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基·英庇接着说：“你们应该好好思索一下这些话，好好思索怎样利用自己的活力，好好思考怎样面对无限——而不是纠缠在他们教你的那些东西上。当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有人像我对你们一样说这样一番话，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说这番没有人对你们说过的话。”

有的学生微笑，有的学生嗤笑，有的学生鼓掌，有的学生面带窘色地坐立难安。听者们的反应并不一样。那些先前发表过意见的学生，等待着因自己的发言被赞扬一番；当然，在少年少女的群体中，总是有一股对出丑的惧意在不断滋长着。在他处、在别时，米基·英庇可以轻易地降服、驾驭、善用年轻人的惧意，但在这里，他的讲话却像在扳机扣到半击发位置一般，火力突然终止了。不管是米基·英庇本人还是校长，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校长顺水推舟地感谢了米基·英庇，感激他“决定与我们分享这则信息”，米基·英庇则一屁股坐回原来的座位上，皱起了眉头。

亚历山大问威基诺浦：“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憎恨语法？”

“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必须剖析的一个现象。当然，他们所抱怨的语法其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守旧概念，是拉丁文的衍生物，跟现代思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的确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也许是大脑的阻滞，在计议、度量着它本身的运作。”

亚历山大听到威基诺浦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只觉得那跟从句的分析与教习毫无相关性。“然而，也挺有趣。”亚历山大想。

米基·英庇缺席了当晚在迪恩庭旅馆的晚餐，威基诺浦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因为他连夜赶回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向阿加莎·蒙德问起委员会是否会处理米基·英庇的人，是罗杰·梅戈格。罗杰·梅戈格简直像是一个从不忌讳于提出糟糕问题的顽皮鬼，可他不喜欢别人的糟糕举止，尤其是比他更年轻的男性的糟糕举止。阿加莎以“外交辞令”回答他说，委员会的主席或秘书，应该会就成员在委员会里所应具有的正确言行，找米基·英庇谈一下。从她以往的经验中看，这样的问题通常会以“问题成员”服从组织章程或离开组织，用这两者中其一的方式得到解决。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刚刚及膝的洋装，看起来挺俏丽，甚至可以说美丽。她的腿又细又长。她有可能是穿上这种短款洋装后，依然可被视为出色的10%的女人中的一员。亚历山大故意走上她身后的台阶，在心底品评着她——女性公务员竟然可以穿上这种展示臀部动态并露出膝盖窝的裙子，可真是稀奇，她看起来简直像个女学生，或者宇宙飞船队动画片中的女指挥官。亚历山大顾左右而言他地问了一句：“那你认为我们那位大顽童最终会服从，还是脱队？”

“他搞不好会退出，他可能会闷得受不了。反正我的想法是他会退出，但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政治领导面前讲他的坏话。毕竟，他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多样化。只可惜他会郁闷至极，这是毋庸置疑的。”她接着补充自己刚刚说的话，“另外，他成了一个集体的极好的刺激源，像砥砺珍珠的砂砾。他会让整个组织更有向心力，更善于合作。”

亚历山大顿时生出像“慈父”般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冲动，他毅然阻绝了这股冲动。

委员会小组第二天去弗莱亚格斯的小学。第二天清晨，亚历山大抽时间趁早赶路去看望了比尔·波特，他一早便通知了比尔·波特，所以比尔·波特也在等着他。亚历山大看到比尔瘀青的脸，很是吃惊，忙问比尔是不是摔伤了。

“不，我不是摔伤的，我还没有老到被自己的脚绊倒。我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推挤在门与墙壁之间，撞伤了头。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女婿，他跑来找弗雷德丽卡。不相信弗雷德丽卡并不在我这儿，也不相信我不知道弗雷德丽卡究竟人在何处。很明显的，弗雷德丽卡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了。我也在观望事态的发展。每一天都过得不乏味。我很庆幸我对于她的去向一无所知。她需要掩护。”

