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人生三步

人生乃是一面镜子，

在镜子里认识自己，

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

哪怕随后就离开人世！！〔40〕

这是14岁的尼采所写下的《人生》诗篇，它过早地向人们暗示着这位作者将要展示给人类的非凡预见，历史在后来印证了这一意蕴。尼采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和文学家的地位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有人将他和马克思、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相提并论。

早在20世纪伊始，尼采的思想就被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最著名的国学宗师和文豪们引入到国内。1904年，国学大家王国维就开始介绍尼采。五四前后，又有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傅斯年、田汉、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等人成了尼采学说的推崇者和鼓吹者。可以说，尼采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反传统精神，曾给中国五四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过积极的启蒙作用。

但是，尼采的学说也常常是众家聚讼的是非之地。最不幸的是，由于德国希特勒纳粹分子对尼采的过分吹捧，特别是希特勒曾亲自拜谒尼采之墓，并把《尼采全集》作为送给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生日大礼；又加之尼采胞妹伊丽莎白·弗尔斯对他原著的一些篡改、伪造等，致使尼采长期以一尊法西斯理论化身的形象裸露于世。不仅是苏联和我国的理论研究者作如是观，就是西方乃至德国本土的许多哲学史家们也这样看（如德国哲学史家阿尔弗雷德·鲍姆勒尔等人）。这一定论，不仅使人们对尼采的学术思想的了解大大失真，而且也妨碍了我们对其思想特别是他的伦理思想的正常研究，这是当下为许多人所应引以为戒的。

弗雷德里希·威尔海姆·尼采（Friederich Wilhelm Nietzche, 1844—1900）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省的洛坎城（Röken）的一个传教士之家。远祖系波兰伯爵，后来因宗教改革而迁至普鲁士定居。尼采的家祖和父亲均是新教传教士，母亲也是牧师的女儿。他的父亲还因做过皇族子弟的老师而深得普鲁士国王的特殊恩宠。由于尼采家庭素来享有贵族社会阶层的特殊待遇，使他全家保持着极为严格的家长制传统。1858年至1864年，尼采在普福塔（Pforta）的一所特权阶层子弟的住宿学校就读，深受贵族思想的影响。据说尼采从小聪敏过人，勤读不辍，即使是课余闲暇时间也手捧《圣经》独吟漫步，被同伴们称为“小牧师”。尼采从小还酷爱音乐，除数学外，成绩一直很好。1864年秋，尼采转入波恩大学神学系，因为他特别崇拜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李奇耳（Ritschl），便不顾家庭反对，放弃了神学，次年随李奇耳教授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这为他以后的哲学创造和文学创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尼采偶然读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深感震撼，一时竟成为叔本华哲学的狂热信奉者。稍后，他又结识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音乐诠释者、著名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兴趣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69年，25岁的尼采还差一年取得大学毕业文凭，便以其优异的成绩为李奇耳教授所垂青，竭力荐举他到瑞士巴塞尔（Bascel）大学担任古典语言学的编外教授，可谓少年得志。后来，由于尼采逐渐疏远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与瓦格纳等挚友的关系也日渐恶化，加上生活上的长期孤居与苦闷，使尼采的身体日益衰弱，1879年不得不因病辞退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专心于哲学和文学写作。不久，尼采患精神病，1889年1月在都灵街上癫疯，次年逝世。

尼采终生精于写作，他的著作涉猎极广，几乎包括了哲学、美学、伦理学、文学等大部分人文学科。人们通常依据尼采的生平和著作，将其人生和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所谓人生三步：

第一个时期是从大学时代至1877年，称之为“美学时期”或“艺术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尼采保持了从小养成的音乐爱好，并深受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悲剧的影响。他精心研究过叔本华，常与瓦格纳一起谈论悲剧音乐和艺术问题。1870年至1871年，尼采吸收了瓦格纳悲剧音乐的思想，将它与自己对古希腊悲剧艺术的理解结合起来，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1873—1876年，尼采又以《不合时宜的看法》（Unzeitgemässen Betrachtungen）为题，写了四篇论战性著作，它们是：《名人和作家戴维·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der Bekenner und Schriftsteller）、《论生活史的优点与缺点》（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和《拜罗伊特的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

