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作为一名诗人，他的风光早已在十年前就确定无疑了。而作为一名小说家，韩东的被人发现与被人评论似乎还是晚近的事。不过，韩东自从辞去公职，赌命似的在他南京的一间小房子里专门经营小说以来，他的小说家的光芒可以说正把他诗人的皇冠给遮盖住了。诗人的韩东毕竟只是一段值得追忆的光荣历史，而新小说家的韩东才真正是栩栩如生触手可及。有人断言，1995年的中国文坛将是“韩东年”，这当然也是针对他的小说而立论的。只要你看看1995年度全国各大期刊的小说版，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言还是有其可信性的。当然，我这样说韩东，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就埋葬了他的诗。不，我恰恰认为小说正是韩东的另一种诗，是更大的一首诗。或者说，小说正是韩东的另一种写诗的方式，是诗对于小说的主动进入，也是小说对于诗的主动迎纳。实际上，在韩东的艺术世界里小说和诗是合二为一的。从韩东的小说里读到韩东的诗，或从小说家韩东身上寻找诗人韩东，都显然不会令人失望。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与诗同行”正是小说家韩东当下的基本写作姿态和写作方式。他放弃了诗的表层操作方式，却赋予了小说一种诗的内核和本质。在我看来这种对于小说和诗本身的双重革命与颠覆无疑是意味深长而具有特殊的启示性的。

一

要进入韩东的艺术世界并对之作出合理的阐释，我们首先就必须对韩东的诗人化的小说态度有充分的认识。韩东有自己独特的小说家理想，他认为：“一个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是新的不如说是更个人化的理解。必须有某种远景、观念（或想法），注意力集中，必须有他的固执己见和坚定不移，以癖好或信条的方式鲜明地存在着。”而在《有别于三种小说》一文中他更是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于小说的理解，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作“虚构小说”，以区别于他所认为的镜面小说家、传奇小说家和预言小说家。他觉得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虚构作为一种小说方式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虚构小说面对的是“生活的可能性”，它对生活的现实性不感兴趣（和镜面小说家相比）、对脱离现实的程度不感兴趣（和传奇小说家相比）、对现实的必然结果——向另一种现实的转化不感兴趣（和预言小说家相比），它反对唯一，没有根据和必须。这就使韩东的写作呈现出一种与传统的游离状态：一方面，他反对传统的对于小说与生活关系的机械理解；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小说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新生代新潮作家，韩东的文本自然也在与经典的现实主义文本相区别的同时，和他的大哥一族的新潮作家保持了距离。他对那些现代主义抽象化的、形而上的、哲学化的对生活与存在关系的理念化的理解不以为然，而这确实又是前一代新潮作家孜孜以求并引以为荣的。韩东曾是口语诗的首倡者之一，而他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口语之风。他的小说平平淡淡，呈现一种与现实的似梦似真的朦胧关系，给人一种言犹未尽，或者恍然大悟的感觉。他的小说总是把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被湮灭和潜在可能性”不动声色地展现出来，从而不经意间给我们灵魂以震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虚构”，但却更近乎“写实”，只不过“写实”和“虚构”在他的这种对生活无限可能性的展示中已经泯灭了界限，而成为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了。

与新潮作家推崇想象和语言的倾向相反：韩东似乎更推崇诗性和智性。他重视的是对生活的潜隐的逻辑关系的智性把握，而非想象化的描述。因此他的小说也常给人一种智力构架，在一种近乎智力游戏般的现实中，小说逼进了现实。这自然与作家对小说和生活关系的理解有关。在《小说家与生活》一文中，韩东表示：“我赞成小说家的写作有赖于他的生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就是对‘生活’这一词语的理解。由于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小说家的不同要求，他们的作品因此在面貌上也迥然有别。”为此，他赋予“生活”四种新的阐释：生活是恒常的、本质的，而非转瞬即逝的，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处于人类的知识体系以外，或主要不是那些给了人们方便的知识；真正的生活在此处，它不是你主动追求的那种，恰恰是你不得不接受的那种。正因为你不得不接受（它的不可选择）才显示了它的严重性。从根本上说：生活就是一种命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小说家也不例外，都得渡过时间之河。显然，韩东对小说的理解是一种纯粹诗人化的理解。我们只有从他的这种特殊的“理解”出发才会对他的文本世界作出符合实际的阐释。

二

迄今为止，韩东创作了近三十部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如果从题材上来看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对知青或下放生活的表现，如《西天上》《田园》《描红练习》《下放地》《母狗》《树杈间的月亮》《掘地三尺》等；二是对校园或诗人生活的描绘，如《反标》《同窗共读》《三人行》《请李元画像》《假头》《去年夏天》《新版黄山游》《文学青年的月亮》等；三是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书写，如《于八十岁自杀》《房间与风景》《吃点心，就白酒》《要饭的和做客的》等。但题材的划分对于韩东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哪一种“题材”在韩东的小说里都只是上文所说的一种“虚构”，它们只服从和服务于一个唯一的主题：那就是对于生活可能性和丰富性的最大限度的挖掘与表现。韩东曾多次说过：“我相信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它的‘本质’、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并不在于其零星实现的有限部分，而在于它那多种的抑或无限的可能性。”只不过，“可能性”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在不同的题材中又具有各不相同的形态而已。

