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宰制世界的意向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们，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法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下，他们的内心都厌恶封建专制主义，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的哲学所显示的改变世界的意向，同他们政治改革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本来，宰制世界使之服从人的目的，是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的本质特性。但是，从哲学理论上比较明确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是始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的抽象能动性理论。康德作为这个理论的发端者，已经开始把理解世界与宰制世界联系起来。他在要求对于对象达到必然性、普遍性认识的同时，提出了“要给自然立法”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所包含的合理思想，犹如一声春雷，它提出了要让自然按照人的目的要求起作用。费希特进一步发挥了康德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发挥能动性就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确立自然从属于人的主客关系。他指出：“人们必须设法改变事物的形态，使事物本身同他的自我的纯粹形式相一致，从而使那些取决于事物性状的事物表象也同这个形式相一致。”注542也就是说，宰制世界的意向与前述认识的主动性、认识的创造性是相互联系的统一过程。这一点，在谢林把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客观唯心主义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谢林明确提出，“自我意识”可以转化成客观实在的思想，并把从客观实在到“自我意识”的转化，以及相反方向的转化，看作是一个和谐的创造过程。谢林这个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在于他提出了要把从客观实在到思想，以及从思想到客观实在两个转化过程统一起来的辩证思想。他这样写道：“既然两种活动原则上终究应当是同一种活动，那么，我们现在要是认定那种在自由行动中是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的活动在创造世界中是无意识地进行创造的活动，那种预定和谐便是现实的。”注543这种“预定和谐”虽然带有莱布尼茨目的论的色彩，但谢林是借来作为创造性的两种活动的统一性的。

但是，无论康德、费希特意欲宰制世界的思想，还是谢林试图把认识世界与宰制世界统一起来的思想，他们都表现出对于实现认识和宰制世界所应采取的“中介”或手段还缺乏明确的理解。在这方面，只有黑格尔取得了飞跃的进展。

黑格尔继承了自己先驱者的思想，特别是康德和谢林的合理思想，把认识与宰制世界作有机统一的理解。他写道：“人类的努力，一般地讲来，总是趋向于理解世界，能自己适应并宰制世界，目的总在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换言之，加以理想化，使符合自己的准则。”注544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在前驱者的基础上大大推进了这种卓越的思想。他认为，人不仅不应停留在自然状态，相反，“自然只是人须得加以改造的出发点”注545。特别是，他对于作为实践理念的善所作的玄妙论述，实质上对于理解与宰制世界统一的实践，作了天才而又深刻的规定。如果就其合理意义来理解，把善的理念当作实践来看，那么黑格尔至少已经揭示出，只有以实践作为“中介”才能把认识世界与宰制世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善的理念(如果就合理意义理解为实践)，是把“客观的东西和主观性”包括在自身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具有普遍性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注546。黑格尔这里的合理内容，用我们的话来说，即指实践活动的目的，包含理论认识在内，但并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理论认识上，而是要通过改变外在现实才能达到。因此，黑格尔在实践问题上坚决反对“主观性和有限性”，反对康德把善的理念的实现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应当”上。他认为，这种“主观性和有限性”乃是善的理念得以实现的障碍。为了排除这种障碍，首先必须在“善的目的对现实的直接关系”中有明确的目的，即“占取这个现实”，就是说，不仅承认理论上应当如此，而且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其次，为了使善的理念在现实中实现，还必须有作为“中介”的手段——“为目的而建立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统一”注547。可见，黑格尔关于实践的论述，确实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合理内容。他的论述实质上接近于认识与实践统一的认识，并且接近于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才能宰制世界。正因为如此，当列宁就此问题谈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时，才对黑格尔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费尔巴哈论纲’。”注548

四、自由——能动性的根本目的

我们知道，人类正是通过发挥能动性认识和改造世界，才使自己走出动物界，得到一次巨大的解放。从此，人类获得了受盲目必然性绝对支配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自由。但是，人类走出动物界只是摆脱盲目必然性的开始，即使是今天，人类也还远没有完全摆脱盲目必然性的支配。因此，人类也就还没有比较彻底地摆脱动物性和获得真正的自由。显然，为了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和真正的自由，还需要人类继续发挥能动性，并且要把自由作为能动性的目的明确起来。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们在能动性与自由的关系上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深刻见解。虽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改造这种观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还远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明确，但是，从康德开始，他们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提出问题和探讨问题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力求把握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应该说，既然自由包括对必然性认识在内，那么，在把握必然性和普遍性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应看作是在获取自由方面的一定进展。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试图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使作为认识对象的现象(或表象)，在感性、知性、理性诸认识阶段得到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定。但是，康德又把自由问题与必然性问题分开，单独摆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加以解决。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与认识问题没有关系，或者说，对于认识来说，自由乃是处于“彼岸”的“自在之物”。而且，即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自由也仅仅停留在作为“应当”的公设里，仍然把它的实现推到可望不可即的“彼岸”。康德这样把必然性与自由加以割裂，是他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性的表现。后来，康德似乎意识到这种割裂的不合理性。为了把必然性与自由联结起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为此搭了一个桥，即提出所谓合目的性。不难看出，即使如此，康德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处理仍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他并没有达到从内在联系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去把握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具体提出来加以探讨，却为进一步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开了先河，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

