远人所施予的一种“恩赐”和“恩惠”,特别是恩准出口的茶叶和大黄,它还是“驭夷”的非常有效的手段。生活于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的高寿文人赵翼,认为茶叶和大黄是攸关夷人性命的必需品,大自然赐予中国这种独有的物品似乎就是为了控制和笼络外夷:“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31]在鸦片战事前后,这种思维和逻辑还常常表现在有关夷务的奏折和公文中。自信对夷情多有了解的林则徐,就是毫不怀疑地信奉这种逻辑的人物之一。1839年3月18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四日)林则徐在《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中,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一种单纯有利于外国商人的“施恩”行为。他是在向洋人说明禁止鸦片的必要性时强调这种施恩贸易的:“谕各国夷人知悉: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愿置何货无不立办,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码头,尚有别处可觅否?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32]同年3月26日(二月十二日),《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中亦称:“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螣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33]同年8月3日(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在共同拟就的发给英国国王的照会中一开头就说:“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34]在照会中他们还继续强调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35]对互市和贸易的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一直伴随着林则徐。


把中英看待贸易和通商的思维方式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所显示的反差是巨大的。对此人们很容易对帝国的立场提出批评,实际上这也是常见的方式之一。但我们也希望历史地看待中英在互市和贸易上的视差及其冲突。帝国确实没有主动要求与欧洲通商,那些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洋商人显然都是抱着获利的动机,冒着风险单方面找上门来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不能否认,欧洲国家与帝国的贸易活动客观上也为帝国带来了利益。很简单,任何贸易活动,只要是贸易,就是一种买卖交易行为。而双方愿意进行的买卖交易,都是出于需要而进行的,并能为彼此带来利益。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当然也相应地获得了利益。英国正是从这方面强调贸易的正当性的。人类互相需要和互通有无的世界性“交往”理性,使欧洲国家超出了自足和收敛性的自然经济状态,它们开始把贸易和通商当作彼此的“义务”来看待了。被公认的国际公法权威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做了这样的阐述:“假使人们不愿意与自然的意见背道而驰,那么,他们就有义务相互通商,而这项义务也推广到一切国家中去……如果在国家之间发生了贸易和物物交换的关系,每一个国家都一定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因而也就会最有利地使用它的土地和实业,全人类也可以因此受到利益。这些都是构成一些国家所必具的那项普通义务的基础,也就是相互地去建立通商关系。”[36]据此,一个国家已经没有权利拒绝与别国的贸易了。岂止如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一个国家没有权利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同其他国家的往来。《澳门月报》所载的一篇文章宣称:“一个文明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同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为同一的上帝所创造,为一样的自然法则所指导,它能闭关自守,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断绝一切友好交往吗?常识和理性以及国际公法都号召起来反对这样不近人情、违背天然的行径哩。”[37]


但自然空间的广大和物产的丰富,使帝国产生了天下之物无所不有的意识,也使之在经济生活上容易形成自给自足的观念。欧洲产品在中国缺乏充分的消费需求,而中国的物品如茶叶等则已成为欧洲消费的必需品。这些成了帝国官僚做出以上那种判断的根据,统治者也有理由在经济财富上自夸和自豪。当然,帝国无疑地夸大了欧洲对中国物品需求的意义,以至于产生了一种西方人没有中国的物品就无以活命的错觉。帝国以此来威胁西方国家,如果它们不接受中国禁止鸦片的条件就中止贸易。实际上,中国并非无所不有,从世界性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来说,交往也使中国能够获得它没有的物品。瓦特尔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论证交往的必要性:“一个地区的大自然很难产生出该地人们所需的全部物品。一国盛产小麦,另一国则富于牧场和牛群,第三国可能拥有木材和金属,等等。如果所有这些地区如大自然所愿的那样相互进行贸易,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会缺乏必需品和一切有用的东西,由此大自然——即人类母亲——的愿望也能得以实现。而且,既然一国比另一国更适合生产某一新品……每个国家都能保证满足需求,更好地利用土地,发展工业,由此整个人类就将大大受益。”[38]


但帝国往往忽视人类相互需要和相互满足的市场(不管范围大小)交往理性,它把追求商业利润看成是“西方人”“唯利是图”的自然“本性”。一般来说,儒家不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人生的理想和价值目标,但是,要说中国人先天就不喜欢追求利益,那也是天大的虚伪。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一个透彻的见解。从生活现实来说,利益从来就是重要的,它提供了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并使从事其他事务成为可能。经过商业革命的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和商人阶级对资本、利益及财富的热情和渴望日益增长起来,他们或者把获得利益和财富看成是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或者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新教徒纯粹是为了上帝和自我救赎而苦行僧式地从事他们的工作和经济积累。不管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远涉海洋冒险追求利益、利润和财富,对于欧洲人来说不仅不是被惩罚性的耻辱(像被放逐到美洲的英国人),反而是证明自我的方式。但是,整体上仍然处于自然农业经济状态的帝国,是无法理解商业革命为欧洲特别是英国所带来的这一切的。


注释


[1]参见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复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


[2]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


[3]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


[4]有关广州商馆“十三行”的形成和演变,参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有关广州的贸易制度及其情形,请参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71~105页)及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参见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7]有关广州的帝国贸易制度,参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8~67页。


[8]英国人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1573年就出版了《论海上霸权》,可谓是英国后来成为海上大帝国的理论准备。


[9]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5~37页。


[10]参见郭小东:《打开“自由”通商之路——19世纪30年代在华西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探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298页。


[11]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第67页。


[1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158页。


[13]参见詹姆斯·海维亚(即何伟亚):《“东方风俗和思维”之考虑:英国首次派遣使节到华的计划与执行》,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七期,1994年5月。


[14]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35册。


[1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页。


[16]乔治是这样声明的:“蒙大皇帝谕称,凡有我本国的人来中国贸易,俱要公平恩待,这事(是)大皇帝最大的天恩。虽然天朝百姓不能来我国贸易,若有来的,我亦要一样尽心看待。已吩咐在港脚(印度)等处地方官员,遇有天朝百姓兵丁人等,务要以好朋友相待。”(《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第257~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