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新潮小说”是一个曾经相当辉煌的文学话语。由于人们常常把它和“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探索小说”“形式主义小说”等混为一谈，且其自身也有所谓“前新潮”和“后新潮”之分，所以其所指在很大程度上就呈现出一种混乱而模糊的状态。但是，作为一次卓有成效的文学革命的真实记录，“新潮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话语价值依然是无法抹杀的，李劼甚至极端地视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开端，把其前的文学史统称为现代文学史。虽说我并不完全赞同李劼的观点，然而他对新潮小说话语价值的估计我觉得仍然是可以认可的。不过，作为本书的论述对象，我觉得我首先就无法回避赋予“新潮小说”以清晰所指和准确命名的责任。然而，命名是困难的，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事物的存在，却无法真实地言说这种存在。就“新潮小说”来说，这种失语的尴尬尤为令我们痛苦。我们无数次地为“新潮小说”欢呼、辩论、争吵，可当人们突然间问我们“新潮小说”到底是什么时，我们却发现自己和询问者一样感觉莫名其妙，它就如夏日夜空中闪烁的萤火虫，在我们面前很鲜亮地划过，很快就沉入了无边的黑暗，我们根本无从捕捉。于是，从前的争吵、辩论……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长期以来，“新潮小说”正是作为一个其具体所指和含义被悬置了的空洞能指被谈论的。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不同风格的作家都被笼统地归入“新潮小说”的名下而失去了必要的区分和厘定。所谓“新”自然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潮”的所指无疑是宽泛的，固然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相对于这之前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新潮意味，就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等之间也都有“时间”上的显而易见的新潮递变意味，40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对于当时的文学氛围来说也恰恰是一种“新潮”。但这显然不能作为我们逃避对“新潮小说”进行理论界定的借口，无论如何，在种种相对性和混乱中总会有某种恒定的价值和话语限定存在。可以说，“新潮文学”是一种流动的文学类型，这种流动或缓慢，或剧烈，在某一特定的时代具有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流动意味着变化和丰富，但又绝不是毫无基本规则，不是毫无目的的无所不包的大口袋；而除去这种流动性，“新潮文学”对于意识形态话语和习见的艺术规则的反叛性同样也是有其自身的某种定则和目的的。首先，我觉得“新潮小说”主要是就一种不断创新求变的思维方式、艺术精神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新潮小说”命名为“先锋小说”似乎更为恰当。“先锋”（Avant-garde）原为军事术语，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术语，最后为画家、作家尤其是批评家所借用，指某种甘为破旧立新做先锋的美学意图。先锋派力图改变旧的、现存世界的趣味，并强迫它接受一种新的感觉，其行为极具预言性和战斗性，因此往往不被理解。先锋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法国的小浪漫派的活动，此后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小说、“如是”集团等，都曾是先锋派的重要角色。先锋派往往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弑父意识和挑衅性，他们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现存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趣味。正如法国先锋作家尤奈斯库在《论先锋派》中所说，所谓先锋派，“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1]。也就是说，先锋派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它是文学创作中勇于创新的尖兵；其二，这种创新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能赢得一定声势的追随者。而批评家赵毅衡则认为判别先锋派有四个标准：其一，形式上的高度实验性；其二，力求创新，着意创造的是困难的形式，好像有意让大部分读者看不懂；其三，往往受到同行的侧目，甚至受到同行的反对；其四，有能力为艺术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2]对比而言，虽然新时期中国文坛的新潮小说还很难与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派相提并论，但其表现在对小说观念、小说传统、小说形式和内容诸方面的反叛倾向和创新追求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其次，“新潮小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潮流、文学运动以及一批特定作家的作品的特指。可以说，“新潮小说”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创作者主要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群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年轻作家，他们受到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众多不同作家作品的影响，不满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固定模式和陈旧技巧，试图通过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实验来革新中国小说的面貌，从而实现他们走向世界的文学抱负。应该说他们的努力是很有成效的，在今天无论是谁谈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成就都无法忽略新潮小说的巨大影响和它带给中国文学的巨大声誉。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能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也正与新潮小说的成就密不可分。再次，我觉得“新潮小说”更重要的还是针对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和审美心理而言的一种弹性文学话语。“新潮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我甚而以为中国“新潮小说”的“创新”本质上就是阅读意义上而非创作意义上的“创新”。在阅读方面，“新潮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无疑是陌生而新颖的，它迥异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学经典，也与同时代的权威文学话语格格不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种种冷落、误解和“读不懂”的抱怨，并事实上给我们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在创作方面，“新潮小说”的创新意义则有令人怀疑之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潮小说”更多时候只不过完成了对西方先进艺术经验的模仿、移植和翻译，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所效法的文学“蓝本”常常是西方已经“落潮”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更愿意以“新潮小说”而不是“先锋小说”来命名本书的论述对象。鉴于上述原因，要给本身就充满了各种歧义的“新潮小说”一个准确的理论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喜爱的两个北京青年批评家跟我讨论“新潮小说”时给我的告诫：理论往往需要一些果断甚至武断，否则我们只能一事无成。如此，不避武断和冒险，本书尝试对“新潮小说”作如下命名：新潮小说是在中国文学自身的变革要求和世界先进文学思潮的影响这双重因素催生下于8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它有自己特定的作家群体和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最重要、最有成就的小说流脉。新潮小说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现实和未来都具有很大的革命意义，其全新的小说范式对中国文学的经典理论和审美心理都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当代文学的面貌也由此得到了改写。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对作为一种文学话语的新潮小说作三种理解：它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精神状态，还是一种审美思潮。为了对新潮小说有一个更为具体和明晰的阐释，拟从下述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析。

