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严复：《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20]严复：《宪法大义》，见《严复集》第2册，第246页。

[21]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11页。

[2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戊戌变法》（一），第277页。

[23]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见《胡适文存》第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

[24]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25]参见王中江：《变法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反驳》，载《文化中国》1999年第2期。

[26]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25页。

[27]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25页。

[28]康有为：《孟子微》卷四《仁政》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9]康有为：《礼运注·序》，见《孟子微》。

[30]参见王中江：《“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31]有关维新变法的论证，参见王中江：《“变法”的合理性论证及其反驳》，载《文化中国》（加拿大），1999年夏季号。

[32]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梁启超选集》，第3页。

[33]如梁启超说：“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选集》，第40页）

[34]梁启超：《自由书》，见《梁启超选集》，第98页。

[35]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39页。

[36]梁启超：《新民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41页。

[37]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梁启超选集》，第163页。

[38]参见上书，第164、247页。

[39]梁启超：《释革》，见《梁启超选集》，第368~369页。

[40]Jam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90.正如梁启超把“自然的”进化改造成“人为的”进化那样，他也从“人为的”淘汰上理解“革命”，使人为的“进化”和人为的“革命”统一起来。只是，后者的激进性和剧烈性，已超出了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论，只能从“突变论”中去找共同之处。

[41]梁启超：《释革》，见《梁启超选集》，第370页。

[42]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见《梁启超选集》，第172页。

[43]杨肃献认为，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徘徊于“世界主义与排满种族主义之间”，强调此时梁启超已经具有了“排满的种族主义”思想。但从他提供的根据来看，不能证明这一点。不管是梁启超当时“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言革命”，还是所说的“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息矣”，都不能证明梁启超已拥有“排满种族主义”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像严复一样，根本上是从政治“专制主义”这种一般意义上批评清朝时政的；“民贼”的说法也不是“种族”上的意义，而是政治上的意义。而且从杨肃献举出的梁启超主张“平满汉之界”的史料看，恰恰说明梁启超当时所持的并不是“排满种族主义”。（参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

[44]梁启超：《致康有为书》，见《梁启超选集》，第321~322页。

[45]浦嘉珉强调梁启超首先把“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并不准确。他指出，这种混同与汉语的语义密不可分，在汉语中很难区分“进化”与“进步”。（Jam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的确，日本人译出的这两个名称，由于都用了带有褒义的“进”字，增加了区分的困难性。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它只是使二者的混同变得容易和直观。严复使用的译名“天演”，够自然主义的了，没有什么明显的褒义，但他不是还把它与“进步”混为一谈吗？问题在于，进化一旦运用在人类社会领域，它就很容易同可欲的进步“价值”联系起来，这是人类改善自身愿望的“一般性”所致。在此，中国与进化论的发源地西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只不过，处在危机和困境之下的中国，对“进步性”的“进化”更渴望和更迫切罢了。

[4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见《梁启超选集》，第234页。

[47]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48]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83页。

[4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84~285页。

[50]参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见《梁启超选集》，第45页。

[51]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见《梁启超选集》，第40~41页。

[52]参见梁启超的《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自由书·论强权》和《新史学·史学之界说》。

[53]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选集》，第285页。

[54]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第11页。

[55]可以再看看梁启超早先极其乐观主义的说法：“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梁启超选集》，第273页）把这里的说法，同他1922年时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的看法做一比较便知。（参见上书，第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