从1876年始，尼采开始了对瓦格纳、叔本华等人的悲剧思想的批判和否定，《拜罗伊特的理查德·瓦格纳》一文中已对瓦格纳的思想提出保留意见。1878年出版的两卷本《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正式宣告尼采进入了否定性的哲学时期，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谓之的尼采的“科学时期”或“实证哲学时期”，它包括1878—1882的五年时间。除上述《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ilches allzn Menschliches）一书外，代表作品还有1880—1881年的《朝霞》（Morgenrote，亦译为《晨光》）；1881—1882年的《快乐的智慧》（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哲学时期的尼采思想已由单纯地崇拜，转向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考察，其思想明显带有密尔、边沁和斯宾塞等人的实证哲学影响的痕迹。

尼采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被他自己称之为完全独立研究的创造性时期，通常也称为“伦理学时期”。主要著作有1883—1885年的四卷本《扎拉图士特拉如此说——为所有的人而不是为一个人写的书》（Also sprach Zarathustra—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1886年的《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and Böse）；1887年的《论道德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1895年未完成的《强力意志——改变旧价值评价的尝试》（Die Wille zur Macht：Versuch zur Umwertung aller Werte）。此外，还有他1888年开始写作的《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讲哲学》（Götzendämmerung，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rt）、《反基督教徒》（Det Antichrist）以及自传性著作《请观斯人》（Ecce Homo，亦译为《瞧！这个人》）等书。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尼采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发展时期，这些著作也大多是他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作品，最能代表尼采的基本立场。由于尼采的著作体裁新颖，多用格言式或诗化语言，极富感染力，尼采也因此被西方誉为“诗人哲学家”。

1.3.2　重新估价一切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尼采属于一个典型的破旧立新式的人物。尼采自诩为“第一个反道德者”，是现有的颓废文化堆下的“炸药”；是旧价值体系的“彻底的破坏者”〔41〕。因此，“重新估价一切”是他的思想出发点，而毁灭后的旧文化、旧价值、旧道德的废墟，正是他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生命凤凰的再生之地，因而，“重新估价一切”又是他“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42〕。

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迄今为止，“一切生活价值的判断都是不合逻辑的发展的，因此，都是不公道的”〔43〕。“现今欧洲的道德只是一种群集动物的道德（herding-animal morality）”〔44〕，而不是真正人的道德。在尼采看来，所谓“群集动物的道德”，也就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它们是长期困扰和窒息西方人的生命精神的恶魔。所以，他明确宣称他的反道德也就是对传统颓废道德或基督教道德的否定和反动。他说：“从根本上说，在反道德这个名词中，含有两种否定。第一，我否定以往被认为最高者那种形态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认所谓道德本身的那种道德——即颓废道德，或者用更不好的名词来说，基督教的道德。”〔45〕换句话来说，尼采所要否定的即是传统理想主义伦理学所宣扬的那种道德理想人格（“最高者”）和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对后者的否定“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它是西方道德文化的腐朽根源，是西方价值观念颓废败坏的最根本的原因。

尼采尖刻地指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观念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它给我们设置各种美妙而俗不可耐的“目标”、“美德”，“这个‘文化’自始至终都要我们忽视现实事物，完全要我们去追逐那些值得怀疑的所谓理想目标”〔46〕，甚至把这种文化价值当作一种“古典文化”加以推销。从苏格拉底到康德、黑格尔都是如此，乃至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和诗歌也充盈着这种理想精神。于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激情被这种理想的幻影笼罩了，人性的律动被抑制了，剩下的只是一派梦呓般的邪恶气息。在尼采看来，这种理想主义文化精神的致命要害，就在于它使人们的心灵上滋生一种可怜的“乐观主义”，使生命的勃发缺少激情和悲壮感，失去了古希腊早期原有的悲剧精神——这是一种以悲痛为阶梯，使人从痛苦中崛起的壮烈人生感。瓦格纳和叔本华虽然感受到这种悲壮，但他们远远没有这种崛起的勇气，只是生命意志的一种消极退让。西方这种幼稚的理想主义所派生的乐观主义文化心理与基督教一道，铸就了西方文化与道德的颓废本质。

相比之下，基督教的文化和道德更为恶毒，它主宰着迄今为止的西方文化道德。这种道德传统最初渊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始的“希腊颓废精神”。苏格拉底以前，人类的文化和道德洋溢着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狂醉精神，但由于苏格拉底借用道德理性之神阿波罗（Apollo）神庙上全无血性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使古希腊英雄时代那热情洋溢的贵族道德堕入冷酷的理性深渊〔47〕，并影响到柏拉图等人，把他们从一个热情的活动家变成了“前基督的基督教徒”和理想主义哲学梦幻者。于是乎，古希腊“昔日表现于马拉松身上的雄壮体魄和心灵，为优柔寡断的文明所凌夷，体力和心力一天天趋于贫弱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