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作为格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他本人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为我们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保持如此绵长的沉默而惊讶不已。从1990年度的《敌人》到1992年度的《边缘》，格非几乎不着痕迹地完成了对既往艺术范式的全面突围，他不仅以清晰的时空结构和透明的情节线索消解了以往神秘晦涩的艺术倾向，而且在对文本游戏色彩的抛弃过程中实现了风格由混沌向澄明的升华，并由此表现出了对“迷宫”式写作姿态的真正遗弃！格非无疑以其卓有成效的艺术努力和出人意料、判若霄壤的“艺术蜕变”，显示了作家超越自我的可能及其限度，并在此意义上对整个新潮小说界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提醒。“超越与澄明”既是小说艺术姿态的绝好总结，同时更是小说主题和人生内涵的精妙概括，据此，格非为新潮小说指明了某种方向。

一

如果说格非的迷宫小说一度因其朦胧晦涩和危机四伏的神秘而令人望而生畏的话，那么一旦格非跨出迷宫的门槛其不期而至的清晰给予读者的欣喜也是不言自明的。尽管《边缘》以一个老者弥留之际的灵魂坦露为线索叙述故事，小说时空依然变幻、飘忽不定，但众多跳荡的故事片断和人生画面不仅具有可重组性，而且各自也具有逻辑联系，这就使《边缘》的故事形态有了整体上的统一性和透明性。小说主人公是“我”，因此“我”的人生经历也正成了这部小说的故事主体，而从“我”的视角出发，小说又平行地展开了仲月楼、徐复观、宋癫子、杜鹃、小扣、胡蝶、花儿等人物的故事，彼此互相交织又互相对比共同构筑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主题结构。具体地说，“我”的人生故事又呈现为三个阶段。

其一，少年麦村阶段。“我”的记忆开始于“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而这条光秃秃的实际上“包含了我漫长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的道路也正是“我”人生和故事的开端。通过这次母亲眼中的“错误”迁徙，“我”在麦村的童年生涯揭开了帷幕。“在那段寂静的日子里，我日复一日坐在阁楼的窗前，听母亲给我讲述她做过的每一个梦，这些古怪的梦经过我不安的睡眠的滋养和复制，构成了我来到麦村以后第一个深刻的记忆。”而母亲对麦村阴雨连绵的天气和弥漫在空气中的稻草气息的抱怨以及对往昔时日的刻骨留恋也感染了“我”，“我”日益被一种颓伤和忧郁的情绪包围。父母之间的隔膜和隐隐的仇恨也时时加剧着“我”的孤独和寂寞。父亲的病死和母亲与徐复观私通的场景更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和伤害。“我”眼中的麦村到处充满了灾难和死亡的气息，尤其当我目睹了宋癫子姐姐的驱鬼仪式、花儿莫名其妙的吊死，听了母亲的临终叫喊之后，不但一种对于生命经久不散的忧伤无法排解，而且“我”的身体也开始向生命的边缘滑行。“我”患上了越来越重的失眠症和梦游症，“我常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从床上爬起来，独自一人悄悄溜出枣梨园，在寂静的旷野上四处游荡”。最后，虽然徐复观以“大粪”治好了“我”的病，但“我”对于麦村的恐惧和逃离已是无可避免。无论是母亲的死亡，还是和杜鹃的结婚、和小扣的私通都无法阻挡“我”突围而出的决心。在“我”的印象中，麦村正是借助于仇恨和恐惧完成了对“我”人生的最初洗礼和放逐。一方面，“我”无法摆脱弥漫于麦村各个角落的仇恨和敌意。如果说徐复观对“我”的仇恨源于对母亲欲望受挫后的报复心理、母亲对小扣的仇恨源于女人之间近乎天生的嫉妒的话，那么宋癫子对“我”的仇恨以及父母亲到麦村后的相互仇恨则似乎莫名其妙。另一方面，“我”的童年稚拙而脆弱的想象中又充满了对于麦村世界的深深恐惧。“我”的幻觉中“窗外的世界浩瀚而不可理喻，它奥妙无穷，令人战栗”，并最终凝聚为一种恐惧的征象，“直到现在，我依旧无法弄清，我幼年根深蒂固的恐惧究竟源于何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麦村的逃离，正是一次对灾难和痛苦的抛弃与告别，是一次精神涅槃的自我拯救。只不过，此时，“我”忽视了自己与麦村似乎命定般的联系，因而没有意识到正在踏上的只是一条虚妄的救赎之途。

