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失败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文学不但被挤压在社会和时代文化话语的边缘，而且它只能痛不欲生而又无可奈何地听任商业巨手的任意涂抹和侮辱。商业对文学的吞没和文学对商业的投诚规定了中国文学在世纪末文化屠场里的基本景观和宿命。虽然在末日来临之际中国文学经由王朔、贾平凹、陈忠实等导演了一出出绝处逢生的喜剧，但洋溢在这些喜剧中的欢声笑语却不是歌唱文学的凯旋而是在举杯欢庆商业主义的全面告捷。文学的高地终于在虚假的狂欢仪式后彻底沦陷了。绝望的文学和文学的绝望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空前颓败和没落。从理论上讲，在这样一个惨不忍睹的文学时刻如果我们仍奢望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压迫在文学话语的边缘并无所作为危在旦夕地匍匐在文化悬崖上的新潮（先锋）小说再展宏图，那么我们无疑是不自觉地把自己投身在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白日梦中了。而从实践上说，这种空想显然也因其两眼一抹黑的不切实际而呈现出一种荒诞意味。然而，也许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荒诞总是无法避免。新潮小说却正是在文学落荒而逃地惨败的废墟上真实而不可思议地复兴了。这次复兴大典的旗帜由新潮长篇小说扯起，那群在80年代中期刚刚登场就被文化接受的闷棍击退，连“最后的仪式”也未及举行就仓皇地销声匿迹了的新潮作家一夜间就苏醒了过来，格非的《敌人》《边缘》，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吕新的《黑手高悬》《抚摸》，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北村的《施洗的河》，迟子建的《树下》，潘军的《风》，孙甘露的《呼吸》等新潮长篇小说仿佛雨后春笋般降临了我们这个虚弱时代，并给予得意忘形的商业文化以迎头的痛击，这次文学暴动完成得如此彻底果断毫无预兆，以至我们整个时代都茫然无措目瞪口呆，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沙海中新潮作家们竟然能够营构出自己如此丰饶的精神绿洲，这使关于我们时代文学（文化）彻底消亡的预言最终成为一个不确的假设，也使我在这个没有希望的时代里有了言说希望的信心和勇气，我相信商业和金钱根本上无力也不可能完成对于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解构与消解。文学如果存在着危机，那这危机只能根源于文学内部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因此，我不能同意目前弥漫在我们文坛上的那一片悲凉之声，我尤其不能同意有些人对于新潮（先锋）文学灭亡的一次次宣判。我以为这些悲观的叹息和宣判起码表明了其发出者对于新潮长篇小说的蜂拥而至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文学）事件的视若无睹。如果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学界不能为我们时代的如此重大的精神成果骄傲，而仍然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商业巨人掀起的一个个虚假的文学热点之中，以一种“批判”的态度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完成和商业主义的殊途同归，那么文学的厄运也就真的来临了。我们的理论界和评论界至今对新潮长篇小说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而且简直就毫无反应。如果新潮小说的这一轮冲击仍被冷落和遗忘，那就只能说明我们文学自信心和生命力的彻底沦丧，我们也就只能无奈地聆听文学的丧钟在我们时代的天空中回荡。显然，对于商业和文学的双重暧昧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矛盾的文化（文学）现象。

幸运的是，新潮长篇小说本身并没有对读者抱太大的期望。它不但习惯了寂寞和孤独，而且正是把寂寞和孤独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品，因此，新潮长篇小说的繁荣和复兴在本质上就锐不可当。我现在相信，新潮小说在第一次浪潮中的提前谢幕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策略，这种策略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次自我再认识。它们从文化话语中心的主动撤退，其实并不是消失而是潜伏在文化视野之外。从它们的最初命运来说，读者的冷漠和大众的拒绝固然是它们夭折的外因，而新潮小说自身艺术力量和艺术能力的缺乏也是一个内在原因（新潮长篇小说的缺席正是这种不足的重要表征）。这样，新潮小说的被置之“死地”正是赋予了它一个完善自我和重整旗鼓的机会。整个文化防御系统对它的弃之不顾，使新潮作家们可以自由甚至放肆地沉醉在他们的“精神象牙塔”中把新潮小说的探索和实验极端化、绝对化和纯粹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新潮长篇小说终于孕育成熟并破土而出了。新潮作家选择一个文学几乎被放逐的绝望时刻举行了自己重新登台的复兴大典，这一方面捍卫了新潮小说永不媚俗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新潮作家艺术自信心的强大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艺术能力的扩张。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抗击也许是悲壮的，但绝不是失败的。他们对这个时代精神上的征服和占领是绝对的也是深刻的，这个时代最脆弱的神经已经被击中，其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花城出版社的“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印数能达到万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能跻身畅销书行列，似乎都是对这个胜利的证明。如果说新潮作家在他们首次出场时努力完成的是对小说叙述态度和观念的背叛以及对中短篇小说结构操作方式的颠覆的话，那么新潮作家此次出征的艺术起点就更高了。新潮长篇小说不仅深化了新潮小说固有的艺术实验，而且在对长篇小说诗学规范和操作模式的全面颠覆中把新潮小说对小说观念和态度的革命与反叛现实化了。也就是说新潮长篇小说在完成对传统的解构和颠覆的同时也在致力于重构——对新潮小说自身美学规范和美学原则的重构。因此，新潮长篇小说标志着新潮小说这一文学方式和文学过程的最后完成。自从新潮长篇小说面世，新潮小说就有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完整线索和形态，新潮小说从此将不再是残缺的而是完整的了。本章其实无力承担对新潮长篇小说的主题和艺术特征进行全面而准确阐述的繁重使命，我之所以仍然不揣浅陋尝试着来做这力所不及的工作，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唤起广大专家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一

