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像当代新潮小说这样需要阐释。新潮作家和新潮小说在各种各样的批评视界中可谓是面目全非了。苏童发表于1991年第3期《钟山》上的长篇小说《米》也无疑正是一部具有这种阐释可能性的小说。对它的阅读将有助于我们把握90年代新潮小说发展变化的某种崭新信息。

一、故事表层：个体的流浪与家族的颓败

应该说苏童是以他的“枫杨树”系列小说而为文坛注目的，成名之后，他也曾有过走出“枫杨树”的创作转移。而一进入长篇新作《米》的语言情境，我很快就又感受到了久违了的“枫杨树”故事气息。对主人公逃亡历程和不幸命运的刻画，对家族没落过程的描绘，都使我有一种重回《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小说世界的感觉。“天灾人祸”所构成的灾难、毁灭、漂泊、流亡可以说是这些小说的共同主题。但《米》完整地刻画了五龙在乡村都市间双向漂流的全部过程，笔墨重心则落在都市的挣扎上。而《1934年的逃亡》等小说则重在描写乡村家族破败过程中人物的罪恶、遭遇和精神流浪，却对人物逃进都市后的行踪缺少纵深跟踪，人物逃亡后变得无影无踪，作家的着笔重点仍在乡村。在此意义上说，《米》正是以前小说的自然延伸和深化，是中篇小说世界的自然伸展。而就描写家族的衰落这一点上来看，像《妻妾成群》这类小说所描写的走向穷途的“家族”，往往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已然存在的，小说是在封闭的格局内展开故事。而《米》则由主人公出场串联起若干家族，并在小说时空中由主人公改造和创造出一个新家族，逐步揭示这个家族的毁灭过程，因而呈现出开放性。因此《米》又有着根本不同于以往中篇小说的长篇品格。那么，作者构筑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首先，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在小说刻画的若干人物中，五龙无疑居于中心地位。他是故事的主体，也是故事的衍生剂。他的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在枫杨树乡村，五龙是个孤儿，一个无父的精神个体。这特殊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乡村的无家流浪者。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枫杨树乡村的生活仍是自足而安的。但一场大水，使五龙和所有的枫杨树男人在乡村的存在失去了现实依据。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途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使五龙的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从离开乡村偷偷爬上一节开往南方的运煤列车起，五龙的流浪生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进入都市。五龙一脚踏到陌生都市的土地上，就有一种晕眩感。都市给他的第一个景观便是一具僵硬的死尸，一具眼睛发蓝、头发结霜的死尸。这是五龙在都市安身立命前景的一种不良预兆，而“死人”也成为贯穿《米》的主题意象，小说的最后一具尸体便是五龙自己的。在对死尸的逃避中，他偏偏又撞上了都市的毒瘤——码头兄弟会。在饥饿的疯狂压榨下，五龙被逼着叫了“爹”。一个无父的孤儿，一个“杀”了父亲而获得人格自由的人，一踏进都市，就又被强制性地配给了若干个“父亲”，这无疑给漂泊都市的五龙戴上了沉重的人格枷锁。要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都市生存，五龙的前途相当黯淡。陌生中唯一感到亲切的就是大米和米的清香，米引导他走向米店，并且，以自己极度的愚朴赢得了冯老板的信任。他走进了米店，他找到了城市里让他栖身的房檐。他参与了都市，与米店和都市的故事也就拉开了帷幕。他反复疑惑着的“我是否正远离了贫困的屡遭天灾的枫杨树乡村呢？现在我真的到达城市了吗？”这一问题，似乎到此才有了肯定性的答案，五龙的流浪旅途此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他有了一种幻想满足的快感，“他觉得冥冥中向往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靠近铁路和轮船，靠近城市和工业，也靠近人群和金银财宝，它体现了每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它已经接近五龙在脑子里虚拟的天堂。”然而，五龙真的能在都市里建筑美丽的天堂吗？第二，占领都市。进入都市之后，五龙物质层面的流浪，转变为在都市的暂时寓居，现实流浪似乎终止了。但他漫长的精神流浪的征途才渐渐拉开了序幕。都市以它的罪恶和腐败向五龙张开了血盆大口。五龙的生存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必须随时承受对都市的失望以及都市对他的侮辱这双重的精神负荷。而织云的躁动和淫荡也在五龙面前展示出了都市普通人的生存景况。如果说五龙的流浪是妄想在对都市的投靠中忘却乡村的苦难，那么织云的放荡正是都市平民向往另一种生活的精神追求，尽管织云的这种追求以卑贱甚至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她的精神流浪的痛楚还是令人同情的。小说正以织云的精神流浪作为五龙都市漂泊的对应和参照，织云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五龙前途的暗示。而这种对应描写也表明了都市人与乡村人在个体存在中面临的普遍困境和共同挣扎。五龙毕竟是受过灾难洗礼的枫杨树男人。城市侮辱了他，但也磨炼了他。正是在城市的欺凌和打击下他的生存意志得到强化，而仇恨的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他要报复并占有这个城市！五龙首先对米店和米店的女孩实施他的占领计划。一种先天性的狡猾，使他巧妙地借六爷之手杀死了阿保，这是双重复仇，既报了进城时的胯下之辱，又杀死了潜意识中的情敌。织云与他的通奸是他从城市手中得到的第一件东西，在织云身上，他既感到了精神价值的实现，又有一种对城市实施报复的快感。冯老板无可奈何地把织云嫁给他，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城市人的身份，开始进入了城市的生存状态。在冯老板对他的暗算失败后，他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气死了冯老板，赶走了织云和抱玉，并最终占有了绮云。他在都市有了自己的家，他成了米店的主人，儿女们的父亲，并且以自己的残暴和机警炸了吕公馆，赶走了六爷，从而成为码头兄弟会的头领，成了地头蛇。他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都市的“儿子”变成了都市的“父亲”。不可一世的都市被他占领了、征服了。第三，逃离都市。五龙对都市的统治是相当残酷的。他的残暴和凶狠甚至作为一种精神病毒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同时，他也极力把自己消融进都市的生活，他忍着痛苦把自己满嘴牙齿换上金牙，这是都市用潜隐的力量对他生命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五龙注定要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都市以受虐的形式，通过女人而完成了对五龙的施虐，梅毒使五龙的都市生命出现了逆转，杀死妓女，并不能拯救他生命力的萎缩，生殖器的溃烂、脓肿，宣告五龙已到了危急时刻。他甚至无力对家庭的淫乱和罪恶加以治理，抱玉的出现也对他构成了极为现实的威胁。尽管当码头兄弟会背叛他时，他用自己的狡诈再次剿灭了敌手，给都市最后一次放了血，但这最后的挣扎丝毫不能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命运。抱玉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最后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失去了双腿，失去了流浪的能力。这时候，他想到了回归。他玩弄了都市，都市也玩弄了他，他占有过都市，都市最终又吞没了他。他只有回家。五龙终于以他个体生命的抛掷完成了由乡村到都市再返回乡村的流浪。他得到的是两车大米，失去的是双腿和健康的生命，而属于都市的满口金牙也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被敲掉了。五龙是多么无奈的一个生命体啊！