其二，军旅阶段。对于“我”来说，信阳的军校生活无疑揭开了人生的崭新一页，但这一页尚未完全打开却又急遽地合拢了。“在充满火药味的战争气息”中，“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接踵而至的梦魇般的灾难和罪恶狭路相逢。虽然，对于军校大兵奸淫乡村女子丑剧身不由己的目睹与参与使“我”度过了三个月的禁闭生活，那几个大兵也终于被处决，但惩罚并不能真正消泯那笼罩和折磨“我”灵魂的罪恶恐怖，这种恐怖几乎一直伴在“我”此后的人生路途上。军校毕业后，“我”上前线投入了战争，并把战争视为“我的身体对于沉睡而无所适从的心灵的一次小小的拯救”。然而，战争却以其残酷和荒诞对人与生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戏弄，并彻底摧毁了“拯救”的妄想。一方面，战争以接二连三的死亡作为成果表现出对生命最大限度的轻蔑和不屑一顾。如果说霍乱伤员被活活烧死，仲月楼关于这件小事的解释多少还能使“我”信服的话，那么当“我”所在的三团“也许只是为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或者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而在进攻中“像被收割的庄稼一样一排一排地倒在河边”，大规模的潜伏部队竟无动于衷时，战争的残酷本性和狰狞面目则无疑令“我”毛骨悚然了。另一方面，战争也以其荒诞昭示了其无意义的本质。两个军官的口角可以引发一场尸横遍野的内讧、火并；一个伤员的生命也不会中断医生谈论女人的兴趣；而对于师长来说，一桶酒的价值自然远远地高于士兵的生命……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理性、原则、正义、真理，只有到处肆虐的暴力、死亡、罪恶以及随风飘散的荒诞。“我们”曾在凛冽的风雪中穿越八十里路程去架一座后来证明一无所用的桥梁；“我们”也曾在一夜之间与“一直想要我们性命的死敌”成了兄弟，“多少年的仗算是白打了，好像十来年的兵戎相见只是出于一种误会。我们奉命用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他们”。置身于战争的这种无所不在的荒诞中，“我”的忧郁症终于无可遏止地再度爆发了，而逃跑的念头也与日俱增，“好像每一次作战、行军、扎营总是在为逃亡做准备似的，我慢慢地对这个念头上了瘾”，并先后逃跑过三次，最后一次还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我”终于明白，“即使逃出了军营，也逃不出这个兵荒马乱的岁月”，“我慢慢适应了军营里的一切，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吃生马肉、喝铁锈一般的污水、在行走中的战马上打瞌睡”。面对着风雨飘摇的战争岁月，“我”除了独自一人去面对“自己的黑夜”外，精神上的唯一慰藉就是与仲月楼的友谊和对杜鹃的怀念。对于仲月楼，虽然“在频繁作战的间隙，我常常能够看到他，有时在奔驰的马上，有时是在两辆相向开过的战车里。不过，我依旧怀念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光，盼望重新相聚的时刻，以便延续我们那永不厌倦的话题”；而杜鹃实际上“长期以来成了我动荡不安的内心唯一的一道屏障，一朵缀满安宁气息的花蕾，我就像一只在花枝上迷了路的昆虫，正急切地寻找道路，渴望重新回到她的花萼之中去”。有意味的是，恰恰是战争本身完成了“我”对于战争的逃离。这也许正是战争荒诞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在与日本人战斗中受伤后，“我”在充满糜烂和淫荡气息的东驿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东驿仿佛是又一个麦村，“我”感到了弥漫在淫秽氛围中的仇恨和灾难气息，不但亲历了玉绣含羞自杀，而且目睹了日本人当着胡公祠的面凌辱、强奸其女儿胡蝶的耻辱画面和胡家大院的冲天大火……胡蝶双眼失明、胡公祠含羞出走的悲剧景象成了“我”一生中对于东驿的最深刻记忆。