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狮子来说，朱执信是要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从互相恐惧和争斗的状态中走出来，走向互爱和互助的关系。这可能吗？朱执信从人类的进化过程出发，相信这是可能的。在动物世界中，有喜欢争斗的像狮子那样的动物，但作为人类近亲的猿猴、猩猩，它们都主要以树果为食。人类摆脱动物性，进化为万物之灵，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人类具有智慧，懂得互助，不以力量与狮子、老虎等论高低。朱执信说：“人之祖先，固不曾磨牙吮血的争斗。就是人类的近亲猿猴、猩猩之类，也是吃果子度日。到人类更把互助的精神发挥出来，成立人类社会，所以人自己说是万物之灵。试问万物之灵，好处在那里？不过多了一点智识，晓得互助。……惟其论智不论力，所以贵互助不贵争斗。一个人晓得争斗不如互助，就是论智的结果。人人相互扶助，就是好争斗的狮子、虎、豹，也敌不过人。人为万物之灵，把别的动物不放在眼里。为什么做了人类，已经几百万年，倒转去仰慕起狮子来了，不把自家当人，却把自家当做狮子，岂不是大上其当？”[62]在朱执信看来，人类建立起社会组织，目的是让人互助、互爱。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彼此利益冲突而不能互爱这种观点，朱执信反驳说，民族和国家都是由人组织起来的，如果国民觉醒了，认识到做狮子是不对的，应该以人道相处，那么建立起互爱并非不可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主张人文教化、反对强权：“宋儒推广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这种理论，简直没有征服的事可以承认的。只有拿着文化去开导人，柔远怀迩，舞干苗格，便算做守在四夷。这种理论，到明末还没有改。所以中国未睡以前，学说上全然反对侵略，没有恭维过狮子。”[63]但是，受欧洲强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也开始主张和提倡强权主义，朱执信说这是接受了一种废料和毒药：“到近年来，欧洲学说输入中国，半面的物竞天择，与自暴自弃的有强权无公理，流行起来，比鼠疫还快。仕宦不已的杨度，便倡起金铁主义，似乎一手拿把刀，一手拿个元宝，便可不必做人了。……新的学说，没有完全输进，而且人家用过的废料，试过不行的毒药，也夹在新鲜食料里头输进来了。这就是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狮子榜样了！”[64]总之，朱执信的结论是：“一个国对一个国，一个人对一个人，要互助，要相爱；不要侵略，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狮子。既然从苔鲜起进化成一个人，便有人的知识，有两不相侵、两不相畏的坦途。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那就同变老虎去吃亲哥的公牛哀一样。”[65]朱执信所坚持的人类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助和互爱理想，无疑是美妙和动人的，如果真能这样，那确实是人类天大的福祉。

朱执信的公理主义世界秩序观，从他看待相连的两个具体问题上也能够看出。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开始涉及的，一个是有关中国对德宣战。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66]，还有段祺瑞政府，都主张对德宣战，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是德国代表了强权，英国则代表了公理。与此相反，朱执信反对参战。他的理由是，德国固然是强权，但英国、俄国何尝不也是强权。他质问说，英国夺取香港，强行销售鸦片，又在中国划占自己的势力范围，此种行为“据何公理”；俄国吞并满洲，离间中国外蒙，“又据何公理”。朱执信力排众论，认为如果论公理，协约国亦是所说的“有强权而无公理”。因此，依据“公理”对德宣战是不成立的，“数十年前，英国能用其强权以行无公理之事……而自讳其从前之曾用强权。……如使今日有人果为护持公理而战者，必先与英、法、俄战，不先与德、奥战也”[67]。另一个是有关巴黎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置方式，其中有所谓“委任统治”。朱执信强调指出，这种统治与民族自决是不相容的，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正如我们上面讨论到的，对于巴黎和会的结果，人们都以“强权”和有背公理加以谴责。朱执信撰写的《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辨析说：“中国人论及此层，往往以为有强权无公理，不复追究其所以然。其迷者不过仍欲蓄其武力，俟有机会以我强权，代彼强权。而怠惰者则又以为人道终必战胜强权，我辈惟当诉之于人道，此皆悖也。民族自决之主义，根于人道。侵害主权之口实，亦未尝不在人道。患在授人以人道上之口实耳，患人之不以人道相待也。果使在人道无许人侵害主权之口实，则无论早晚，必有回复其当然应享之利益之日。以武力得之可也，不以武力得之亦可也。否则虽有武力，虽倡人道，固无益也。欲讥人有强权无公理，自己先须无强权有公理。”[68]朱执信的逻辑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为全人类尽义务，因此，各民族所拥有之自然恩惠和资源，也应该提供出来作为全人类发展之用。后进国家如果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和主权，反对外国占有，自己不对其进行开发，也反对他国开发，以此主张民族自决，恰恰不合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公理之下，殖民主义的行为就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当然，朱执信也强调，如果真要保护主权，就必须自身进化，改革自己的内政，使殖民主义者无机可乘。朱执信说：“尽其对世界人类之义务，然后可以主张人道主义。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然后可以禁人侵害我之主权。而改良内治，即为对人类义务之一种。主张人道主义，亦为防卫主权之一法。两者交相依倚，在于现世之社会，未有能取一而舍一也。”[69]

