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卡尔·巴尔特是现代新正统基督教伦理学的理论奠基人，那么，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则是这一伦理学理论最杰出的发挥者和应用家。他以其对新正统基督教伦理的社会政治学的广泛应用性研究和关于人性、原罪、信仰、基督教的爱、公正和希望等传统基督教道德的新解释，以及对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批判，形成他系统而颇具现时代精神的基督教应用伦理学，对现代宗教伦理学的实际推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6.3.1　基督教的革命家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赖特城的一个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家庭，祖籍德国的利佩－德特莫尔特，父母年轻时就迁至美国定居。青年时代的尼布尔立志效法家父投身宗教事业。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耳姆赫斯特学院接受中等教育和大学预科教育，后入密苏里州圣路易附近的伊登神学院，1913年毕业，随即转入耶鲁神学院，1914年获神学学士学位，次年又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在北美福音会（原属德国路德派教会，现属福音改良教会）出任美国底特律伯特利福音会牧师，长达13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教养了大批教友，积极投入“社会正义”事务，与劳工组织和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关系密切，并对当时底特律这个世界著名的汽车工业城市的汽车制造商的劳动雇佣政策不时发表批判性言论，被称为有左翼倾向的“激进教士。”

1928年，尼布尔离开底特律，据《时代》杂志报道，他的离开使这座汽车城市的企业家们“松了一口气”，足见他在该市期间的社会影响之大。同年，尼布尔来到纽约联合神学院任宗教哲学副教授，两年后晋升为道奇（William E. Dodge）讲座应用基督教教授，主讲基督教的人性观、历史观和伦理学等课程，宣扬“基督教的现实主义”，并以其讲课的逻辑严谨性和思想丰富性而著名，曾被邀请到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等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讲课。1929年，他还应邀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作著名的吉福特（Gifford）讲座，成为走上该讲堂的第五位美国教授，他的《人的本性和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1941年和1943年分两部分别出版）就是在他此次演讲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1932年，他发表了一部重要的政治伦理学代表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分析批判了民族和阶级的自私、虚伪本质。后来在《人的本性和命运》一书中，他将这一本质归结为人的原罪和有限性存在本性。20世纪30年代，尼布尔不独有大量理论著述研究，而且投身于多种社会活动。他早期信仰社会主义，1935年还曾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基督教团契。在神学理论上，尼布尔充满理想精神，但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他信奉的却是十足的美国式“实验主义”。他反对社会历史观上的“乌托邦主义者”，主张基督教现实主义。他曾作为美国社会党候选人参加竞选，后因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对外政策上的和平主义和不干涉主义而产生歧见，1940年6月脱离该党。同年，他参加反共的左翼民主党，并与他人共创美国民主行动会，后又任纽约自由党副主席。翌年初，他创办并主编了《基督教与危机》双周刊，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宗教支持，反驳宗教领域里的妥协论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尼布尔一直致力于对强权政治和极极权主义的研究，并在1940年发表了《基督教与强权政治》（Christia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Power）一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基督教协会进行了一系列国际和平活动，尼布尔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他参加了1946年2月该协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1947年12月他参与并签署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发表的宣言。同时，他还参加了美国战后“流亡专家安置运动”的主要组织活动，并任该组织的主席。从此后到60年代，他一直主张以和平代替战争的国际关系政策；反对美国侵越战争；赞成美国承认中国；同时也主张以冷战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政策扩张。这些主张对美国上层社会的决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尼布尔也因之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能对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者发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学者和活动家之一。

尼布尔还是一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神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如《资本论》等，对马克思倡导社会平等、正义，反对剥削压迫，追求社会完善理想等精神极感兴趣，并有相当的认同。但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说是专制主义的，并贬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暴力等学说。简要地说，尼布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主要源自他力图用马克思的有关社会历史的观点来论证其新正统基督教社会政治学说和道德学的倾向，以至于他常常把马克思及其有关学说与原始基督教“先知运动”中的宗教领袖或观点相提并论。

