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想对阿加莎说：我也有个儿子，但我儿子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说出来。他在心里说：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倾吐的人，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她可能觉得我是个腐旧的缓冲器，一个过时的老物件。她对我说这番话，说不定她也只是对每个人都挺亲切的一个人。至少，亚历山大以前从来没忧虑过这些事。

即将到达约克郡时，阿加莎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曾经在一部名为《阿斯特赖亚》的话剧中演出过角色，那是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里，当然是在牛津。我那时在做研究工作。我扮演的是贝丝·思罗克莫顿。我在剧中嫁给了沃尔特·罗利。我爱极了那个角色。”

“当那部话剧首演的时候，”亚历山大说，“我就爱上了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那个女孩。”

首演中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女孩也是亚历山大喜欢的类型，阴沉、神秘、隐忍。

“我曾经和埃德蒙·斯潘塞恋爱过，但没有结果。”阿加莎·蒙德说，“短暂又甜美，仲夏夜里的一段感情。”

他们此时已到约克郡了。走出车站时，亚历山大帮阿加莎提着手提箱。他们坐进出租车里，亚历山大突然问：“你女儿的名字是什么？”

“莎斯基亚。但我女儿跟她不像，我是说跟伦勃朗[4]的莎斯基亚[5]不像。我女儿长得像我。但我总觉得莎斯基亚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整的。我想，‘莎斯基亚’是一个能带来好预兆的名字。”

他们两人正在变成朋友，亚历山大感觉到。他活了起来。是的，他活了起来。

他们去的第一间学校是位于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他们从约克郡的迪恩庭旅馆驾车到了星辰小学。亚历山大此刻对于和阿加莎·蒙德坐在相邻的座位上不是很习惯，因为阿加莎正和前座的威基诺浦教授展开关于语法的严肃讨论。威基诺浦教授太高了，以至于不能舒服地坐在这辆迷你小巴士的座位上——他佝偻着，把他那张巨大的脸郑重地向前倾着。汉斯·里克特则坐在亚历山大的后方，也是极少数亚历山大会去主动攀谈的人之一。汉斯·里克特穿着一套西装，一头斑驳灰发修剪得很整齐，脸虽不出奇，但也干净体面，戴着眼镜。路易斯·鲁塞尔坐在巴士的尾端，离威基诺浦远远的，本来对威基诺浦就有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路易斯·鲁塞尔长得不高，肤色深，有一种像鸟一般的灵活机动，也有些易怒。那两位新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不仅彼此之间隔得很远，也刻意和其他所有人都隔离，就像每个集体中的新成员一开始一定要表现出的样子。罗杰·梅戈格满腹疑虑地审视着每个人，在心底估摸着大家，总结着大家。当别人向他表露出任何一种态度时，罗杰·梅戈格都显现得极其自觉，并暗中相信他对人的这番观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亚历山大也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罗杰·梅戈格穿着一件寒酸的灰漆漆的马球衫，外罩一件没了板型的羊毛外套，那是有一点过时的装束。他稀薄的头发是灰红色的，而密实虬曲的络腮胡则是褐红色的。

利物浦来的那位诗人格外俊俏，一头毛茛花般金闪闪的浓密鬈发，一张双唇丰厚饱满的嘴，还有大得无辜的蓝色眼睛。他穿着无领夹克，内搭一件蔚蓝色的衬衫，这件衬衫更带出了他眼睛的蓝。直到目前，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扶着女士走上巴士车门的台阶，帮着年老的成员入座。他们小组中还有一位女士是奥丽奥尔·沃思，她是一位校长，穿得也像一位女校长一样——非常好看的海军蓝西装，配以白色衬衫。她的脸庞像被刻画得很精确，保持着专业的观察者姿态。她大概有五十岁了。因为她长的是女校长标准的模样，所以从她的外表看不出一丁点儿她的人生轨迹。小组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聊起了那位利物浦诗人，她说：“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会对他多留点神。”

星辰小学之所以被以“星辰”命名，是因其革新性的建筑特色。小组千里迢迢来参观这所学校，也是听闻它既创新又令人鼓舞。整间学校采用玻璃制成墙壁，学校建成了星星的形状。它本来就是一种全开放的空间概念——学生临时地组成小组，各据星星的一角，带着他们的小书包，书包上缀着色彩明亮的小豆豆，除了书包，还有他们的塑料椅子和小桌子。他们不是以年龄、学科分组排列的，而是以自主选择的结果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个组正在做圈状的陶器，大一点的孩子帮助那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另一个组正在测量一些从一系列塑料容器中倒进倒出的水，庄严地测量和记录容器中水的高度。小一些的孩子往容器里倒着水，年纪稍长的孩子们记录着，也是这群年纪较大的学生绘制着一个测量的图表。星星另一个角的孩子们观察着蜗牛在玻璃缸上爬行，还在纸上画着蜗牛的触角、嘴、腹足。这些小人快速、繁忙、喧闹地从一个空间往另一个空间移动着，嘴里不断嚷嚷着，“我们现在急需一个木勺”，或者“曼迪又失手了，她这次犯了同样的错误”。有的在星尖上操作着一个录音机，靠近她的则在敲一只鼓。因为没有教室、长廊、墙壁的隔断，所以小学生们的书写绘画都挂在中央的画架和公告牌上。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绘画作品正在展出，一张桌子上摆着孩子们的每周剪报。在通道的角落有一个图书角，立着一个圆形的小书架，下方是许多坐垫，坐垫四周是零散堆叠着的书。整个学校空间里吵闹声响不断。但总体上说，都是些有目标有指令的吵闹，刺耳、多样化、忙碌，也真的很大声。亚历山大，像组里其他上了些年纪的成员一样，震惊于眼前这番与自己就学时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些小孩子，穿得明晃晃的，自由活动着，跟他们这些成年人当初当学生时所表现出受胁迫般的、卑屈的、时刻紧张的情状根本不同。眼前所见的局面，对这些此刻并不是职业教师的成员，比如说亚历山大——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对这些委员会成员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诱发了他们的恐惧感，那是曾经的学校建筑、冰冷恐怖、压力控制和权威命令，所遗留至今的一种恐惧。但在这间学校里，恐惧感对孩子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小女孩举着线轴式编织棒，出现在亚历山大面前，她说：“打扰您了，我想我编着编着漏了一针，所以接下来就编得有点滑稽，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您能帮我修补一下吗？”亚历山大接过来她的编织棒，试着用针棒在这块羊毛织物上穿插。她很自然地期待着他的帮助。他却只记住了她的比喻——“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

