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艺术品”

普遍的人性

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精神的艺术品”，乃是艺术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有生命的艺术品”最终以创造出能操持明确语言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为标志，那么，“精神的艺术品”则以创造出能揭示民族的“普遍人性”的史诗、悲剧、喜剧为标志。虽然，在“有生命的艺术品”中，如前所述，那个活生生的人所说的明确语言已经具有“清楚的普遍的内容”，但还未能表现“普遍人性”。

不过，须得注意，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普遍人性”，同资产阶级人性论者通常所说的“普遍人性”并不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试看黑格尔的以下论述。他这样写道：“对民族精神自身加以纯粹直观，所看见的就是普遍人性。这种纯粹直观所看见的普遍人性，当民族精神得到实现时，就取得了这样的形式，即，一个民族精神由于自然或自然条件而同其他民族精神联合起来，从事于一个共同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个工作或事业，形成一个民族，亦即形成一整个天地。但精神，在它的特定存在中所达到的这种普遍性却只是初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才开始从伦理生活的个体性出发，还没有克服它的直接性，还没有从这些分散的民族形成一个国家。”注197从黑格尔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一，他从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原则出发，把民族化为民族精神，再由民族精神决定民族。因此，“普遍人性”不是在民族中而是在民族精神中看到的。其二，“普遍人性”又不是抽象的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从事于一个共同事业”的许多民族集居的“整个天地”。(当然，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意义下，这“整个天地”，归根结底是从作为精神的“民族精神”实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普遍人性”，实质上是指一种民族集合体的整体情况。其三，这种“普遍人性”所体现的普遍性，还“只是初级的普遍性”。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初级的普遍性”，就是指尚未“形成一个国家”的民族集合体。黑格尔这里所描述和分析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主要是指古希腊城邦及其前身。这也正是黑格尔后面所论述的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喜剧等艺术品的历史背景。

1.关于史诗

黑格尔关于史诗的论述，主要是就荷马史诗而言的。但他所站的美学高度，却使他在关于荷马史诗的剖析中，能够把握史诗的一般。在黑格尔看来，用形象的语言(诗的语言)对于以往伟大人物的传奇业绩的追述，并通过这种追述以揭示某一历史时代的本质，这就是史诗。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史诗的创作者“所表现的情调不是使人惊愕若失的自然力量，而是对于以往直接的伟大传奇人物之记忆，回想、追念并使其在内心中活着”注198。史诗之所以能够包含这种内容，是由它所表现的对象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史诗所表现的伟大历史人物，乃是“民族精灵”的体现，而什么是“民族精灵”?“民族精灵的集合过程构成一系列的形态，这一系列的形态在这里包括整个自然以及整个伦理世界在内。”注199在这里，黑格尔也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的前提出发对史诗作分析的。就是说，他是从人的本质性出发的。在他看来，伟大的历史人物既是个别的人，又是“普遍的人”。因此，他体现民族的整体——“民族精灵”。可见，作为“民族精灵”体现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活动，就是该历史时期整个民族活动的集中体现。或者说，他的活动集中体现了该民族的整个社会关系及其对自然的关系。

从“有生命的艺术品”中那个“火炬的高举者”的活生生的人，到作为“精神的艺术品”的史诗中的“伟大传奇人物”，黑格尔所揭示的这种艺术发展正好表现了对于人本身的认识的发展。可见，认识的程度与艺术的表现程度是一致的。在“有生命的艺术品”中，“火炬的高举者”脱掉了神的外衣，意味着艺术直接表现人本身的历史性转变。这个操持明确语言的活生生的人在艺术中的出现，乃是揭示“普遍人性”的“精神的艺术品”创作的前提。的确，如果对于人本身都不敢正视，则根本谈不上能够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人的本性。然而，要深入揭示人的本性，就同样必须把人本身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并且必须抓住这个发展过程的基本环节。史诗在“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之后，正好以新的艺术形式，通过表现伟大的历史传奇人物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

英雄作为掘墓人

应该说，就其所包含的本质内容而言，荷马的史诗用对英雄的崇拜代替了单纯对神的崇拜。当然，在荷马时代人们的头脑中，人的观念和神的观念是同时并存的。因此，英雄人物的活动也总是与神的活动交叉在一起的，并且神总是处于最终决定一切的地位。因而，在通过追述英雄人物业绩的史诗中，必须看到内容中的两层关系，即人与神的关系，以及诸神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史诗中人与神的本质。

黑格尔认为，在史诗中人与神是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伟大的英雄人物的活动，虽然具有惊天动地的历史作用，但实际上他仍然像一般的个别人的活动一样。这种英雄人物活动的推动力，以及这一系列活动所体现的本质，则是神灵和神的力量。