费希特对于自由的看法比康德前进了一步，他不认为自由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公设。虽然他也认为，作为理想境界的纯粹自由是达不到的，但是，与康德不同，他认为可以无限接近理想境界——真正的自由。即使是今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理解这个问题，也不能不承认费希特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在如何无限接近理想境界的问题上，他的理论显得矛盾而又软弱。他认为，能动性可以适用于制服自然界，使自然界服从理性先天的必然概念，使有理性的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但他又认为能动性不适合解决人们获得自由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同他把解决自由问题的障碍只诉诸政治方面有关系。他看到封建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当作工具和手段对待，表示十分愤慨。但在费希特看来，能动性之于自然界，恰恰要使自然界成为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能动性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似乎也必定会导致使人沦为工具和手段的卑下境地。所以，他认为能动性不适于解决人与人之间不自由的关系。他不知道，人们之间不自由的关系恰恰是由强制和暴力维持的，当然也不知道，要铲除维持不自由关系的强制和暴力，同样要采取强制和暴力，只有这样才能为自由开辟道路。

费希特虽然揭露了人与人之间不自由关系的现状，他重述卢梭的观点，指出不仅被奴役的人不自由，奴役别人的人也不自由。他虽然也提出，自由不是单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实现的，而是人类整体的问题。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自由，才能真正自由。但是，费希特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指出如何达到自由的道路。

在谢林的前期哲学活动中，像费希特一样，他在政治上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激进的民主思想，在理论上也表现出富于进取的创造精神。谢林关于自由的认识和论述超过了康德和费希特，并且为黑格尔更加深刻地解决这个问题准备了条件。

谢林像费希特一样，相信历史是朝着理想境界无限进步的。他指出：“历史的概念包含着无限进步的概念。”并且认为，这应当是“积极进取、从事创造的人们的一个永恒信条”注549。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进步，就在于历史“表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注550。谢林的这种见解，比起康德、费希特把自由与必然分割开来然后再从外面加以联结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一个飞跃。

谢林在理论上取得的这个飞跃，是同他用辩证的观点考察自由这个概念分不开的。首先，他把自我意识在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都看成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自在的“主客体统一”到自为的“主客体统一”的运动过程。以此为前提，谢林也把自由看作一个矛盾的概念，亦把自由的实现看作一个过程。他指出：“自由在每个阶段都受到限制，但从其努力趋向来看，自由在每个阶段都又成为无限的，仅仅由于这个事实，自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本身的持续才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自由保持着自我意识的连续性。”注551

自由的实现过程，就是自由与本身包含的必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克服的过程。如谢林所说：“只有自由本身又包含着必然性，才能把这个矛盾统一起来。”注552。谢林这种观点在自由与必然关系上所导致的混乱，还表现在他把个人行动受必然性支配的种种表现，也看作“人的自由表演”。此外，他的唯心主义立场也给他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他只强调在思想中的东西才是自由的，即所谓“自由的事物只有作为内心的现象才是自由的”注553。

黑格尔继承和大大发展了他的先驱者关于从哲学理论上解决自由问题的合理思想。我们看到，在黑格尔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他都力求找出作为其真实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并以此作为真理的目标。

首先，黑格尔辩证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既不像康德和费希特那样把两者机械分开，再用第三者外在地把它们联结起来；也不像谢林那样，虽然承认两者有同一性，但最终却把同一视为等同。黑格尔认为，这一对范畴，实际上像任何矛盾范畴一样，它们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他明确指出：“将自由与必然截然分开为二事，则两者皆失其为真实性了。”注554不言而喻，把自由与必然归结为简单的等同，则两者也必然失其为真实性了。就是说，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在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理解上，虽然不断有所进展，但仍然没有达到真正具体的理解，只有黑格尔达到了这一点。不过，黑格尔所达到的具体理解，也不只是对其前驱者的单纯否定，而是一种批判吸取其合理内容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