真是没什么好惊讶的。他又开始头痛——这是因为从四面八方灌进耳里的嘈杂声，这些噪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从那些他当孩子时很可能选来躲藏、蹲伏、阅读的角落传来。但在这里，没有任何可供隐身的场所。是光明公开，是集体生活。

奥丽奥尔·沃思正在和这所学校的校长谈话，校长是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对于当校长来说，他的年纪实在太轻，但却能跟奥丽奥尔·沃思有条不紊地详述他对儿童自由活动选择权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些活动难易程度的把握；在解释自己理念的同时，他也能跟不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和教师们保持流畅的通话交流，就像一个杂耍人能颇有技巧地掌控他手中的绿色球和橙色球，从不会搞混一样。他口中振振有词：“西利亚，我看你玩瓷土玩得有点腻了，你可以去参加莫里西小姐的小组啊，他们正在讨论和记录两栖动物的知识。”接着他又转向奥丽奥尔·沃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玩瓷土会玩得得心应手，但你根本不需要在这一天当中玩这么久的瓷土，做这么多的瓷土作品。”

接着，他又对一个经过的小孩子说：“没关系，希瑟，我听丁斯代尔先生说你在拖慢别的同学的进度。这样吧，你休息时间来找我一下，我会教你怎么量正方形的周长，然后你就不会以为自己落在后面了。”

他转头对奥丽奥尔·沃思说：“如您所见，沃思小姐，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主导他们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兴趣，但是我们也为有特长的儿童准备了有足够吸引力和难度的学习内容。”

“如果有才能的孩子迫于同侪压力，而不愿意尝试解答较难的问题呢？”

“啊，这一点就是我们灵活处理的地方，我们会把较难的问题伪装出一种简单的表象。”

“所以你们并不鼓励进取心是吗？”

“我们不赞成竞争，我们倡导的是合作。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才能，这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培养的。”

“所以你也不会在一天的学校工作结束之后累得面色无光？”

“时常会疲惫不堪，”年轻的校长笑起来，“但那是值得的。”



罗杰·梅戈格正在读着一个小学生作的一幅画作，主题是“我的家庭”，他问从他身旁经过的路易斯·鲁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在孩子们的作品中，母亲总是以生气的样子出现，比如说——‘我妈妈在尖叫’，或者，‘我妈妈对着我大吼’。所有的小孩子都把他们的妈妈画成一具长着巨大、浑圆嘴巴的柱状体。只有那尖叫的大嘴是描摹重点。”

“年幼的孩子在绘画中体现着简单的人类认知机制，”路易斯·鲁塞尔说，“小孩子们后来才学到人有身体、双手和脸，那些较大的孩子会在画父母亲时，把身体部位也画出来。”

“我爸爸有一根长棍，”梅戈格模拟着小孩子的语气说，“我爸爸还有一个大球。他把大球狠狠地向我砸过来。痛死我了。”

“可能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鲁塞尔说。

“棍、球和爸爸，”梅戈格戏谑道，“多么直接、多么单纯、多么简洁。还有尖叫的妈妈。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家庭。真可悲。”

“并不尽然。”鲁塞尔反驳。

“但这是异常压抑的。‘快去睡觉，妈妈说。我不敢说我不要去睡觉。你会看着我妈妈一直喋喋不休。我讨厌床，我想一整夜晚都不要睡觉。’”梅戈格读着一篇满是错别字和错误语法的作文习作。

“这挺有趣的，”威基诺浦教授站在梅戈格身后，“‘一整夜’后面的‘晚’，这个孩子知道要用完整的词语，即使是啰唆的用法。”

亚历山大想找到一群像自己的“儿子”西蒙·普尔在学校里那样的，此时正在上课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组写作班的学生，还有一位上课的年轻老师。他们正在阅读他们的“新闻书”，并翻查着字典，他们把字典装在他们的小棉布包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摆放书本的课桌。他们写啊说啊的，然后把自己写成的东西上交给老师，老师从“新闻书”里找出比较难的字眼，让他们去查字典。亚历山大问那位年轻老师，孩子们在读些什么，老师把几张带着图画和一两行字句的亮色的卡片展示给亚历山大看。“我会读斯派克·米利根[6]的作品给他们听，当然也会读米基·英庇的《给坏男孩和坏女孩的不乖诗歌》，孩子们很喜欢这首诗。而且米基·英庇今天真的来了，这太棒了!”

“孩子们会学习诗歌？”

“不，他们单纯喜欢听诗读诗的乐趣。死记硬背是一种颇具破坏性的方法，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事物，发掘知识。有些人能够获得新知——这几乎是凭意外，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意外安排好。我们这儿的孩子们也不学乘法表，他们自己把数字列成方格，自己去发现数字间的联系。只有这样，知识才会留在脑中，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