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黑格尔在批判了滥用知性的种种表现之后，对于知性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价值特意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注526

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在自然科学中，区别质料、力量、类别；在数学中，排除其他特性而取得量的概念；在法学中，根据同一律，由一条特殊法理推到另一条特殊法理，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知性的分离和抽象作用，才能取得相应的规定性和概念。即使在艺术和宗教的研究中，知性也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例如严格区别艺术中不同形式的美；突出艺术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及在宗教研究中区别不同神话的性质，等等，也都有赖于发挥知性的作用才能做到。至于在哲学中，知性也是顶重要的条件，像任何科学一样，“在哲学里，最紧要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地把握住，而绝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注527因为，一个品格高的人就是一个理智的人。这种人目标明确，并且坚定不移。同时，凡志在成大事业的人，如歌德所说，都知道限制自己，在特定的环境中，专注于一事，而不分散精力。此外，知性还是人的教养的重要方面，它不容许人含混不清，对于所把握的对象，必须明确其固定的规定性。

在批判了滥用知性之后，黑格尔如此详列知性在广阔领域的重要价值，其目的何在?无疑，他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切不可把知性与滥用知性所表现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切不可在反对滥用知性和反对形而上学时不分青红皂白，把知性固有的重要价值也一起抛弃了。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性观

在黑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我们已经看到，知性的方法与旧形而上学有着不解之缘，似乎提到旧形而上学，就不能不提到知性的方法，反之亦然。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16、17世纪的经验论或唯理论哲学以知性的方法为自己的基本方法。这些哲学之所以形成同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其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它们把知性的方法当作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因此，在它们那里，知性的方法与它们被称为旧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密切联系着的。但是，无论从认识能力、认识阶段和认识方法看，知性都不等于同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已经对此作了区分。马克思主义的知性观，也正是从这种区分中开始的。

马克思主义的知性观首先表现在，它是把知性放在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的总体中加以考察的。因而，它不仅能把知性方法与形而上学方法区分开来，而且能够更具体更全面地说明知性在认识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

关于人类早期对世界的认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都具有素朴的辩证性质，即把世界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但是，那时关于这个整体的认识在细节上几乎还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关于整体的认识也必然是模糊不清的。显然，随着人类的进步，提高对于这种整体认识的要求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为达此目的，必须解决细节上的“一无所知”的问题。这样，知性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在认识史中突出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恩格斯对此所作的深刻论述。他这样写道：“但是，这种观点(指古希腊素朴的辩证观点——引者)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注528从恩格斯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第一，古希腊的素朴的辩证观点基本正确，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观点虽然从整体出发，一般地把握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但由于对整体的细节不清楚，所以所把握的整体亦模糊不清。第二，为了弄清细节，更具体地把握整体，则必须“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就是说，必须采用知性的方法。可见，采用知性的方法乃是克服素朴辩证观点的局限性和发展人类认识的一种历史需要。第三，事实证明，知性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方法，并且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由此可以说，无论从人类总的认识发展过程看，还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知性都是必要的环节，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第四，从知性的方法滑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不自觉的习惯，由于长时间把自然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整体联系的研究，以致习惯于把所研究的事物看作静止不变的死东西，而不是看作运动、变化的活东西。其二是培根、洛克等哲学家自觉地把知性方法绝对化为世界观。这两种途径都说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把知性方法绝对化形成的。因而，绝不能把知性方法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形而上学世界观混为一谈。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知性观还表现在，它批判地吸取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容。如前所述，黑格尔之所以能克服旧形而上学滥用知性的错误，不仅在于他能指出旧形而上学如何超越知性能力、如何不知道理性能力，而且在于他比较全面地说明知性与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以及知性作为必要环节在辩证的理性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看到，正是这个深刻的合理内容被马克思批判地加以吸取，并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及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有一段关于知性的著名论述。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注529接着，马克思又把这个具体把握人口整体的认识过程进一步概括为两段认识行程：“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530

当我们转到《资本论》的研究时，那么，知性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就更加清楚了。在《资本论》初版序中，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531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抽象”主要就是指知性的作用，即知性在认识过程中的分离、限制、孤立等作用。尤其是在《资本论》的第一章，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揭示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各种价值形态以及商品拜物教的整个过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知性的作用。即使为商品下定义：“商品首先是外界的一个对象物，一个物品，它由它的属性，依某种方法，满足人的需要。”注532其中也包含着知性的分离和限制，如马克思所指出，这里不问什么需要和怎样满足人的需要。关于商品的交换关系的认识，也是这样。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价值的特征，“却正好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抽象”注533。也就是说，在研究和确定交换价值时，必须把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异质性抛开不管。劳动的二重性分析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推论。具体劳动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包含“物质性”、“有用性”、“不同形态”。由于确定交换价值时把使用价值抽象化，也就把劳动的“有用性”、“物质性”、“不同形态”分离出去，“而都还原为相等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了”注534。可见，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和确定，也少不了知性的分离和限制参与其中。关于价值形态，从简单价值形态一步步过渡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态”，直到“一般的价值形态”，其各个环节的分析和确定也都离不开知性的作用。例如马克思指出：“为要发现一种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如何隐藏在两种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我们在考察这种关系时，首先要完全撇开它的量的方面。”注535

因此，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作为知性向理性的过渡)，首先要有知性的劳作，经过抽象作用取得最简单的规定，理性才可能从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同时，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思维不仅体现在过程的整体，也体现在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各个方面。所以，对于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包括知性的抽象作用和理性从抽象出发的辩证思维两个方面)都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多次往复的活动，即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沿着螺旋的曲线前进。总之，就认识的辩证法而言，没有知性的非此即彼，也不可能有理性的亦此亦彼。知性的局限性在于它本身不能过渡到亦此亦彼。理性的作用，不在于一般地否定非此即彼，而毋宁说它是打破知性的局限性，把知性作为一个环节包含于自身中。或者说，辩证法并非绝对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包含非此即彼，但又不归结为非此即彼。

附记：应当说，知性观的探讨，除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方面，还有广阔的现实方面(包括历史的横断面)。在现代，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知性在许多学科发展中的作用，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虽然知性在辩证思维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环节。因此，只要把知性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加以研究，就不仅不会背离辩证法，而且是对于辩证法研究的一种深入。本文正是为此目的，从知性观的某些历史方面提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