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死亡的审美化、超越性、反伦理性。在我们经典的文学话语中，任何一种描写对象都是有它的原因和目的的。一位著名的世界文学大师就曾教导我们，如果在小说或电影的开始，墙上挂着一把枪，那么在其后的情节中这把枪一定会响，否则这把枪的出现就是失败的、没必要的。同样，具有极大悲剧性和崇高性的死亡在小说中就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了。《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中，英雄之“死”和敌人之“死”从来也是壁垒分明的，或是为了伸张正义，或是为了批判丑恶，小说的主题意义和教育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紧紧附着于不同的“死亡”之上的。但显然，这些教条对于顽童一样的新潮作家是不具备约束力的，“死亡”正如他们文本中的其他许多话语一样，只是一种话语而毫不具备话语之外的意义和价值。新潮作家对于死亡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他们是把死亡当作一种纯客观的小说对象来加以审视和叙说的，这就使出现于新潮小说中的“死亡”具有了很强的文本化色彩。

一方面，死亡被彻底客观化、他者化，失去了其蕴含的伦理的悲壮性或悲剧意味。人们面对死亡的伦理情感和情绪在新潮小说中被全面消解了。如果说，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血淋淋的死亡场面还能唤起读者的愤怒、仇恨等伦理情感，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等等小说中人面对死亡时则完全呈现出一种冷漠的非情感状态。另一方面，与此相应，表现在小说文本中的把玩、欣赏死亡的倾向自然在所难免。试看下面几段文字：

冬天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红菱姑娘的尸体从河里浮起来，河水缓慢地浮起她浮肿沉重的身体，从上游向下游流去。

红菱姑娘从这条河里来，又回到这条河里去。

香椿树街的居民都拥到和尚桥头，居高临下，指点着河水中那具灰暗的女尸，它像一堆工业垃圾，在人们的视线中缓缓移动。当红菱姑娘安详地穿越和尚桥桥洞时，女人们注意到死者的腹部鼓胀异常，远非一般的溺水者所能比拟，于是她们一致认为，有两条命，她的肚子里还有一条命随之而去了。——苏童《南方的堕落》

到处都是尸体……天边泛出紫灰色，月亮隐没在光秃秃的树梢背后，赵谣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残缺的肢体——在那些血污和尸体中间……在稠厚的血腥中，在被鲜血浇得湿漉漉的草丛中，赵谣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容：这个本分的小木匠什么时候加入了王标的队伍？

——格非《风琴》

无须再举例，我们会发现在新潮小说的文本中死亡都呈现为一种绝对的文本化状态，新潮作家对于死亡的描写更多的时候都是一种想象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一种“形式”，我们的文学经验积淀在其上的那些文化的、情感的、心理的意义和内涵都被剥除了。他们以冷观的方式试验着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和描写技巧，死亡由此也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赏玩对象。正如余华的一篇小说《往事与刑罚》中的刑罚专家形容“死亡”境界时所说：“那时候你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一切声音都将消失，留下的只是色彩，而且色彩的呈现十分缓慢。你可以感觉到血液在体内流得越来越慢，又怎样在玻璃上洋溢开来，然后像你的头发一样千条流向尘土。你在最后的时刻，将会看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清晨的第一颗露珠，露珠在一片不显眼的绿叶上向你眺望。将会看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午的一大片云彩，因为阳光的照射，那云彩显得五彩缤纷。将会看到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傍晚来临时的一条山中小路，那时候晚霞就躺在山路上，温暖地期待着你。将会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月光里的两颗萤火虫，那是两颗遥远的眼泪在翩翩起舞。”这样的死亡境界确实只有在新潮小说的文本中我们才有机会面对和接触。死亡在此不仅不具有那种呼天抢地的残酷和痛苦性质，而且完全呈现出一种美感和诗意魅力。某种意义上说，新潮作家对死亡的欣赏性的描写和表现也是他们艺术气度的一种表征，其与新潮作家整体上以新的叙述风度和手法描述对整个世界的全新思索的艺术追求是协调统一的。而且，这种对于死亡描写的文本化和美学化倾向与前文我们所分析的新潮小说对死亡的想象化体验也丝毫不矛盾，相反两者在新潮小说文本中正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联系之中。有了对死亡的想象化体验，才会有对于死亡的冷观性的“远视”和纯审美化的叙述；反之，正由于对死亡有这种超越性的美学视角，新潮作家对死亡的各种“体验”和言说才有了充分展开的可能。这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1]