黑格尔着力描述了伟大人物通过破坏旧世界来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行为。他写道：“这行动是对安静大地的破坏。这伦理实体的安静大地乃是一座坟墓，而史诗式英雄人物对它的破坏，正是一种掘墓行动。这坟墓由于活生生的掘墓人物对它的破坏行动而洒上了鲜血，从而有了生气，唤醒着那业已死去的、而渴望重新获得生命的精灵，使它们在自我意识的行动里获得了生命。”注200在这里，所谓“伦理实体的安静大地”，是黑格尔用以表述社会形态趋于解体或死亡的抽象语言。史诗式的英雄人物破坏这种解体的社会形态，就是加速旧社会的灭亡，从而促进新社会的诞生。史诗往往把英雄人物这类行动描述成符合神意，体现神意或者为神力所推动。黑格尔则把这种神意或神力归结为自我意识活动的普遍性方面，而把英雄人物的行为归结为自我意识活动的个别性方面。黑格尔的这种分析，无疑是他以自我意识(无人身的理性)为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表现。但在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述中，却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如英雄人物是怎样起历史作用等深刻的问题。

人性与神性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把神意和神力理性化，其结果并没有抬高神的地位，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在他看来，神只是寓于人中的一种推动力量，而不能独立进行活动。他指出：“那些神圣的力量煞有介事地进行活动的严肃态度，实际上是可笑而无必要的，因为事实上神圣的力量是行动着的个人的推动力量。”注201

实质上，神性不过是人性的对象化、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性也就没有神性。事实上在没有人性的动物群中，是绝对看不到关于向神顶礼膜拜的现象的。在黑格尔关于抬高人性的论述中，他所透露的合理本质也正在于此。在黑格尔看来，诸神的力量作为否定的普遍性力量，实质上毋宁说是指人的某种必然性的歪曲表现，是人所无法抗拒的。他指出：“它们对那些注定要死的人的个别自我来说是普遍的和肯定的东西，它们的力量是个别的注定要死的人所无法反抗的。”注202但是，把这种神力同人联系起来看，如果人不存在了，那么，这种否定的普遍性力量就必然因其无对象而变成一种空虚的存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变成了“空虚的、非概念的必然性”。事实上，根据前面所述，如果人不存在，神也就失去了根本存在的条件。从这个前提出发，黑格尔认为，脱离了人的所谓诸神的关系完全是空洞而无内容的。神性从人性对象化出来，它与人性的“矛盾关系”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关系。但是，在诸神之间，因其各自的特殊性而发生的“矛盾关系”，黑格尔则认为“是它们的永恒性之可笑的自身忘怀”注203。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可笑的自身忘怀”，指的是诸神既然都具有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它们之间发生的争斗，不过是一种“偶然的虚假的耀武扬威”。就是说，它们所进行的不过是一种“无成效的”、谁也真正伤害不了谁的“游戏”而已。可见，在黑格尔看来，即使是史诗中的诸神关系，也只有在与人相关时才能显示出真实的效果和意义。黑格尔的上述论述表明，史诗中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神。所谓神，实质上不过是人的影子。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而且在黑格尔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总之，黑格尔通过对史诗的剖析，揭露神的属人性质，抬高人的地位，歌颂英雄人物为破坏旧世界而献身等等，所有这些在晦涩语言中所包含的合理内容，都体现了黑格尔作为德国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革命叛逆精神。注204

2.关于悲剧

同史诗相比，黑格尔赋予悲剧以更高的地位。在他看来，史诗描述伟大传奇英雄的业绩，尚处于想象式、松散的外部情况，而悲剧则更加深入本质，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悲剧“依照概念进行”，因而悲剧的各环节结合得紧凑而又集中。在史诗中，英雄还是由诗人的想象加以描述的，而在悲剧中，“英雄本人是自己的代言人”。就是说，悲剧的英雄人物将由扮演他的艺术家直接向观众说话了。

悲剧语言

前面已经指出，黑格尔把艺术中的语言称作“为灵魂而存在的灵魂”。他在分析悲剧时首先抓住的要点也是语言。黑格尔指出：“这种较高的语言——悲剧——就把本质的、行动的世界中分裂了或分散了的环节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注205。从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这时所揭示的悲剧语言的基本特征。其一，悲剧的语言已从表现人物的“外表”，转到表现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其二，这种表现抛开了偶然性的小节而表现出“普遍的个体性”。这种特征所表现的就是黑格尔所谓“依照概念进行”的艺术方式。它高于感性的、知性的方式。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只有概念的方式才能揭示和把握事物的全体和本质。

上述表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从开始就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艺术水平的高低是与理性的水准相适应的。悲剧是艺术的高级形式，因而它的创造包含着理性的高级方式——概念的方式。黑格尔关于悲剧的论述，特别是其中关于把本质世界依概念分裂的各部分再依概念方式结合起来的概括，已经构成“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定义的最初表现。显然，这中间以概念为本原的唯心主义思想，属于黑格尔的虚构成分，应当剔除。但是，其中关于高级艺术形式的创造过程需要有高级的理性方式，这个思想却是深刻的。从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来看，一个艺术家尽管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起作用，如种种偶然的外在因素、在创作过程中对艺术家思想情感的影响，等等。但是，任何艺术家酝酿创作的过程都离不开清醒的理智，都需要概念的方式，以便能在思想上把握对象的本质和全体。就是说，艺术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之起作用，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从属于理性，或者说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否则，非理性的东西就不可能在艺术创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注206总之，在黑格尔看来，悲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在于它产生了“普遍的个体性”，而所谓“普遍的个体性”，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性化的人物。因此，对悲剧的进一步研究就是具体剖析这种“个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