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费希特把知性和外物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夸大为“没有桥梁的”“两个世界”时，他就由于不知道实践而深陷形而上学的泥潭。注498类似的错误还表现在，当他特别强调知性的主观能动作用时，干脆把康德哲学的唯物论因素也清洗掉了。我们知道，在康德哲学中虽然物自体被宣布为不可知，但仍然不失为表象等感性产物的外在原因，以及具有不依赖主体的客观存在的性质。然而，费希特却在把唯物论斥为独断论时，宣称康德所承认的物自体“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完全没有实在性”注499。可见，费希特在知性上所表现的唯心主义，确乎比康德更加彻底。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费希特这种更彻底的唯心主义(基本上为主观唯心主义)里面，却在知性方面包含着比康德更加深刻的内容。这也是事实。

如前所述，康德在认识论上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认识的主观框架问题，也即认识在知性这个层次中如何进行的问题。按照康德的论述，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康德提出和详加论证的这些问题，给认识论的研究带来了生机。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费希特深化了康德的思想。

康德的哲学革新，在哲学史上引起的震动，确实非常之大。在康德之后，单纯把认识看成像蚕吐丝的唯理论形态的唯心论，以及单纯把认识看成被动接受外部印象的经验论形态的唯物论，都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康德的新理论并没有解决认识论中关于知性及其与感性、理性的关系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康德尚缺乏应有的辩证思维。他所理解的在知性基础上的“联结”、“综合”、“统一”等等，并非对立面的统一关系，而是机械的外在相加。

费希特似乎看到了康德裹足不前的障碍，因而，他试图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性，也即从对立面统一的立场出发，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在他看来，康德所说的“联结”、“综合”、“统一”，不应当是不同事物的外在关系，而是事物自身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他明确指出：“综合方法就在于对立的事物中寻找它们相同的标志。”注500“每一个命题将包括一个综合。——但是没有先行的论题是一种活动的范围内，我们抽掉了它，仅仅去寻求它的产物——对立面。因此在每一个命题里，我们都必须以指出应当统一起来的对立面为出发点。”注501当然，费希特提出的对立面统一问题，在康德关于四组二律背反的著名论述里，也有所表述。但是康德本人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把它看成理性的谬误而予以否定。费希特则明确承认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性，而在他如下的论断里，即要在“每一个命题里”“都必须以指出应当统一起来的对立面为出发点”这个论断里，我们已经听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先声。

实际上，在费希特那里，对立面统一作为任何事物本身的根本性质，已经包含在他的自我与非我的学说之中。自我在自身发展中外化出对立面非我，并非无中生有，它说明自我本身就潜在地包含着非我。而其他一切作为对立面统一的事物，正是从自我与非我这个原初对立面统一中演化出来的。当然，必须看到，费希特对于对立面统一的理解还存在着机械性，即他把统一性只是理解为对立面的共同点，而没有进一步理解为过渡、转化、扬弃等等这样一些发展的环节。但是，无论如何，费希特所提供的对立面统一的观点，为辩证地把握知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示了一条光明大道。

在费希特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接力棒传到了谢林的手里。谢林哲学的出发点，正是费希特的自我学说。为了正确理解谢林哲学与费希特哲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必要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于费希特的评价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毛病。这就是把费希特所说的自我单纯归结为“具有个人特殊性的自我”。当然，这种评价合乎费希特哲学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主要方面，但这并不全面。因为，费希特所说的自我还具有“绝对自我、上帝”的意义。所以，费希特哲学并非只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而是同时也具有客观唯心主义倾向。谢林从费希特的自我学说出发，他所强调和最终发挥的正是自我作为“绝对自我”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谢林这样写道：“本原的自我正像不能被看成个体自我一样，也不能被看成是经验的，即在经验内出现的自我。”注502。可见，从费希特基本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过渡到谢林基本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费希特哲学体系本身就包含这种过渡因素。

从认识论方面看，谢林与康德、费希特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崇尚直观。在谢林看来，认识能力和阶段的不同，其标志是直观的不同。因此，感性有感性的直观，知性有知性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谢林关于“理智直观”的论述，相当于康德、费希特关于知性和范畴的论述。除此之外，在知性的能动性方面，谢林则与康德、费希特完全一致，并有重要发挥。

其一，谢林提出了创造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在他看来，理智直观作为自我的行动，是一种以创造活动为前提的直观。他写道：“理智直观是一切先验思维的官能……先验思维以一种既创造一定的精神行动同时又直观这种行动的能力为前提，致使对象的创造和直观本身绝对是一个东西，而这种直观能力也正是理智直观的能力。”注503这种从常识观点看来近乎荒唐的说法，就理论思维而言，确乎包含着深刻的合理因素。在理论思维阶段，虽然认识的对象有其感性的客观基础，但对于思维来说，已经是自己创造的东西，例如各种概念、范畴，绝非外界所给予的。显然，没有这种创造，认识就不能深入，就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当然，把这种创造硬说成脱离实践并与客观感性事物完全隔离的活动，那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幻想。

