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临了怎样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启蒙主义的思想主题已经蓬勃而起，反思、叛逆和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另一方面，小说在艺术上却仍然被“现实主义”这一统治文艺二十多年、且已变得褊狭和异化了的观念所牢牢地禁锢着。在《班主任》、《伤痕》等一系列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中，一方面提出了发人深省、使全社会备受震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们幼稚造作的结构和浅表笨拙的笔法，特别是被意识形态扭曲的话语方式，却也透示着令人失望的贫乏。用被政治严重污染过的语言批判“四人帮”，用造成了他们心灵“伤痕”的强力意识形态所造就的思维方式“哭诉”他们的“伤痕”，这样的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面对早已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现代中国小说，面对已异军突起的当代诗歌，特别是面对暗流汹涌的启蒙主义思想浪潮，以及政治上“思想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社会形势，必然会在尴尬中寻找新的出路。

“意识流”小说源起于20世纪初期的英法美爱尔兰等国，其哲学基础主要是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学说。“意识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提出的，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零散和互不相关的，而是以“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65)的方式进行的，同时，这种意识流动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非理性和无逻辑的。这种学说在弗洛伊德关于人的意识状态的分析解剖那里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他在自己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论》和《梦的解析》中，对人的意识结构、潜意识活动的机制以及梦的产生原理等深层的精神现象作了具有生理学、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科学依据的阐释，他不但证明了在人的内心中所潜藏的另一个世界的无限广大和复杂，而且还从本能和人性的意义上，给这些复杂隐秘乃至在传统的和世俗道德意义上处于“非法”地位的意识（如“恋母—弑父”情结、许多病态的复杂性心理等）以相对的“合法性”，尽管他的理论并非完全正确，但却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证实了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画出了它的大致轮廓，并为后来者更深入准确地探寻它提供了入口和启示。西方文学本来就有关怀精神领域、探寻人性世界的传统，弗洛伊德的发现无疑又为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动力。当他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大战前后陆续发表了他的一系列论著之后，其影响迅速扩及世界各国。英国的心理史学家舒尔茨曾描述，弗洛伊德所创立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学说不但被纳入了现代心理学的主流，而且“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10年后，美国报刊载满了弗洛伊德的论文，1920年以后，美国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书籍，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66)。

最早的一批“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问世的，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直接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和启示，但这些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以广泛承认和流传，却与弗氏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意识流思潮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

意识流小说尽管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但它却在20世纪西方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对小说最大的改变，是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时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线性结构”，代之以一个超越了时空限定的随着人的意识活动并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情节的“心理结构”。这样一种结构使20世纪的小说发生了从“外视角”到“内视角”、从“情节小说”到“心理小说”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小说便受到意识流小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从30年代上海的“现代派”、“新感觉派”，到40年代的“孤岛”小说，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鲁迅在评论“海派”小说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影响。(67)杨义在评述施蛰存30年代初的《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等小说时也指出，作家“热衷于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眼光，观察人物的深层心理，尤其是性心理……揭示大都会生活的急迫节奏对人物神经的严重冲击”(68)。心理视角的小说不但使作家进一步获得了表现其所置身其间的现代都市生活的有力的方式，而且也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走向“现代”的进程。

对于这样一个“传统”，当代作家并没有迅速从70年代末已经僵死和异化的“现实主义”中挣脱出来，予以面对和继承。且不说关闭已久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是否为他们提供通向这个“传统”的窗口，单是为了这个“传统”有没有合法性，就历经了持久的疑惑和揣测过程。仅有的几个有灵性和有勇气的作家，也都是在“无意识”中迈出试探性步子的，与其说是他们发现了意识流，不如说是小说必然的“松绑”和探寻心灵的要求驱动他们“撞上”了意识流。如王蒙在1980年所说，“近几年的作品更多地探索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这就突破了过去关于写人的文学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好”(69)。王蒙仅仅是从“探索心灵”这样的角度说明小说心理视角的合理性，或许他也碍于对“现代派”和“意识流”这样的字眼的恐惧，但从心灵的察省对当下停留于问题和表象的“伤痕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予以补正和深化，却体现了这时期小说进步的必然要求。80年代末，王蒙在回顾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时也重新强调了他的“意识流”倾向的不自觉性，“我是怎么变的，自己并不清楚”，“从1979年底，开始写《夜的眼》的时候，我好像才真正进入了文学”。当《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这四篇作品在“少见多怪”的“意识流名义下进行的争论”中相继发出，并被视为“对传统的或习惯的小说模式的挑战”时，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创作的转型，“我不能说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意识流小说家，变成了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小说家”(70)。