其次，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都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塞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素描，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当然，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米店”家庭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冯老板的死表明了“大鸿记米店”辉煌历史的终结，修家史先生的疑惑也正是一种历史的疑问。五龙强娶绮云后，其实冯家的历史就已终结，五龙家族开始登上舞台，但五龙的罪恶和凶狠并不能拯救这个家的衰败，一代不如一代，在家的崩溃声中五龙逃离了都市。作为背景式映衬，小说还刻画了六爷家的破败。这个都市的特权人物，拥有令人羡慕而又神秘、恐怖的家，一座豪华的公馆。但在一声爆炸声中，一切化为烟云，随风飘得无影无踪。杂货店一家勤恳经营，精明贪婪，但他们的财富和生命在日寇的炮火中归于虚无……人物总是属于自己的家族，家族的破落与毁灭，也正是与人物的虚幻而徒劳的生存挣扎相对应着的。织云拼命想从自己的生存境遇中突围出去，甚至不惜以自己人格和身体的双重抛弃为代价，但最终了然无痕地离开了人生；绮云终身想维持自己“家”的纯正与兴旺，对五龙有最恶毒的诅咒和仇恨，但她始终挣不脱五龙的魔爪。阿保曾以凶狠和歹毒让五龙做了他的“儿子”，可五龙要他的命又是何等的轻松；六爷既统治着别人，又统治着家族和都市，但面对一堆焦土，他也只能一逃了之……小说事实上写了都市大家族中的三代人，但每个人物无一例外都暮气沉沉，这是怎样惨烈的一幅图画？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借个体与家族命运的描写透出了一种关于历史的气息。小说对日本人杀人比赛的描写，正是为了证明这种令人悲哀的历史原则，而五龙个人的沉浮悲欢，又何尝不是说明了这一点？

但苏童的小说又毕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小说，《米》把个人的遭际和对形而上的历史哲学的思考，落实在特定而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个体生命情境中，把对整个人类苦难历程的追索，落实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并以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行穿插，因而历史的灾难和现实个体的灾难又有一种生活的原生性质。

二、故事深层：分离的人性与悖反的人格

其一，由“食”和“性”的冲突所构成的人类生存困境。《米》以五龙为焦点，把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勾连起来，但都市和乡村的冲突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心，作者所要表现的却是在这种表面冲突背后的人性和人格的变化冲突，表现生命个体在现实存在中追求和失落的永恒矛盾。小说深层作者主要展示的是人性的世界，探究的是人的生存本性。只不过，在《米》中人性形态具有某种单一性，小说执着刻画和追究的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恶性。人性的主题也可以说是苏童小说的一贯主题。他总是把人的原始本性进行客观观照，极少透露有主观倾向的价值评价。但作者把人性放在一个动荡、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来展示，人物的丑恶，也就自然衬托了历史的丑恶，从而也就整体性地否定了一种历史、一种存在、一种生命方式，而这一切又显然具有超越功能。苏童是无为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