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之所以把一些先锋作家的历史小说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因为它们在总体上呈现了类似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一些特点。为了对这些特点做一些归纳，我们可以参照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在“新”与“旧”的关系上，他们采取了选择和重构的双重策略，比如作为新历史主义重要理论家的格林伯雷，同典范的“旧历史主义者”泰纳之间的许多主张就有着一致性，他们都认为文学应当是历史的特别直观、感性和“敏感的记录器”(35)，但他们的区别在于，旧历史主义者往往都确信历史的某种本质性的存在，如黑格尔关于“历史理性”、“时代精神”等观念的认识；而新历史主义者则意识到这是一种“历史假识”，他们在切入历史叙述的时候，就怀着这种先在的“不可知论”的警觉，去尝试恢复历史无数细微时空中的破碎和偶然的努力，去呈现历史本身无数的歧路与可能性，以及许多“秘密”和不可知的性质。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历史文本中就刻意采取了征引“稀奇古怪的、显然是远离中心的各种材料，故意违反传统的文学鉴赏力”的“修辞手段”(36)，以对历史作出新的描述，新历史主义者在重新研究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时，就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这同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情形是相似的，它们大都对以往受到意识形态框定的历史小说所反复描写过的近现代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试图以新的观念“重构”这段历史，描画出它曾经被忽略和遮蔽了的细部丰富多彩的景象。用某些评论家的话说，这是对“中国民间社会原初记忆的修复。……意在改变对封建传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进行认真清理，而且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经典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对历史的重写”(37)。且不说方法，单就所关注的历史对象来看，就已然构成了与旧的历史主流论观念的区别。这是对简单阶级论、社会学和庸俗进化论以及一元化道德判断等观念所驱控下的历史叙事的一种修正，这样的历史意识和内容本身就有着某种“新”意。这一点，我们从《白鹿原》、《丰乳肥臀》和《家族》等作品中都能看得出来，尽管主流历史视野中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背景仍在小说的内容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作品的整体视点、判断标准却已落脚于民间，历史不再是单面和一维的叙事。因为所谓“民间记忆”，是一种更多地消除了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中性”或复合状态，在这样的框架中，历史叙事才最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从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同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关系来看，似乎也呈现了一种“修复”的趋势。最“新”实际上也可能意味着最“旧”。中国本来是一个历史叙事特别发达的民族，从富有文学特性的史书典籍《史记》起，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历史小说，再到《东周列国志》、历代历史演义小说、大量的野史、外史著作，主流的“官史”和民间的历史记忆不但同时受到重视，且互相渗透影响，尤其民间的历史观念对于文学历史叙事一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是在《三国演义》这样的以王权、战争和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宏伟历史叙事”作品中，民间与江湖的“义”的标准，“不以成败论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人本历史观念，仍在书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而在《水浒传》等作品中，民间性的英雄气节、民俗化的人物描写，甚至对历史的恣意“虚构”等，更与今日的“新历史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实际上，民间化，这也许就是文学历史叙事的一个永恒的叙事原则或基础。从这点上说，当代的新历史主义同历史的传统之间，也许只有一步之遥，这也是它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十余年中兴盛一时，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的一个根本原因。

总体阐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各种特点未免流于空泛，下面，我将以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为参照，以抽样的方式对其主要特征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首先，侧重于表现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是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最核心的历史观，也是其最根本的特点。把历史的历时形态与外观予以打碎，而找出其中那些基本的“原素”，予以重新组构，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即“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来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38)，这种重构的历史，既具有历史的客在真实性，同时又更具有当代的体验性，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历史遗迹的理解的可能”(39)，是永恒人性与生命经验在历史空间中的感验、认知与示演。这一点在苏童的历史小说中表现最为典型。

苏童的历史小说写作，概而言之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7年和1988年，主要作品有《1934年的逃亡》（1987）、《罂粟之家》（1988）等中篇作品，这些小说受到稍前“寻根文学”和新潮小说中一些“家族历史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的影响，但又更显示了他自己对于历史的“恶”的理解，通过刻意营造幽暗与破碎的叙事，重现了某种历史氛围中的种族生存状态。《1934年的逃亡》从故事与叙述风格上看，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似相类同，但也更为模糊，其历史背景与氛围以及所呈现的主题意蕴也更为多义和不确定。竹器商人家族荣辱兴衰的不可捉摸性，其中有关性、生殖和瘟疫灾难之间因果联系的隐喻，都展示出历史本身晦暗、苦难、迷惘和悲剧性的一面，展示出一部缩微了的种族生存史。《罂粟之家》也相类似，但其主题中又融入了乱伦、弑父、匪行、暴力、仇杀等因素。“罂粟”本身艳丽而有毒性的形象，以及由它所生出的一系列迷幻的、淫荡的、凶残的、悲剧的和自取灭亡的种族行为，十分生动完整地再现了历史的血影幻境。这两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不再着眼于从历史中寻找带有传统色调的那种主题：家园或者正义，而是以冷漠的目光剖析和审视历史，力求将其未经选择和误读的原生状态呈现出来。在《罂粟之家》中，苏童甚至不无以“恶作剧”的心态地将刘家的家族世系图，画成了女性生殖器的样子——以示“历史即藏污纳垢之所”的意思，这样的理解当然不无“男权主义无意识”的作祟，但它也确乎鲜明而强烈地、形象而生动地表明了苏童对于正统历史的颠覆性认知。