王蒙的这个自我估价应该说是客观的，因为所谓“心理线索”或者“心理视角”，同探索无意识世界的状况之间的差距，绝不是如此轻易就可以跨越的。但是，个人的理解或许可以是朦胧和模糊的，而历史的必然要求所推动下的社会意识却具有相当确定的合逻辑性与合目的性，70年代末小说的变革所首先需要的就是原有的“那种正反两极斗争及对人的性格进行道德评价的文学模式”(71)，由浅表的社会问题到深层的人格构成，即文化—心理模式，“从长期习惯于对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上的再现——即写运动本身，写过程，写事件，人物服从运动、过程、事件的需要，转而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表现人，即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72)要求作家“转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73)，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很明显，只有在总体上实现一个从外到内、从简单到复杂、从社会到人、从表象到心灵的结构视点的转变，当代小说才能走出长期停留于阶级论、反映论、社会学和认识论模式的局面，而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深化和革新。“意识流”小说正是这一总体转向的一个合适的选择。

最早尝试运用意识流方法结构小说的作家除了王蒙之外，还有宗璞、张洁、谌容、茹志鹃、张辛欣等一批女作家，另外张贤亮的作品也较具心理结构特点，上述作家在1979年和1980年前后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探索性的作品。王蒙的“老六篇”《春之声》、《布礼》、《夜的眼》、《海的梦》、《蝴蝶》、《风筝飘带》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次第推出，对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坛产生了排浪般的冲击。与此同时，宗璞的《我是谁？》（1979）、《三生石》（1980），谌容的《人到中年》（1980），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张贤亮的《灵与肉》（1980）等也都明显地采用了以主人公“意识的流动”作为结构主线的方法。甚至于有的研究者把这一时期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叶文玲的《心香》、李国文的《月食》、张洁的《忏悔》、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张承志的《绿夜》等也都划到这个范围里来，认为它们“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生活土壤，真正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同时“又充分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性的特色”，因此是否可以名之以“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74)。总体上看，这个时期除了多数作家仍持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之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作家开始自觉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借助于心理视角这一大的转向，把笔触伸向历史、时代和自我精神的深处，去探索悲剧的根源以及在这一深重而漫长的悲剧中的民族心灵史。这一向度，表现了当代小说家在继朦胧诗人之后文体意识的自觉。

就个案作家来看，80年代初期意识流小说的“始作俑者”和最重要的作家是王蒙。王蒙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用“知识分子式”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去审视历史、时代、社会和包括知识分子自身在内的人的灵魂的作家，这正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他的深度和价值所在。南帆在探讨当代小说技巧的演变时亦曾指出：“王蒙在这场小说技巧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在不长的时期内连续发表了一批面目全新的小说……经过这些小说的连续冲击，传统技巧的厚厚帷幕上终于出现几个窟窿，从中透进一些新的亮光。”(75)无疑，从技巧的变革角度，王蒙是最先尝试和最先具有艺术与文体意识的作家，但他的作用还不仅在于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常初步的变革与开放情境中，单向的对外部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与书写一直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这就大大限制了作家对社会与历史的认识深度，而要想更加准确和深入地透析社会和历史，实现初步的社会与文化的启蒙，作家必须把认知的视角引向具有自我主体参与的心灵空间，只有进入历史中个体的人的心灵，才有可能揭示出人的心灵中的历史、人的心灵史。而在这样的纵深掘进和解剖过程中，一个类似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具有自省精神、批判意识、独立的价值判断力的角色产生了。

写于1979年的《春之声》，大约可以看作王蒙最早具有“意识流”结构特征的作品之一，王蒙自己说：“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是万变不离其宗，放出去又都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八〇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里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76)而这个主人公正是一个充满着感时入世的心态的、立身微贱而胸怀天下的“救世”意识的知识分子——物理学家岳之峰，从异国考察满目繁华的现代化景象，回到依然满布贫困与破败的国内生活，再从刚刚启动现代化步伐的城市，乘上上个年代留下来的“闷罐子车”，在挤挤撞撞熙熙攘攘的乡下人群中回农村老家探亲，时间不过数日，空间变化的落差却如此巨大，这样的落差不能不给主人公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对“现代化”的期盼焦虑，和对业已“解冻”的社会景象的兴奋与欣慰，以十分矛盾的状态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较高远的视野和情怀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与其说“春之声”的旋律已经响彻大地，不如说那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对遥远而艰难的未来的翘首期盼，一个美丽的幻觉。通过岳之峰的心理活动，作家准确而敏感地触及到了整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