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应该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从“三恋”到《小鲍庄》到《岗上的世纪》再到《叔叔的故事》，王安忆不仅极少庸作，而且几乎每部作品都能获得轰动性的反响。她从来也没有在理论上张扬过某种新潮旗帜，然而她不断的文体探索、风格转型和自我重塑却总是天然地吻合着新时期小说的潮汐，并在每一个小说潮头中占据一个不容替代的位置。显然，单纯的机遇已无法解释王安忆一次胜过一次的成功，她的小说智慧和人生体验，她的深厚功底和文学天赋才是其艺术世界真正的发光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又面对了她的长篇作品《纪实和虚构》（《收获》1993年第2期），无法避免地又经历了一场灵魂的震颤和文学的感动。我相信这部在王安忆的文学历程和整个新时期文学史上都有非凡意义的长篇佳构的面世，应该是我们的文学在世纪末所能达到成就的一次绝好总结，也为正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再次擂响了战鼓，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必将到来。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实和虚构》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自身，这注定了小说形而上的不可解读性，也注定了本章的阐释最终只能是一种尝试，一种话语欲望的表达。

一、纪实：经验和往事对于世界的敞开

如果说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开始了对小说和故事的双重颠覆的话，那么这种颠覆到了长篇《纪实和虚构》中可算是彻底实现了。这是一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也只有一个“我”（真实作者而非隐含作者）。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被淡化为散文化的往事和经验的记录。而小说其实也被还原成了散文式的心灵写实，无论“纪实”还是“虚构”都只是作者生存心态的真实展露和精神世界的毕肖素描。占据这部小说中心的是作者的感受、体验以及对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讲述与分析。作者对生存境域的叙述总是勾连着主体汹涌的精神潮流，无疑，孤独正是联结这两者的纽带和这部小说事实上的主题，它也构成了人生存在的实体和背景，并本质上规约了“纪实”的内容和方向。在小说展示的各种记忆碎片和人生往事中，在小说对出身的追寻、战争与革命、保姆、邻人、儿时的玩伴、信差、同学、路遇者、音乐教师、各种方式的反抗、好奇、冥想、欲望、日常快乐和写作生涯等消亡了或正在消亡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纪实”与讲述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内心独白、事后追加的感受、理性的类比和推论中发现一种对意义的抽象追寻，另一方面，我们感受最深的仍然是隐藏在作者对往事和存在的伤悼背后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孤独氛围和旋律。

表面上看，《纪实和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具有纷乱性和松散性，尤其是各种串联出场的符号式人物，似乎只是各个往事片断的向导和小说事实上的“过客”，从而使小说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有机性和逻辑联系。这种颠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触目惊心的，然而当我们面对作者敞开生存世界的“纪实”意图时，这样的小说方式又实在是再恰当、再自然不过了，这才是以精神漫游的方式把握纷繁人生的“纵横”关系的最佳“纪实”方式！何况小说深层还潜隐着孤独体验和意义抽象这两个统一散乱的人生世相的更为本质、更为纯粹的结构因素呢？

首先，小说呈示了“我”的孤独。这无疑是《纪实和虚构》情节和情绪的主体，在小说世界中，“我”的孤独又分为童年、青年、作家三个阶段。“我”是坐在一个痰盂上坐火车进入上海的。但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我”和“我”的家很久以来都像是上海的外来户，于是“我”从小就“热衷于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生怕落伍”，并形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自卑和骄傲混杂在一起，使我的思想左右摇摆，前后不一。但无论是自卑还是骄傲，都是我心感孤独的原因”。这种孤独在“我”童年时代的两大表征，一是语言的隔膜，一是找不到伙伴的寂寞。“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无法解答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疑团。“我”努力地结交同伴并随保姆进入别人的“家庭”；“我”跟邻居家到过“向往它向往得发疯、有些挪亚方舟的味道，还有点苟且偷欢的味道”的国际俱乐部；“我”和孩童们在楼梯口约会，并以“这些口舌官司，建立了我们最初时期的人际关系，也建立了我们独立的情感世界”；“我”积极地参加学校活动，也热衷于“开小组”；“我”陶醉于游行也神往于跟英语教师捣蛋……但每一次人生经历都把“我”投入了更深的人生困境，并常常有一种“两败俱伤”的感觉，因此“无法挽回是我幼年时的最伤心的情感，它常常使我陷入绝望的泥潭”，这样，孤独之感不但无法消解甚至还成了“我”的宿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生命进入了“故事最多的季节”。“寂寞只是在一个故事和另一故事的中间才会来临”，通过与一群高干子弟的相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命运的经验，“命运的感觉使我生出庄严的激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它将我们卷入了命运的旋涡”。但最终“我”却发现被“我”视作那样神圣的命运关系，于别人仅仅是“社交的一种”。“我”不得不正视“成为路人”这一“我”与人交往的唯一下场，“我们这城市的街道上摩肩接踵却素不相识的行人，是我们永恒性的关系。我总是在寻找并企图建设一种命运性的关系，以使我在人群中位置牢固，处境明确，以免遗失自己，陷入渺茫”，然而，一次次的失望终于使“我”明白这城市充满一股隔绝的空气，“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成年之后，“我”总是期待着通信，并盼望爱情来拯救“我”的孤独，但“我”接触了相识了几个男人，最后留下的只是“几个片断印象，组织不成故事。我们最终只是夏夜的流星，各穿银河”，“我”和别人总是处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路人关系中。“我”只能伤感地承认“爱情这种深刻的关系是世上难得”：“我们好像是专门为错过机会出生于世，我们永远也谈不上抓住机会，尽是错过。我们的人生乃是损失，损失了这样再接着损失那样。等我们吸取教训要去建设什么的时候，脚下已是一片废墟。”事实上，孤独已经成了“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最终选择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作为自己的生存角色，这也根本上受制约于那种感伤孤独的心态，作为一个作家“在时间上她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她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孤独境界。