四、罪恶

在新潮小说的主题词典里，罪恶也一直是令新潮作家魂牵梦绕的一个特殊话语。新潮作家对“人”的沉沦状态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罪恶的特殊把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打破文学禁忌的“潘多拉”魔盒之后，“罪恶”也是新潮作家最早放飞的毒鸟之一。虽说前文我们所谈到的灾难和死亡也都带有“罪恶”的性质，但我更愿意在这里专门列出一节来阐说新潮小说的罪恶主题。这其实也是必然的，新潮作家既然要亵渎和消解“人”，那么罪恶自然是他们所无法回避的话题，只是我们的阅读心理和思维惯性一时还没有能够想到新潮作家一下子会走得那么远那么坚决而已。我在这里几乎不能举出哪怕一部没有书写罪恶的新潮小说文本，各种各样的“罪恶”陈列在新潮小说文本中，以致我们从前由阅读而来的关于人类的温情脉脉的文学经验顷刻间就被冲得面目全非了。某种意义上说，新潮小说所描绘的就是一种纯粹的地狱之境。在从前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会出现的罪恶，如今被新潮作家处理成一种普通的生存景观呈现在小说文本中，它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生命中一种触手可及无法躲避的灾难。而作恶者也不纯粹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新潮作家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有可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加入某种罪恶之中去。从另一个方面看，在新潮作家亵渎了人的神圣性，在打破了对于人的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思维之后，恶的泛滥也似乎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罪恶既强化了新潮作家对于人之亵渎的彻底性和绝对性，同时又满足了新潮作家对于边缘性的生存际遇的想象、夸张和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新潮文本对于罪恶的特殊偏执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他们的这种文学选择时，我们迫切需要理清的也许只是罪恶在新潮小说整个历史上的主题价值和话语意义，从而对其在新潮文本中的地位作出合理的评估。然而当我们开始对罪恶展开言说时我们又不得不面临一种特殊的困难，这就是在新潮文本中罪恶的形态实在是太丰富了，历史的、现实的、心理的、个体的、群体的……各种各样的或大或小的罪恶，要对它们逐一进行阐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也不得不采取一种比较偷懒的评论方法，即以抽样的方式对暴力、犯罪这两种主要的罪恶形态进行重点分析。

先说“暴力”。“暴力”很大程度上是新潮作家重新阐释人时所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话语。新潮作家以他们的独特文本对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暴力嗜好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挖掘，从而以文学的方式验证了现代动物学家洛伦兹对人的评判：“人类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与动物出自同一渊源，人类与动物一样，存在着原始的本能。”[2]如果说在早期新潮作家如莫言、残雪和马原等的小说中，暴力更多还只是对恶人的一种表述，其主要对应的是土匪、流氓、恶棍这类边缘状态中的人的话，那么到了后期新潮和新生代作家那里，暴力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它不再只是那些特定的社会规范之外的恶人的行为表征，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的一种普遍人性。确实，走进新潮小说世界，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恶人”们所兴起的暴力恐怖。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固然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幕暴力图景，而长篇小说《米》则更是通过五龙闯荡都市恶贯满盈的一生充分刻画了在一种罪恶的历史情境中以暴力对抗暴力、以罪恶对付罪恶的那种灭绝人性、毁灭世界的可怕画面。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所着力描写的主人公端白同样是一个暴力崇拜者，他出游途中射杀大臣的残忍、暴戾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他残杀宫女的毒辣、阴险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与苏童一样，北村亦是新潮作家中对暴力主题进行过着力探索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流》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以暴力为主题的小说，小说以刘浪和马大两个黑帮的争斗为基本线索，通过他们此消彼长的互相残杀尽情展示了各种罪恶之间的较量，而在这种较量之中暴力被凸显了出来，它几乎同时毁灭了争斗的双方并进而毁灭了整个生命世界。虽然小说最后以两个恶棍的“受洗”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救赎，但本质上说他们所掀起的暴力巨浪对存在、对世界、对生命的罪恶却是永远也无法“洗”尽的。此外，叶兆言的长篇小说《花煞》和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也是两部对于暴力进行了多层面的扫描与刻画的典型文本。某种意义上说，这两部小说对暴力的展示和言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相比较而言，余华可能是新潮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暴力倾向者。他的许多小说不仅以暴力作为主题，甚至还常常以冷观和审美的态度为暴力造型。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亲人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余华不仅对此显得无动于衷，而且当他继续挥笔描写山岗被枪毙和被解剖的“过程”时，他的笔触甚至还带有一种欣赏和抒情的意味，试看下面《现实一种》中的文字：

然后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这一刀切得笔直，使得站在一旁的男医生赞叹不已。……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儿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她从肩峰下刀一直切到手背。随后去切腿，从腹下髂前上棘向下切到脚背。切完后再用尸体解剖刀插入切口上下游离。……

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于是医生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阳光下的菜花地。

女医生抱着山岗的皮肤走到乒乓球桌的一角，将皮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的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发出的声音如同车轮陷在沙子里无可奈何的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