一、新潮小说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最单纯的文学表象背后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释。众说纷纭的“新潮小说”就更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文化景观的投影。

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氛围，无疑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二个“五四”来临的重要前提。随着社会“奇理斯玛”（Charisma）中心的解体和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形成，当代中国社会被置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被混乱不堪地汇集在一起。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其经济和文化活动远离政治一体化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市民文化和娱乐文化、通俗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从而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三元分离的状况。虽然“奇理斯玛”的解体不过是“文化失范”的一种表述，但这种解体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却又并不是一件坏事。马克斯·韦伯就曾借用它来指有创新精神的人物的某些作风品质。因为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指出的，“奇理斯玛”赋予社会以中心或中心价值体系。社会有一个中心，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中心带，而这个中心或中心带是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奇理斯玛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它之所以是中心，因为它是终极的、不能化约的；很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点，但却能感觉到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中心是带有神圣性质的，……中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类需要结合能超越平凡的具体个人存在（并使其改观）的某种东西。人们需要与大于自己身体范围的和在终极的实在的结构中比自己日常生活更为接近核心的一个秩序的一些符号相接触。”[3]显而易见，这种中心价值系统的崩溃所导致的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与失意为文学艺术的创新、蜕变和实验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心理空间。各种名目的艺术观念、小说样式、文学潮流都获得了名正言顺的登台亮相的机会，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也正借助于这股“自由”的旋风扫荡了中国文坛。

当然，谈到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诞生的文化语境，我们更应重视的还是矗立在其背后的世界文学背景。80年代之后随改革开放之风涌入中国的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无一例外地对中国作家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化艺术成果共时性地呈现在中国十余年的文化空间中，一方面给中国作家强烈的新鲜感，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和艺术滞后感。中国当代作家们比“五四”知识分子更具一种学习西方的焦灼意识。事实上，伴随文化翻译和交流事业的兴盛，几乎任何一部外国文学经典（包括80年代因为诺贝尔奖而“爆炸”了的拉丁美洲文学）都短时间内有了中国版本，这就为中国作家模仿性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机遇。有人曾戏谑地称十部外国文学名著就可以完整地演绎全部新潮文学史。这种观点虽不无偏激，但新潮小说是在西方小说的温床上孕育并一直在其阴影下生长这一不争的事实也可谓人所共知。它至少昭示了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与世界先进文学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文学前赴后继地走向世界的不懈追求。而从理论层面上说，西方叙事学理论、形式主义理论、新小说理论、语言学理论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大行其道也为新潮小说的文体实验确立了卓有成效的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