“我知道她在哪里。”亚历山大想了一想，说，“她正被照顾着，而且被照顾得很好。”

“如果你见到她，”比尔说，“告诉她，我很想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在这个地球上所剩时日无多。一日为女儿，终生为女儿，她将会慢慢认清、接受这一点，你一定告诉她。噢，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但你最好别告诉我她的栖身之所，以防那个粗野的人又回来找我、折磨我，逼我把她的行迹和盘托出。他完全做得出来那种事，然后他又会哭着为痛下的毒手而抱歉——即使穿着厚重的衣服，他的身手也很敏捷——都是因为他脾气很大。”

“我会告诉她的。她现在也隐居避世。”

“这大概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了。但如果她能有一丁点理智，也不会身陷这种窘境。她应该嫁给一个温和的男人，像丹尼尔那样的男人。”

“你之前都不让丹尼尔进你的家门。”

“是啊。不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其实是他基督教徒的身份令我排斥，我并不排斥他本人，而且我也做了结论：他并不会比我多出任何一丝一缕的基督徒品性。”

“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传道者，你从以前就是如此。”

比尔对亚历山大还以笑容。

“人老去以后，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他说，“就是分得清楚谁跟你是合拍的人，谁是能真正和你分享回忆的人。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彼此。”

“的确如此。”亚历山大说。

自亚历山大一进门，比尔两次说到自己老了。比尔看上去的确苍老了。他受伤的部位，痊愈得很慢，他的皮肤薄得简直像洋葱皮。瘀伤的面积很大，伤口里的淤血显映在皮外，呈现出黑色。他的笑颜意外地令人毛骨悚然，但亚历山大报以带着关爱的笑容。

亚历山大重新加入委员会小组，他去了弗莱亚格斯小学。中班的七到八岁的小学生们正在听校长兼老师戈登小姐讲童话故事《大绿虫》。学校是由当地出产的灰石建成的，教学建筑采用宽大和简单的风格，主要教学空间被隔离成两部分。学校从20世纪30年代就维持着这样的格局。学生们成排地坐在长课桌后面，年纪小的坐在前排，年纪稍大的坐在后排。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最后一排，坐得不是很舒服。即使臀部不大的成员也一样，比如阿加莎·蒙德、利物浦诗人、路易斯·鲁塞尔，甚至连穿西装的汉斯·里克特， 他们都像是坐在宝宝椅上。威基诺浦被尊奉地坐到戈登女士那张不太称头的写字椅上。奥丽奥尔·沃思小姐、罗杰·梅戈格先生则分享同一张体育课专用的长凳，还得留出一点位置给后来加入的亚历山大。

“大绿虫发出咝咝声(这原本是蛇行时的吐息声)，没有收到回应，于是它就跳进了波浪中。‘多么可怖的怪物啊……’公主喃喃自语起来——它扑扇着它泛绿的翅膀，身体也在不断改变着颜色。它长着象牙色的爪状物，头顶盖着一丛丑陋的蕨叶似的浓密的毛。公主心想：我宁愿自我了断，也不把生命葬送在它手上。”