从以上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严复、辜鸿铭，还是朱执信，他们都是基于公理也就是正义、人道来理解和看待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对于强权，他们或者使之隶属于公理之下（如严复），或者完全加以拒斥（如辜鸿铭、朱执信）。他们不为残酷的国际强权主义现实所左右，坚定地捍卫正义和人道的理想，谴责强权和物力征服，无疑，他们都属于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中的乐观主义者。与此对立的则是一种基于强权也就是霸权、军事征服来理解和看待世界秩序与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晚清民初也有其典型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注释

[1]《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分册上卷，第97~98页。

[2]同上书，第99页。

[3]《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页。

[4]《严复集》第1册，第56页。

[5]同上书，第57页。

[6]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将进行具体讨论。

[7]此文标题中的“此言”，孙应祥的《严复年谱》作“此理”，《〈严复集〉补编》则作“此语”。“此理”误。

[8]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见《严复合集》5，台北，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61页。

[9]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见《严复合集》5，第164页。与此类似，不热衷于民族主义的严复，同样也坚持认为民权与尚武是冲突的。他说：“爱国者，民族主义之名辞也。泰西哲学家谓非道德理想之至者，故世间国土并立，必其有侵小攻弱之家，夫而后其主义有所用也。真民主出现，必在民质相若之时；若此不能，则必以贤治不肖为目的。中国前此政治，亦有跂及此境者乎？又尚武之政，与民权反对者也。中国方求尚武，而又讲民权，是无乃并得而冲突者乎？”（严复：《与夏曾佑书》，见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10]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见《严复合集》5，第164页。

[11]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见《严复合集》5，第165页。

[12]严复：《述黑格儿惟心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214页。

[13]严复：《述黑格儿惟心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210~211页。

[14]同上书，第214页。

[15]同上书，第216页。

[16]同上书，第216页。

[17]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见《严复合集》5，第165页。

[18]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24页。

[19]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第20~24页。

[20]严复：《天演进化论》，见《严复集》第2册，第309页。

[21]严复：《〈群学肄言〉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21~922页。

[22]严复：《〈老子〉评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1078页。

[23]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896页。

[24]在严复那里，“天”是否还有意志或人格化的意义呢？李强根据严复所说的“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加以肯定。（参见《严复与近代思想的转型——兼评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载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2月，第98页）但我们认为，严复的“天”基本上是“自然”之“天”。

[25]严复译：《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页。

[26]同上书，第29页。

[27]如他这样说：“或曰：政制者，人功也，非天设也，故不可纯以天演论。是不然，盖世事往往虽为人功，而不得不归诸天运者，民智之开，必有所触，而一王之法度，出于因应者为多。饮食男女万事根源方皆以此为由所设施者，出于不自知久矣，此其所以必为天演之一物也。”（《严复致夏曾佑》，见《中国哲学》第6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341页）

[28]如严复说：“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第1251页）又说：“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同上书，第1249页）

[29]严复译：《天演论》，见《严复集》第5册，第1326页。

[30]同上书，第1324页。

[31]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29页。

[32]欧内斯特·巴克：《英国政治思想——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第62页。

[33]如严复这样说：“徒倡排外之言，求免物竞之烈，无益也。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果文明乎，虽不言排外，必有以自全于物竞之际；而意主排外，求文明之术，傅以行之，将排外不能，而终为文明之大梗。”（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58页）又说：“外物之来，深闭固拒，必非良法。要当强立不反，出与力争，庶几磨厉玉成，有以自立。”（严复：《有如三保》，见《严复集》第1册，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