其二，谢林推进了费希特提出的辩证观点，明确把矛盾看成认识发展的固有动力。他写道：“一切创造性直观都是从一种永恒的矛盾中产生的，这种矛盾不断向理智施加强制，使理智活动起来，并在理智创造活动的形式上约束着理智。如同自然界在其产生活动中显得受到束缚一样。”注504谢林这里所指的，是感性与知性(实际上包括理性在内)的矛盾。知性即他所说的理智直观，具有主动性，而且就其创造活动而言，乃是一种实现自由的无限性活动。但是，这种活动总要受到感性有限性的限制。不过，这种限制既是阻力又是动力。因为，认识正是在这种限制和超越限制的矛盾中发展。谢林这种把感性与知性看成矛盾运动的观点，比康德外在相加的“先天综合”论以及费希特在对立面中寻找共同点的论说，不能不说是前进了一大步。

其三，关于感性接受能力的发挥，谢林揭示出，它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需要知性的能动性在其中起作用。他写道：“自我如果一般地不是能动的，就不能对其自身成了进行感觉的东西。”“大家如果回想一下每一感觉中出现的东西，那就会发现每一感觉中必有某种东西，它对印象作用进行认识，却不依赖这一作用，而是超越这一作用；因为就连‘印象作用是由客体引起的’这个判断也是以一种活动为前提的，这种活动并不依附于印象作用，而是与某种处在印象作用彼岸的东西有关。”注505谢林在这里超过了康德和费希特，他把知性的能动性不仅看作自己的创造，而且看成感性发挥其接受印象能力的前提。他的这个洞见是富有启发性的，它似乎提示我们，必须从能动性的观点去考察人的感性活动，这样就应当看到，人的感性除了有与动物相同的一面，还有本质不同的一面。

谢林的这些发挥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推进了对于认识过程的辩证认识。他提出的关于创造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关于知性的能动性在感性认识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仍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认识论问题。

从上面对于康德、费希特、谢林三人知性观所作的简略剖析中可以看到，他们作为黑格尔的直接前驱，其贡献主要在于区别知性与感性，确立知性在认识中的能动地位，强调知性在知识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三人过分强调知性的决定作用，结果都没有正确估价理性，没有给予理性应得的地位。就是说，虽然康德从一开头就对于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作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三重划分，但由于他们把主要注意力用于区别知性与感性，解决知性与感性的关系，却不知道知性与理性的实际关系，结果膨胀了知性，贬低了理性。然而，不能恰当地说明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也就不能全面正确地评价知性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黑格尔作出了他的杰出贡献。

(三)黑格尔的杰出贡献

黑格尔在知性观上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批判旧形而上学，以及作为这个批判的深入——考察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直接知识哲学作出来的。注506

首先，我们看到，黑格尔继康德、费希特、谢林之后，对于旧形而上学滥用知性，作了系统深刻的批判。他通过这种批判，把康德提出的知性与理性的区别具体化了。在他看来，旧形而上学滥用知性导致的荒谬可以归结为，“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而“单纯用抽象理智的观点去把握理性的对象”注507。

我们知道，康德在知性问题上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只是停留在消极否定的结果上，以宣布其滥用知性的错误为“超验”，就算了事。黑格尔则认为，知性的方法虽然不能用于超感官的世界，或说不能“超验”，但是，理性的方法或称思辨的方法，作为思维的最高方法，其特点就是“超验”。旧形而上学之所以流于滥用知性，恰恰由于它还不知道这种方法，以致“未能超出单纯抽象理智的思维”注508。同时，由于不知道理性思维，也不可能把握住知性思维的特点。

黑格尔之能具体地把握知性的特点，恰恰是由于他是从理性思维高度出发的。通过黑格尔的批判揭示，可以看到知性思维具有如下主要特点。其一，它是思维的第一步，“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注509。其三，知性思维所取得的规定性，已经是一种普遍性或共相，但这种普遍性或共相，只是抽象的概念，还未达到理性思维所取得的具体概念。不难看出，黑格尔这里所揭示的确实表明他比他的前驱者更明确更具体地把握了知性思维的本质。因此，所谓滥用知性，其认识论根源的另一方面，就在于没有认清知性的这个本质。

事实说明，把思维的第一步当作第二步，用知性去把握理性才能把握的对象是达不到目的的，并且适得其反，只能陷入悖谬。

无限的问题是理性所处理的对象之一。如果用知性去把握无限，那么，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必然陷入“坏的无限”。所谓“坏的无限”，不过是指知性不能把握无限所陷入的困境。这是因为，知性所作的规定都是有限的规定，“只能表示一种限制，而不能表达真理”注510。无限的真理，正在于无限是具体的。因此，真无限乃指无限与有限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自身关系，而不是相互隔离、外在的关系。旧形而上学滥用知性表现在它不仅坚持无限与有限的“固定区别”，而且把它们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无限在有限之外，从而就把无限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往外伸张和无穷的往外伸张”注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