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41]

从晚清以来突出的“新旧”关系来看，梁启超对“新”的热烈赞美和对“旧”的毫不留情的贬斥也表明，他需要的是完全摧毁“旧世界”的一个“崭新”的世界。梁启超喜形于色地说：“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42]如果说，正是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或者像浦嘉珉所强调的那样，梁启超强烈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激进思想，都不算夸张。

其二，具有种族主义意识的梁启超，其“革命”思想，却并不像孙中山和章太炎的那样，把“排满”作为“革命”的中心。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坚持了康有为的“满汉”不分的主张，以求化解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猜忌而形成的“满汉之界”。他的《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就是为此而作。[43]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确表达了“排满种族革命”的看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他给康有为的信中所说的一段话：“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种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44]但是，整体来说，梁启超思想最激进时期的“革命排满”，仍不是他思想的主流。他的“破坏”和“革命”思想更具有“社会革命”的一般意义，而不是“种族革命”。必须强调的是，梁启超对清朝的激烈批判，保持着针对“专制主义”的一贯逻辑，这也是他思想前后具有连续性的重要方面之一。从“专制主义”立场颠覆清朝统治和从“种族主义”出发推翻满人统治，虽然其结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前者是一种“普遍的政治思维”，而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思维”，正是由此，还导致了结果上的不同之处，即梁启超的不分种族界限的“民主政治”和孙中山、章太炎的有种族界限的“华夏正统”。梁启超一贯的努力方向是追求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合群”）的“民族国家”。正是由此，他注定就要同孙、章革命派分裂。确实，梁启超与孙、章革命派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之后，很快就分手了，并相互成为“论敌”，展开了“改良”与“革命”的论辩。

如同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梁启超的“破坏主义”和“社会革命”与“进步”的价值紧密相连。“破坏”和“革命”的合理性来源于“进步”的合理性；“破坏”和“革命”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它们是“进步”的首要条件。现在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梁启超的“进步”观念。在梁启超那里，“进步”与“进化”，除了后者适用于生物领域外，在人类社会领域，它们完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语”。如前所说，“进化”与“进步”的这种结缘，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物（在西方世界已司空见惯）。在中国，严复是首倡者，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这一遗产的积极继承者。[45]梁启超对“进步”和“进化”的理解，比起严复的来，完全是乐观主义的。首先，他把“进化”看成是适用于宇宙中一切现象的普遍之道（“天道”）：“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46]其次，他把“进化”同“循环”严格区分开，他相信“进化”是不可逆的、直线的、朝着理想目标的不停“上进”：“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务，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47]最后，“进化”有一定的次序和固定的阶段，这种次序不能被打乱或超越：“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48]这是渐进主义的基本进化逻辑，具有激进主义倾向的梁启超并没有完全越出这一逻辑。由于“进化”总体上与可欲的“进步”愿望合为一体，因此，达尔文立足于“自然”和“事实”的“进化主义”，在梁启超那里，就变成了立足于“应该”和“必须”的进步“促成论”。

进入梁启超的历史哲学中，我们就能够具体地看到“进化”这一不可逆的、朝向理想境况（没有衰退）持续进步的“历史进步图式”。这一图式，在康有为那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这就是，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阶段依次朝前迈进的。像康有为所强调的那样，梁启超更坚信历史是一个直线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过程，这种倾向在他的早期著论《读〈春秋〉界说》中就非常突出（“世界日进于善”）。梁启超还坚信历史的“进化”不可超越固定的次序和阶段，它是渐进的。他不能容忍像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历史观，他批评这位亚圣说：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耳。……《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借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49]

这种“直线式”的、不伴随着任何衰退的历史进步论，是梁启超乐观主义的典型表现。像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在“三世”之中分不同的“世”（“三世六别”）[50]，而且把“三世”同他一知半解的西方政治制度牵强地附会起来：“《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51]梁启超到日本后，在《自由书》中还把“三世”图式同“野蛮—半开化—文明”（“文野”）图式看成是对等物。按照梁启超对中西进步所做的对比，似乎理想的“太平世”在西方已经实现了（虽然对中国来说还没有实现）。如果这样，进化不就等于到头了吗？如果不是这样，更高的进化目标又是什么呢？梁启超重现了康有为已经有的这种混乱。已经习惯了的一种说法是，梁启超早期接受了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当他流亡到日本之后，就很快或逐渐放弃了它。事实上，梁启超到日本后，在他思想的高峰期并没有放弃“三世说”，他继续使用这一图式。[52]

关于梁启超的进步历史观，一个需要注意的突出特点是，他把历史的进化看成是集体的、人群的进化，个人没有进化可言，“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53]。这种泯灭了“个人”、只承认“群体”进化的历史观，不过是梁启超“合群”集体主义意识的反映。照这种历史观念去叙述历史，历史自然就变成了“群体史”，或者像浦嘉珉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人民史”。这种服务于“合群竞争”价值需要的“群体”进化史观，在他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中》再次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54]在梁启超的眼里，只有能够“合群竞争”的种族才有历史，不能“合群竞争”就没有历史。这样，进化的人群史，又是一部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历史。不管如何，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进步性”，那么这种“进步性”就绝不是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只是“群体”的进步；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丰富多彩性，我们就不会欣赏梁启超的单调乏味的“群体”进化史或竞争史。虽然梁启超晚期也没有改变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但是他的乐观热情降温了[55]，并对先前的说法做出了修正。在此，人类的平等和一体化、人类的“文化共业”，被认定为是进化的，其余的都被归到“循环”的范围去了。梁启超从高峰时期信心十足的整体性的乌托邦进化历史观中退却下来，再次表明了他充满“苦斗”和“不安”的思想历程。

注释

[1]《孟子·离娄上》。

[2]《荀子·君道》。

[3]《荀子·王制》。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99页。

[5]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梁启超选集》，第8~9页。

[6]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198页。

[7]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第57页。

[8]同上书，第58页。

[9]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76页。

[10]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第50页。

[11]严复：《有如三保》，见《严复集》第1册，第79页。

[12]严复：《拟上皇帝书》，见《严复集》第1册，第51页。

[13]严复：《拟上皇帝书》，见《严复集》第1册，第51~52页。

[14]同上书，第51页。但是，严复在这一点上是不严格的，他在《拟上皇帝书》中所说的“道”似乎又回到了儒家之“道”中：“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养、相保持之事矣，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散，种亦浸灭。”（同上书，第63页）

[15]严复：《拟上皇帝书》，见《严复集》第1册，第50~51页。

[16]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883页。

[17]严复：《拟上皇帝书》，见《严复集》第1册，第63页。

[18]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见《严复集》第4册，第958页。当然，严复也指出，改革之际，很难完全做到恰到好处，出现过偏亦不必大惊小怪：“进步之境，以翻变为先驱而变矣，又安得以无过如钟摆然，其一动而即协于中点者，宇内绝无之事。今日欲求其进，固当耐得过中。”（严复：《与曹典球书》，见《严复集》第3册，第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