新潮长篇小说的主题深深地打上了新潮作家精神探索的孤独印记。对于人类生存的追寻是这些小说的一个总主题，而新潮作家们对新潮小说悲剧命运的绝望体验和灵魂抗击也正隐喻般地贯穿在这个总主题中。新潮长篇小说不仅在主题上疏离了中心意识形态和主潮文学话语，而且彻底消解了经典和现实的关于小说主题的理论话语系统。虽然新潮长篇小说仍然不能逃脱对“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小说母题的书写，但这时的“历史”和“现实”经由新潮作家悲剧眼光的浸润和形而上的思想过滤已经完全脱离了它们原先的语义，丧失了它们的传统意义上的可理解性和概括性，本质上说，“历史”和“现实”在新潮作家这里只是一种主题和主题手段，它们在经典小说中作为主题本身的光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新潮长篇小说致力于对宇宙性和人类性主题的思索，因而抽象性和寓言性成为这些小说的首要特色。而从主题形态上看，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存图景的描绘以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正构成了新潮长篇小说主题所指的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可以说沦落→救赎的终极人类意识正是新潮作家主题建构的核心和基本线索。

在我看来，还从未有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像新潮作家这样表达出对人类灾难处境和苦难命运如此深刻的理解。新潮长篇小说也正是在对灾难的终极体验和本体书写中描绘出生命的“存在版图”的。这样新潮长篇小说的主题就必然沿着两个维度展开：其一是小说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其二是小说与主体（人和生命）的关系。而联系这两者的共同人生图景就是灾难和末日景象，其共同的主题词汇就是深渊堕落。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充满商业狂欢气氛和消闲娱乐趣味的时代，新潮作家却义正词严地书写着苦难和灾难，这是一种反叛，同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洁身自好。

本来，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态度，小说与“现实”和“历史”在小说中出现的方式都可以大相径庭，然而文学的事实却注定了无法抹杀。新潮作家对历史的痴迷和对现实的遗忘是他们早就确定了的文学策略和原则，新潮长篇小说也基本上继承了这样的写作传统，但相对于前期新潮小说来说现实性的渗透和介入已是大大增强了。然而，我不同意有人把新潮小说执着于历史理解为缺乏把握和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武断意见。我以为这本质上根源于对新潮作家小说观念的误解。从实质上来说，现实和历史是根本无法分开的，现实是发展中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更关键的是，在新潮作家笔下“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其实毫无意义，它们不仅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是同一的。更何况新潮小说之偏嗜于历史，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学策略。一方面，新潮小说被冷落的命运是“现实”施加给它们的，它们主动地冷落“现实”正是一种自卫和还击；另一方面，“现实”与中心意识形态和主潮文学话语的关系总是异常密切，这与新潮小说旨在疏离中心意识形态话语的纯粹艺术实验相龃龉。新潮小说放弃对“现实”的书写既贯彻了自己永不媚俗的先锋态度，同时又营造了自己艺术实验的更多自由，这完全是一桩一举两得的事情。此外，新潮小说选择“历史”也是对小说本质的一次回归。因为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过去”的艺术，“回忆”本是小说最本源最典型的方式。小说叙述永远只能是过去时，它对现在和未来的无能为力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即使是写“现实”的如孙甘露的《呼吸》、洪峰的《和平年代》、潘军的《风》等新潮长篇小说也总是设立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对比结构，“现实”的意义只不过是对“过去”的冥想和回忆。虽然新潮长篇小说充满了众多“历史情境”，但是这些“历史”都是无法指认没有具体时间背景的冷化的“历史”，是一种主观的想象中的虚拟“历史”。它在小说中更多的是被精神化、情绪化和象征化了的，而当它作为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时，它甚至具备了相当浓厚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米》，北村的《施洗的河》，吕新的《抚摸》等小说提供了绝好的例证。而即使在那些历史具有某种程度可确认性的长篇小说如余华的《呼喊与细雨》、洪峰的《东八时区》和格非的《边缘》等小说中，“历史”也是根本上脱离了那个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本真“历史”，它不是以事件和事变的意义凸现，而是作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心理力量自在自为地出现在人类命运之中的。“文革”“战乱”等历史情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再现的。而当我们对这些历史情境进行审视时，我们发现新潮长篇小说所描绘的其实正是“历史”的一种崩溃和颓败状态，它纯粹是一种负面的“历史”、一种失去了真实辩证性的“历史”。这里有连绵不断的战乱（《我的帝王生涯》《抚摸》），有疯狂肆虐的洪水、干旱和瘟疫（《米》《故乡相处流传》），也有命运的恐怖和残酷（《施洗的河》）……这些灾难性的“历史”图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存背景矗立在小说人生命运的背后，以一种腐朽没落的气息弥漫在小说上空并成为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对人生的压迫力量。它一方面是人类灾难处境的一个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灾难处境的寓言和象征，预言了人类末日和生存之夜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