如果说从五六十年代“上山下乡”到“文革”结束这段特殊的中国当代史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主要呈现的是一种历史悲剧性和控诉性的话，那么在韩东的此类题材的小说中则更多地体现为历史的日常性、具体性和细节性。对比于中国文学所惯常的那种历史的整体和本质化的观照方式，韩东的作品无疑开辟了一种言说历史的崭新可能性。韩东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彻底消泯了那些先验的价值判断，而把“历史”作为一种常态的个体生命状态来加以体认和描写，生活的荒诞与生活的诗意并存、人性的崇高与人性的卑琐相伴，这就使“历史”作为一种存在有了前所未有的鲜活的生命性和立体性。另一方面，为了让“历史”在他的文本中具有丰富可能性，韩东还特别重视对于荒诞主题的挖掘。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生活荒诞性的发现与表现正是诗人最拿手的一种特长。而我觉得韩东之所以对荒诞情有独钟，除了得力于他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诗人的思维惯性外，更主要的还是与他在小说领域对于生活无限丰富性和可能性进行最大限度挖掘的艺术追求有关。因为荒诞的状态正是生活脱离了其常态和秩序后的无序状态。正如加缪所说，演员与舞台和他的角色分离，演员与观众分离的状态就是一种荒诞的状态。在韩东的小说中这样的荒诞情境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韩东常把他小说的主人公置于一个荒诞的大的历史氛围和背景之内，因此，大荒诞派生小荒诞，小荒诞又丰富大荒诞，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现实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都有着无穷的荒诞性存在着。《西天上》以女知青顾凡和男知青之间的爱情为表现对象，荒诞的是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爱情”，但主人公却不得不在小村人面前“表演”爱情，而且成了小村的一大风景。当他们不再“表演”，回归现实时却受到了小村人的声讨，以致男主人公不得不逃跑回城。在这里生活的荒诞性与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生存心态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体，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母狗》则以女知青小范在农村生活知识方面的盲区所导致的尴尬处境为故事线索，把三余人从老到少对小范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集体“关心”中所透露出的生活的荒诞的一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而三余人对小范被余先生奸污场面的想象和解释也生动地展示了当地人病态生存心态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平平凡凡的生活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是各不相同的生命行程以及生活纷繁而多维的发展可能性。而《描红练习》则通过“我”的视点对“文革”中家庭成员的不同命运进行了特殊的表现，生活的悲剧中有时也会呈现出诗意的一面，比如爷爷对于标语粘贴的认真态度以及要“我”作描红练习的举措，都把普通人面对灾难和荒诞时的达观天真的一面进行了挖掘，而这一切配合童性对于下放、对于反动话等的个性化理解就使人不得不从小说的具体的人生画面和“过程”中去体味一种全新的“历史”和生活的“可能性”了。很难说韩东的小说就如时下流行的小说那样在从事着对于“历史”的消解，但我们发现韩东确实以他对于“历史”细节化、写实化、片断化的特殊把握方式颠覆了当代文学对于“历史”的那种本质化的叙事风格。这也许并不是韩东的自觉追求，但他的艺术努力天然地赋予了其文本以这样一种“可能”境界，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欣喜和值得肯定的。对于韩东来说，尽管其作品对世态人心的表现与刻画入木三分而又不动声色，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历史与现实画面的生动化、具体化、细节化的描摹也冷峻而深刻，但他关注的只是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复现。正因为此，他的小说虽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形态，却又无法用现实主义的话语原则对它进行言说和解析。这一点在他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就更为充分。

应该说，韩东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体生命和生存体验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散发着极其浓烈的私人性和经验性。那些表现诗人生活和校园生活的小说尤其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说，私人性和经验性的挖掘也正是“生活”的可能性得以凸现的前提，因为生活的可能性既包容了个体的可能性，又只有在个体的可能性身上才能体现出来。在这类小说中，韩东擅长于在生活的现行逻辑秩序内开拓出新的“反逻辑”的可能性。《新版黄山游》的文本表层可以说是相当朴素，作家以两对情侣游黄山的行踪的近乎流水账式的记叙为主体，读者所期待的黄山诗意与美全被登山过程的乏味、枯燥与艰难消泯了。但你不能不承认作家笔下这种“黄山游”的真实性，甚至你还不得不承认这是最日常、最接近生活本来面目的一种可能性。《去年夏天》也是如此，小说以郁红和常义的两种视角叙述了“去年夏天”常义到南京造访“我”的几天的生活，松弛的叙事中只有在吵架和空难这两个场景中才微见波澜。但就是这平凡的生活在“我们”不同的视线中却是全然不同的两种形态、两种可能，而常义的生死问题则更是把小说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小说之外。同样的情形在韩东新近的中篇小说《三人行》中可以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个诗人春节聚会南京，他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不仅读者心中充满好奇，就是主人公自己也充满憧憬。然而他们似乎也并没有冲出年年相似的生活经历，玩手枪、放鞭炮、吹牛乃至最后砸错别人的门成为大学校卫队猎物，诗人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实在也并无多大的区别。然而却正是这种种相似中，作为诗人的平凡性和日常性的一面可能就凸现了出来。这也许正是韩东高明的地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