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呢？强调通过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解决中国困境的五四知识分子，对此往往持消极和批评的态度。这种立场曾经受到了冯友兰的强烈质疑。冯友兰相信，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根本方法就是实现工业化，获得物质实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此为出发点，冯友兰认为清末追求物质和军事力量的自强是一个非常明智和现实的选择。他这样说：“在清末，达尔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初传到中国来，一般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所谓‘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一般人的标语。他们对于所谓天演论，虽不见得有很深底了解，但凭这些标语，他们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想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们知道，中国在经济方面，必须要富；在军备方面，必须要强。富强都是力，有力方不为‘弱肉’，有力方不为强所食。他们并不说强侵弱，众暴寡，是不道德底行为，他们知道这是所谓天演。在所谓天演中，‘有强权，无公理’。弱者被强者所食，照当时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说，虽不必说是应该，但确可以说是活该。”[55]冯友兰指出，民初的人对公理和正义产生了一种幻觉，他们从相信西方的精神文明，进而相信在国与国之间西方国家也会坚持公理和正义。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还处在一种野蛮的、由强权所主导的天然状态之中，一切由实力决定，根本没有公理可言。清末的人认识到了实力和富强的重要，认识到了国与国的关系是由实力决定的。按照清末人追求实力的办法，中国还不至于吃大亏。民初的人不知道实力和富强的重要，他们浪漫地以为国与国的关系是靠公理和正义维护的。按照民初人的观念，中国是一定要吃亏的。很明显，冯友兰从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主义立场出发，肯定了清末人追求富强运动的意义。

辜鸿铭看待清末自强运动的立场正是冯友兰所批评的。在辜鸿铭看来，清末以发展物质和军事力量为主要目标的自强运动，是中国人受欧洲物质实利主义影响的结果。为了抵制和对抗这种物质实利主义运动，辜鸿铭认为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英国牛津运动的“中国牛津运动”。一般被称为“清流党”或“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张佩纶等，在辜鸿铭看来，就是这场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说起来，张之洞恰恰就是在“用”的意义下主张引进欧洲的物质技艺。但张之洞的目的不在物质实力本身，他是要以此来捍卫中国的教化。从捍卫中国教化的意义上，辜鸿铭肯定张之洞，但从主张引进欧洲的物质技艺来说，他又对张之洞感到可惜。因为张之洞试图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中学、旧学同西学、新学调和起来，这就对一个人提出了双重的道德标准，一个是有关个人的，一个是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就个人来说，他必须恪守儒家的道德原则，而对于民族和国家，他必须遵守欧洲新学的原则。辜鸿铭说：“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为此，他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举出古代中国试图变做食肉动物的混乱时代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学说。张之洞以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理由是，我们处在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时代迫切要求解除对于中国及其文明生存的巨大危险。”[56]照辜鸿铭的说法，张之洞使自己处在了“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的两难之中。不过，他毕竟是可贵的，他还守护着“中体”。而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许多总督、巡抚等官员，则只关心物质技艺性的东西，他们是“何必曰义，亦有铁路、最惠货款而已矣”的人。在辜鸿铭看来，不仅中国，就是当今的世界，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什么“进步”和“改革”，也不是政治上和物质上的“门户开放”和“扩展”，而是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门户开放”和“扩展”。如果“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强权”，那么如何才能使“公理通行”呢？辜鸿铭引用马太·阿诺德的话说：“强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公理未行，因为公理未行，所以强权那种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统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具有内在认可、意志之自由趋同的东西。我们不为公理作准备——那么公理就离我们很遥远，不备于我们——直到我们觉得看到了它、愿意得到它时为止。对于我们来说，公理能否战胜强权，改变那种事物的存在秩序，成为世界合法的统治者，将取决于我们在时机已经成熟时，是否能见到公理和需要公理。”[57]对于强权的态度，托尔斯泰曾致辜鸿铭一封信，他希望中国对于欧洲的物质实利主义要采取一种消极的抵抗。辜鸿铭并不赞成这种消极的抵抗，也不赞成洁身自好。不过，他也不主张用强权对抗强权。他以阻止上海有轨电车为例，认为上海的纳税人有几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他可以牺牲他的身体，这也是端王和他支持的义和团抵抗欧洲的物质实利主义的方式；二是他与他的伙伴通过创办一个电车公司来搞垮它，张之洞的洋务自强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三是消极抵抗，洁身自好，不去乘坐；四是他可以乘坐，甚至还可以保护它，但他在他的私人生活和公职中，要保持一种自尊和正直的品质，以他的道德力量赢得上海纳税人的尊重，然后他向上海的纳税人解释电车是一种危险和伤风败俗的东西，使他们都甘愿放弃电车。在辜鸿铭看来，第四种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以道德力量解决问题的方式。辜鸿铭感到伤心的是，他所说的中国的牛津运动最终不幸失败了。从辜鸿铭批评欧化和自强运动来看，他把物质实力和道德看成是完全不相容的对立物。这种对立，在他那里也表现为强权与公理的势不两立。辜鸿铭反对任何强权和强力性的东西，只承认公理和正义的价值。