戈登小姐的声音是平静的。她在那些“吸引人”的词汇上着墨较多，比如：蛇行、咝咝声、蕨叶之类的。孩子们坐得很定，听得入神，没有动来动去。她希望孩子们不要乱动，孩子们也做到了。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连串的近义词：小蛇、大蛇、龙、长形虫，然后让孩子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同类指向的词，孩子们答着：蝰蛇、小毒蛇、蟒蛇、草蛇、鳞脚蜥。戈登小姐说：“鳞脚蜥是一种没有脚的蜥蜴，并不属于蛇类哦，鳞脚蜥已经进化成有足动物，但最后决定放弃它的足。”于是，孩子们又继续开动脑筋：王蛇、眼镜蛇、“耐格”。戈登小姐更正说：“‘耐格’不是蛇的种类，而是一条蛇的名字。”说出这条蛇名字的学生显然是读了《丛林之书》中的《瑞奇-提奇嗒喂》。孩子们仍在说着：鼓腹毒蛇、黑曼巴蛇、响尾蛇。于是，这些词汇引发了一场关于“同义词”与“专门用来区别物种、类别的科学名称”两者之间差异的小小讨论。学生们讨论了长形虫、小蛇、大蛇各自带有的“词感”，比如，一个红发小女生说长形虫是“肥的”“厚的”“缓慢的”；而小蛇，那个小女生认为小蛇是“快速滑行的，还有一种尖利的感觉”，她同时也说出了大蛇给她的印象：“是一种奇幻生物，或者《圣经》中的怪兽。”孩子们还议论纷纷地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蛇，但在某些故事里，人们却经常幻化成蛇。亚历山大看着那个勇于发言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头红金色的发丝和大而黑亮的眼睛，她脸上的雀斑像浅淡的喷溅的咖啡滴落在奶油上一样。她的前额很宽，嘴唇既宽也轻软。亚历山大认得出她，从她的脸上、皮肤上、嘴唇上，甚至她转头和聚精会神的神态上，就可以读出她所拥有的基因。她是斯蒂芬妮的女儿，也是丹尼尔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带有比尔脸上一抹飘逸的红晕，还有温妮弗雷德面色中缓慢流动的金质，一种弗雷德丽卡的机敏。斯蒂芬妮也具有这种机敏，当然，她从她爸爸丹尼尔身上遗传的是她深思时独有的迟钝凝眸。她和西蒙·文森特·普尔在同一周出生——是啊，亚历山大又想起那个男孩来了。那个男孩活得自在，漫长的人生还未展开，“所以，他带有托马斯·普尔的基因，或我的基因，真的重要吗？”亚历山大自问，他自答道，“对，重要。”他很想了解西蒙，所以他看着玛丽，他又想到阿加莎·蒙德的女儿莎斯基亚，她的女儿“没有父亲”。

“每节课下课前，”戈登女士说，“我们都要读一读字典，查一查我们今天所学的字词，比如今天的虫子、小蛇。玛丽·奥顿，你来挑一个单词，因为你今天思考得很多，你来选一个吧。我们最后想读到一些没有人认得的字眼——连我都不认得的字眼。我们还会畅想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单词，而我们可以用这些单词做多少表达。”

威基诺浦点了点头。利物浦诗人则不想对这一班的学生发表演讲，一部分原因是他意识到这里有一位比他更有个人魅力、擅讲故事的中年女教师，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也对女教师讲述的故事和班上在玩的文字游戏有兴趣。

无论如何，他仍旧在晚餐时间鼓起了自己所有的勇气。晚餐在用写字桌搭起来的长桌上进行，上菜的是穿工作服的食堂女工们，她们把晚餐用教职员餐盘端上桌。委员会成员们坐在桌端，一道道菜被端到他们面前：一锅像是炖羊肉的东西，一份湿乎乎的煮加工豆，还有一些颜色发灰的土豆泥，混着像鹅卵石一样的淀粉团。

米基·英庇大声说：“这些东西简直跟垃圾没两样。没有人应该被喂食这么像垃圾的垃圾。孩子们不该吃，我们也不该吃，所以我不会吃这些垃圾。”亚历山大理清了他的思路：诗人绝对有心来煽动这些孩子来反抗——或者是象征性地，从丢掉这些食物开始。但是有些孩子正忙不迭地大快朵颐，有些在无精打采地用他们手中的叉子捣乱。这不是多好吃的食物，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入口。其实亚历山大自己也不想吃，但也因诗人的“负隅顽抗”而觉得尴尬。诗人站起来，把餐盘里的食物统统刮进一个装满热水的浸泡着使用过的餐具的大桶里。诗人说：“这个村里肯定有个小酒吧。谁想跟我一起去吃个三明治？”没有人回答他。诗人昂首阔步走了出去。阿加莎预料得对，这个委员会小组里剩下的所有人似乎都跟彼此更加同心同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