尼布尔还不单是一位神学著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重要的神学宣传家。他先后担任过《明日世界》、《基督教与世界》、《基督教与危机》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民族》周刊和《基督世纪》等报纸杂志的特约编辑或撰稿人，也为著名的《纽约时报》等大量报纸杂志撰写过不少文章，对基督教思想的现代传播做出过重大贡献。尼布尔一生著述丰厚，所涉甚广，除上述提及的几部作品外，其神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作还有：《文明需要宗教吗？》（1927）、《关于一个时代终结的反思》（1934）、《基督教伦理学解释》（1935，该书是根据他1934年在科尔格特－罗彻斯特神学院发表的有关基督教伦理问题的演讲编辑而成的）。又有：《超越悲剧》（Beyond Tragedy）（1938）、《认清时代的症候》（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1946）、《信仰和历史》（Faith and History）（1949）等，其中最著名最具有伦理学代表性的是《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基督教伦理学解释》和《人的本性和命运》三部。由于尼布尔学术成就和影响较大，他先后被伊登神学院（1930年）、格里纳尔学院（1936年）、韦斯利安大学（1937年）阿姆斯特丹学院（194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938年）、耶鲁大学（1942年）、牛津大学（1943年）、哈佛大学（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格拉斯哥大学（1947年）、纽约大学（1947年）、霍巴特学院（1947年）等多所大学院校授予神学博士学位。这种殊荣在西方神学界乃至整个哲学文化界都极为罕见。西方社会也对尼布尔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美国最有影响的《时代》杂志将他称为现代“美国耶稣教中首屈一指的神学家”。《全美名人百科全书》把他描述为一个杰出的“基督教的革命家”。这些盛赞虽有过颂之嫌，但从多方面也证实了尼布尔终生的学术和人生事业的成就确不平常。他对基督教内部的自由派和老正统派的批判，对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批判性分析，以及他对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事业的辩护等，确乎具有现代西方宗教范畴意义上的革命性质。

16.3.2　宗教伦理与理性伦理

作为一个以振兴原始基督教伦理为己任的现代神学家，尼布尔面临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是在宗教与世俗的紧张对峙中确保前者的合法地位，在伦理学上便是调和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澄清宗教内部的混乱，正本清源，恢复真正的“基督精神”，并使之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发扬光大。这两个方面的使命构成了尼布尔整个思想尤其是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调和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调和基督教伦理和理性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澄清两者之间的性质、功能、实用范围等方面的异同，找到两者间的契合点与分歧点。在尼布尔看来，近代以来的世俗伦理主要是一种理性伦理，它是在文艺复兴以来反基督教神学和科学精神的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逐渐形成和高昂起来的。但是，西方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表明，作为西方近代世俗伦理之对立面的基督教伦理并没有被摒弃，而且愈来愈有力地显示出它强劲的生命力，反之，近代理性伦理却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狭隘性和之于现实生活的无能性。这不啻对基督教伦理的重新召唤。

尼布尔指出：“从本质说，宗教乃是一种绝对的意义。”〔303〕但现代人却总是从自身的伦理渴望而不是从绝对的宗教视境来对待道德问题，因而，现代的一切道德成就都是不充分的。人类生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宗教，唯有宗教才能达到对人类生活的深刻理解，洞彻道德的绝对意义，真正揭示出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本质。尼布尔如此写道：“宗教对道德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一种宗教的道德为其追溯各种力量的深度感所驱使，它追溯这些力量的某种终极起源，并将各种目的与某种终极目的联系起来。它不仅关注当下的价值和反价值，而且关注善恶问题，不仅关注直接的对象，而且关注终极的希望。它为原始的‘何处’（whence）和最终的‘为何’（wherefore）而烦恼。它之所以为这些问题所烦恼，是因为宗教将生活和存在作为一种统一体和意义内聚力来加以研究。”〔304〕

在尼布尔看来，道德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反映，它应当揭示人的道德生活的整体意义和终极目的意义，唯有宗教才能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宗教对人类生活的深度理解表现在它对人类生活、存在、行为和关系的统一把握和对绝对理想意义的领悟。这种理解深度首先在于认识到宗教意识创造了道德领域中价值现实与价值理想的永久性紧张。人类正是通过这种紧张而领悟到生活的意义、产生理想的追求并意识到自身所承诺的责任。换言之，“宗教意识中的深度创造了是然（what is）与应然（what ought to be）之间的张力。它使每一支道德行动之箭都张弓即发。每一种真正的道德行动都追求建立应然，因为行为主体感到必须对这种理想负责，尽管历史地看它并不能实现。因此，基督教相信爱的理想在上帝的意志和本性中是真实的。甚至尽管他知道历史上这种理想之纯形式的实现遥遥无期”〔305〕。

然而，并非所有的宗教都能达到这种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唯有高级宗教才能如此。原始人的宗教和现代一些过极的宗教流派都不具备这一功能，前者“满足于某种有限的宇宙”，而后者又只“满足于一种表面的宇宙”。“对于原始人来说，部落或王权（the majesty）与某种自然力——太阳、月亮、山川或生殖过程——的神秘统一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之神圣中心。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观察的自然法则的结果或可以设想的日益增长着的人类合作的价值，就足以建立一种精神安全感，足以消除混沌的恐惧和世世代代困扰人类精神的无意义性。”〔306〕前者失之于朴素和狭隘，后者失之于肤浅和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