辜鸿铭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观察视角，也是非常独特的。他认为当时世界面临的真正敌人，一是群氓统治和群氓崇拜，再就是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英国是群氓崇拜的代表，德国是强权崇拜的代表。德国的强权崇拜根源于英国的群氓崇拜。德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分裂和混乱的痛恨，使他们不正当地使用了他们手中的利剑，使他们迷恋上了强力和战争，使他们在对外交往中蛮横和无礼。当辜鸿铭这样说时，他的德国朋友希望他举出例证。辜鸿铭很容易地提出了北京的克林德纪念碑问题，并指出欧洲战争也与德国的蛮横和无礼有关。不过，在辜鸿铭看来，世界的主要危险还不是德国的军国主义，而是同我们的自私与怯懦结合所产生的商业主义。照辜鸿铭的逻辑，商业主义造成了英国的群氓崇拜，并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最终又引发了欧洲的战争。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消除商业主义。只有消除商业主义，才能削除群氓崇拜。要消除商业主义，就要牢记歌德所说的礼义，这种礼义恰恰也是中国良民宗教的核心。辜鸿铭说：“不以暴抗暴，而应诉诸义礼。事实上，要想清除强权及这个世界上一切不义的东西，都不能依赖强权，而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优雅得体的举止。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58]辜鸿铭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控制人的情欲方面，比起物质力量来，道德力量则更强大和更有效。中国所具有的以公理、正义和道德责任感为中心的良民宗教，使中国人不感觉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必要。如果全世界都承认公理、正义和道德责任感是高于物质的力量，那么世界也就不需要军国主义了。问题的关键是要人类确信公理和正义的功效：“我的观点依然是，如果中国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君子之国，她就能赢得世界的敬重并能借此拯救自己。进而，我宣告，如果中国现在能展示其为一个君子之国，并能将友谊、法律、正义置于有用、利益甚至于个人的安危之上，那么，她不仅能拯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世界和目前世界的文明。”[59]同样，列强如果要中国人相信它们，它们就必须放弃强权，放弃物质实利主义，而把它们的道德精神显示出来。辜鸿铭说：“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其文明的基础决定了他们更赞赏、尊崇和畏惧道德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因此，如果外国列强或他们在中国的高级代理人真渴望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他们运用真实、智慧和道德的力量越早越好。目前，最为亟需的，是要使中国人民相信欧美人真的不是‘魔鬼’，而是像他们一样有心肝的人类。”[60]可以看出，辜鸿铭基于“道德力量”的“公理主义”，彻底抵制基于物质和商业实利的“强权主义”。辜鸿铭反对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的立场，也是以正义和道德为根据的：一是多数国家围攻一个国家，不合君子之道，不合英国的游戏规则；二是师出必有名（古老国际法），中国师出无名；三是要把“友谊”“正义”放在“利益之上”，要以德服人。

从公理主义观察世界秩序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位革命家朱执信。为了解释中国危机的根源并渴望自强，有人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中国遇到困境，是因为中国人曾经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之中，但聪明的中国人一旦醒来，他们将不可阻挡。[61]更有趣的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被比喻为一头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就会让全世界惊恐。人们不知不觉接受了这个比喻，相信一头沉睡的“雄狮”就要“醒了”。然而，朱执信认为这个比喻有严重的问题，他的公理主义世界秩序观也主要是对此而提出的。他肯定说，睡的人醒了，是再好不过了；但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醒了不去做人，却要去做狮子，让人去惧怕自己，难道说，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目的就是让别的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惧怕吗？当然不是这样。朱执信举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例子，强调做狮子是没有好结果的。譬如，提倡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和提倡大日耳曼主义的德国，都要当狮子去吃人，结果引发了残酷的欧洲战争，使世界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在朱执信看来，正是当狮子的危害，使人们觉察到了“民族自决”的意义。所谓“民族自决”就是互相不做狮子使对方惧怕。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武装平和”，这个说法并不教导人当主动吃人的狮子，不过需要自己是狮子，目的是当他遭到其他狮子的进攻时，他能够抵挡，甚至打败那头进攻他的狮子。按照“均势论”，如果每个国家都成为一头雄狮，它们之间因彼此势均力敌而互相惧怕和互相约束，结果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关系。但是，对于朱执信来说，“武装平和”的逻辑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每个国家都以武装力量来求和平的时候，和平就成了招牌，目的只是发展武装，还是要做吃人的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