不过，总体而言，苏童早期的新历史小说还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和带有图解某种新潮的认识论观念的痕迹，以至于在《罂粟之家》等小说中塞进了大量来自弗洛伊德理论的硬性理解，有未及化掉的许多“观念的硬块”。而在1989年之后，他便进入到一个相当自由而成熟的境界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从1989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妻妾成群》和《红粉》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我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盖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我喜欢这样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了一份快乐……”(40)在这类描写近代“妇女生活”的作品中，历史不再呈现为破碎的表象，而成为十分完整典范的人和事，它们所负载的文化意蕴虽不像早先的寻根小说那样明确和积极，但也十分鲜活生动，具有深邃细密的历史、人性与经验的深度。

《红粉》是一个取材不远、但却十分具有某种“古意”的小说，宛若传统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今古传奇》中某个小说的现代版。“两个妓女和一个嫖客之间的悲欢离合”，这种故事模型不但为苏童提供了人性省察与情感体验的广阔空间与绝好框架，而且还濡染上了浓重深厚的历史文化神韵。人物的行为与命运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与文人性格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似乎又很纯粹，秋仪、小萼和老浦之间的聚散纠葛是历史上最平常和朴素的事情，让人读之如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某篇情节相似的话本小说。可以说，这是人性化了的历史，是经验化了的事件，是一个富有“原型”意味的故事。另一篇《妇女生活》，也是一个以表现女性命运与心理为主题的作品，其中的娴、芝、箫三代女性，她们生活的时代与背景各不相同，但其命运、心灵、生活内容与方式却是十分相似的。这些作品大都不离有关婚姻与性的悲剧，叫人读之有种阅尽历史沧桑和历尽人间苦难之感。

不过，这时期苏童最精致的作品还要数《妻妾成群》。这篇小说由于设定了一个十分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生活背景，而分外具有了某种生动可感的历史氛围。它是一个典范的历史模型，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故事。一个家遭不幸、被迫嫁人为妾的弱女性，在一个阴森可怖、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其悲剧命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上说，它同以往的许多“反封建”主题的小说是相似的。但苏童又远远没有拘囿在这样一个旧套路中展开描写，这个“主题中心”被他有意瓦解了，而那些通常被认为仅具有“边缘”意义的内容如原罪感、乱伦意识、白日梦、死亡预感、通奸、同性恋、嫉妒、诅咒……种种潜意识的或变态的心理行为，都在这个畸形的生存环境中透射出深邃的历史的悲剧力量。尤其是，当这些内容以一个曾经是知识女性的软弱而敏感、不幸而多幻想的人物颂莲的命运与活动组织起来的时候，更具有了细腻、精致、鲜活、微妙的特征和温婉弥漫的人性力量。历史，那种在以往观念中早已僵滞而冰冷、成为亡去旧物的历史，在这里被生动地复活了。这种“中心消解、边缘耀目”的意义建构方式，正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最鲜明的特点。

苏童后期的历史小说，主要以两部长篇《我的帝王生涯》和《武则天》（又名《紫檀木球》）为代表，它们也是整个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的终结的标志。它们在展示历史的时候，似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虚构色彩，但也离历史更远。《我的帝王生涯》完全是一个“超验虚构”的文本，其中的“燮国”和“我”——少年王子端白的一番帝王经历都无任何历史凭借，但作家却以体验的视角将历史上的宫廷生活，将其倾轧谋夺、血影刀光、骄奢淫侈、变幻无定的种种景象十分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文化与人性的内容仍然相当丰富，但它似乎也昭示了一个终点，即，历史“原素”的提取为今人对历史的体验虚构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无限制的虚构最终又将取消历史的客在真实性，它以共时特征取消了历时特征，以抽象的永恒取消了具体的过程，这不能不是一个矛盾，不能不把新历史主义小说最终引向疲惫、困境并成为写作的游戏。这种趋势，在稍后的另一部作品《武则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基本上已成为一种在历史背景与古老时空中的叙述游戏，并在不由自主中靠近了商业与娱乐活动中的大众文艺，这必将葬送它自己的人文属性与批判价值。事实也证明，《武则天》一类作品，包括在此前后不少作家为拍电视剧所作的商业竞卖脚本《武则天》，既为苏童自己的新历史小说创作画上了句号，同时也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育起来的历时近十年的新历史主义文学运动与思潮，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