其次，小说作为一种背景展示了母亲及人群的孤独。在《纪实和虚构》中母亲是“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小说因素，她是“纪实”和“虚构”的结合体以及过渡桥梁。她不仅强化了孤独的人生主题，而且某种程度上她还是“我”孤独的原因。母亲总是坚持讲普通话，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和别人游戏，让“我”补习英语……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我”孤独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就觉得我的孤独全是母亲一手缔造的。母亲在我某一个成长时期里，成为我假想的仇敌”，“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是她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但其实作为一个“同志”，母亲的内心也是很寂寞和孤独的，她的坚强和严厉其实只是内心的一种掩饰，她反对串门，除了同志外也没有别的朋友。这种主动的孤独姿态，其实正反映了母亲对于亲情和友情的渴望。老同学找上门来她的迷茫和激动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而且，“我”发现母亲原来就是一个孤儿，她是一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我甚至在那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孤儿的寂寞比做一个上海城市的局外人还要来得大，来得深，并且没有缓解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正是母亲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态度，她喜欢并坚持要做一个孤儿，这是她离开孤儿院的原因之一。而对孤独处境的“纪实”与认同也构成了她保留至今的孤独习性。“母亲是个朝前看的人，从不为往昔嗟叹”，她有着一往无前的现实精神，“所有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人抛弃”，对于她来说抛弃上海一无困难，重返上海同样一无困难，在她孤独的一生她无牵无挂，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走到哪里算哪里并一次次地切断历史。这最终构成了母亲的人生孤独和生存心境，也影响了“我”及“我”们家庭的生命色彩。此外，作为陪衬和参照，《纪实和虚构》还透过张先生家和民族资本家家等几个家庭敞开了整个人群“类”的孤独。张先生觉得“他和这房子一样有一种被抛弃的心情”，他就仿佛站在一个内患重重的“孤堡”上，他绝望地在房子里跳来跳去的意象总有令人伤怀的凄凉意味。而文明戏女演员的女孩子、小五、资本家的姨太太等人物身上也无不笼罩着一种孤独的精神氛围。甚至，游行的狂热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成了拯救人群从一个个孤岛式的院子里走出来的药方，但“游行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集合，随聚随散，具有一种形式上的集合含义，却没有实际的内容。它可暂时地使人感受到集体性、社会性的气氛，却联合不起人的命运关系”。“它只是在感情上满足了我们人类群体性的本能需要，暂时将我们从各自的孤岛上挽救出来，集合一会儿，再放逐我们回家。”因此，孤独仍然是无法克服的。这样，孤独也就具有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味，它是处在一个“贫乏时代”（“文化大革命”可为典型）的人类的非本真生存状态的写真，是人类无法确定自身存在的生存焦灼的反映，是人对于深渊处境的自觉与发现、体验与忍受。

可以说《纪实和虚构》以对于生存孤独感的体验敞开了现实生存中“自己”的本真性，小说人物的抽象化、无个性化和符码化恰好表示了作者对“我”自己之非本真生存的洞观与发现，并以直观感性的“去蔽方式”揭示了“自己”生存的空洞性。但孤独情态的展示与敞开，其宗旨并不在把人们置入“世界之夜”的黑暗深渊中，而是通过敞开和怀疑引导人们步入一种诗意的“澄明之境”，建立起人们的神性期待和向往，并从根本上反抗和弃绝孤独。这就需要从“纪实”向“虚构”的转化和升华，而其实在深层这仍然是两种人生态度和生存心态的转换，本质上都是人以精神超越存在、摆脱现实牢笼的特定方式。

二、虚构：神话的寻找和家园的重建

正因为“纪实”敞开了时代和世界的“贫乏”，敞开了人的偶然存在的孤寂，于是“虚构”的欲望由此诞生。如果说“纪实”消解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家园的话，那么“虚构”则试图对被解构被消灭的一切予以重建。这也正体现了一种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本能冲动，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