而在东驿的灾难中，“我”那渐渐淡忘了的家园记忆也迅速滋长起来。虽然随着返回麦村愿望的迫切，“我”对东驿的留念也与日俱增，“这个村子里似乎有一种无法说明的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我”，但麦村的召唤毕竟无法阻挡，1939年秋天“我”终于沿着卖狗皮膏药老人的指引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其三，晚年麦村阶段。然而，正如“我”当年的出逃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一样，现今的返回又注定是在重返一个错误。梦中的家园不仅遥远而且事实上已支离破碎。麦村给倦极思归风尘仆仆的“我”的见面礼竟然是杜鹃和宋癫子偷情时宋癫子汗流浃背的身影和杜鹃持续不断的呻吟。悲剧和灾难又一次把“我”残缺不全的人生击打得千疮百孔，“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想象和梦想，失去了对于生活的最后一丝热情，以至“我们初见面时的那种令人难堪的气氛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它让我感到沮丧，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记忆在沉睡，甚至连欲念都被一块石头压着，唯独血液在肌肤下流淌得很快”。在这痛苦的洗礼中，“我”晚年的黯淡生涯可以说一下子就露出了狰狞面目：“我感觉到，在我泥泞不堪的道路尽头的一盏灯熄灭了。”此时的麦村所能赋予“我”的只是这样两重身份：一是受难者，一是旁观者。作为受难者，“我”将一如既往地承受噩运的打击，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时代、罪恶的牺牲品；作为旁观者，“我”不得不亲眼看着罪恶如野草般滋长，并亲自为这弯曲的世代、为前仆后继的生命、为历史上仅存于一个个瞬间的美好和神圣送葬。在这个意义上，麦村已经不再是家园，而是一座硕大无比的坟墓。尽管“我”仍然是故事的主人公，但这时“我”不仅充当的是人生的悲剧角色，而且“我”的人生已经失去了一切主动性，而完全成了被历史罪恶屠宰的羔羊，“我”梦见自己被用绳子捆绑住放在羊圈里的意象正是“我”晚年命运的绝好象征。“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每时每刻似乎都被光阴刻下了耻辱的印记，尽管我一直试图和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但总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仿佛我这个人天生就做不出让别人（或者我自己）感到高兴的事”。杜鹃的变节给了“我”第一重打击，而“我”与小扣的再度同居也只能以生下一个死胎和小扣的出走为结局。其后，经过一次次的批斗和改造，“我”和杜鹃被赶出了麦村，名副其实地成了在历史的旋涡中打转的祭品。而此时，占据麦村政治和历史舞台的宋癫子、路队长等人的人生故事固然强化了“我”的人生悲剧，但他们自己最终完成的也只能是另一出悲剧。呼应于仲月楼和徐复观的凄凉晚景以及小扣、胡蝶等人的奇特命运，麦村正以对“我”的抛弃走向了和“我”相同的“沧桑”。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我”至今仍作为历史的垃圾生活在麦村的角落里并幸运地等到了平反的信邮，而曾经叱咤风云的宋癫子、徐复观、路队长以及杜鹃、小扣、仲月楼等却如同麦村的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无法逃脱死亡的判决，真正沦落在时间的黑洞里。这是人生的悖论，也是历史的玩笑，在经历了生与死、高尚与卑鄙、残酷与罪恶、荒诞与真实、忠诚与背叛、耻辱与亵渎等一幕幕人生悲剧之后，在与死神的长期擦肩而过、不期而遇之后，“我”不但获得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漫长生命，而且获得了一种回忆与澄明的寂静人生境界。这是不是一种人生的报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