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就这么坐在教堂里，破坏着自己的头脑，从叙事到戏剧性，他从中撷取各种元素，对自己的思维发动着攻击。他清醒地分析着这些事情，也嘲笑着他总喜欢嘲笑的那句话：“你将会被从颈部悬吊，直到死亡，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丹尼尔想象着法官宣判死刑时所戴的黑色帽子，想象着法官桌上摆着的一束小花，想象着囚禁死刑犯的暗无天日的牢房，想象着依纳爵·罗耀拉[1]教导他的信徒们在受难苦路的朝圣之行中想象着耶稣的心境，做更深层次的冥想，在大脑的暗室里、在血液中、在汗滴间、在碎骨处、在秽物上、在疾呼下、在无力的肌肉里、在吐着唾沫的围观人群中、在荆棘冠冕的刺痛里、在无力踯躅的大腿和膝盖上、在从脚趾痛到心脏的每一步挪动间，依纳爵·罗耀拉让信徒们将怆痛、挣扎中的耶稣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现于眼前，重现于现实。这些画面是多令人发指啊!而这种令人发指又不在于蓄意荼毒或扼杀的居心和冲动，却是在于将一场凌迟折磨布局、转化成一个猎奇景观，并引发路人纷繁观览情绪的“匠心独运”。静默于黑暗中的丹尼尔其实看不清楚鲁本斯画中那沉重的、珍珠光感的、僵硬尸化了的肉身色彩，也辨不明霍尔拜因画中阴冷、松弛延展、皮包骨般的遗体细节，这两位画家都精于描绘肉体，了解肉体的美和复杂性，擅长调和玫瑰色和蜡色，摆布蓝色和灰色，操弄阴影和亮光。他们在画各自的那幅作品时，捕捉的是肉身腐烂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画家们倚恃画技，撩拨着笔端的美学发想和创作快感。他们是爱尸身的，爱到好像在对死亡的沉静凝眸中，那尸身一瞬间复活——仅此一瞬，尔后再无复活之可能。“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圣人，一个受尽折磨又被处以极刑的人。”丹尼尔心想，“不过，人们经过生命的种种之后，来艺术里寻找上帝是对的，毕竟在绘画中，人们对恶的认知从态度上说是愚鲁冷漠的，从情绪上说是生气勃勃的，从情势上说是孤注一掷的，从道德上说是自以为是的。”随便吧，只要邪恶得诛，感谢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世道下，在这样的时日中。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当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被世人再度提及，丹尼尔想起的还是1965年10月28日这个寂静、幽暗的夜晚。那个夜里，当他扫除了头脑中有关停尸房和酷刑室的想象，从冤魂的凄厉又急促的喋喋不休中夺回自己的头脑后，他在那个被夜色涂满了深蓝色的圆顶屋里，找到了柔软、清净和释然的自己。

一个星期之前，恰恰是死刑废止法案通过的一个星期之前，在柴郡的海德镇，二十六岁的仓库管理员伊恩·布雷迪和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迈拉·欣德利，两人被控谋杀十岁的莱斯莉·安·唐尼。莱斯莉·安·唐尼的尸体在两人被控前，在奔宁山脉沼泽地的煤堆里被发现。伊恩·布雷迪同时被控谋杀十七岁的爱德华·埃万斯。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稍有不同，丹尼尔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静夜？

阿加莎·蒙德来到弗雷德丽卡所住的地下室，带利奥上学。今天轮到她送孩子们上学，她也顺便拿来了弗雷德丽卡的信件。两个信封很大，显得第三个棕色信封再小不过，第四个信封上印着小巧的维多利亚拼贴[2]——拼贴上是天使头像和红腹灰雀，一朵百合和一朵玫瑰。利奥正在和他连帽夹克上的拉链纠缠不休，还不准别人帮他。他在那儿皱着眉头生闷气。弗雷德丽卡当时在利奥身后，她把自己的压力和义愤以耳语的方式，嘀嘀咕咕地透露给她的好朋友阿加莎，这些有关利奥的窃窃私语就从利奥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弗雷德丽卡快速撕开了那两个大信封，并不是因为她急于知道信里面写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忧惧信中内容——难以名状的忧惧总是比无知和受限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其中一封信是奈杰尔的诉状律师盖伊·泰格写来的，信是通过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寄来的。当然，信的内容是关于利奥的——这已经不是第一封这样的信了。奈杰尔似乎正发动起一连串法务信函的持续攻击。这些信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语言不是他的沟通媒介。他从来没有给弗雷德丽卡写过一封信，所以就算弗雷德丽卡想要一盒奈杰尔写给她的已死的旧情书来疑神疑鬼或悔恨叹惋也做不到。贝格比随信附上的便笺说奈杰尔通过律师发的这封信应当被深思熟虑。弗雷德丽卡当着利奥的面没办法明说什么，她只好拿起那把她平时帮利奥剪小纸人的裁衣剪，假装要递给阿加莎，也顺便举起那封信，晃给阿加莎看，继续压低嗓门向阿加莎暗示这封信的毁灭作用。

“盲眼的命运女神手持可憎的修剪[3]。”阿加莎说道。两个女人哑然失笑。阿加莎引用的这句诗让两个人都似乎好受了一点。她们俩没有讨论为什么一句诗会有缓解紧张的效用，但她们毕竟都是女人，她们两人也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

弗雷德丽卡佯装凶恶地说：“一点也没错，我就是盲眼的命运女神。”

“拿出勇气来!”阿加莎出门前撂下一句。

利奥终于拉上了连帽夹克的拉链，大获全胜般拍起手来。他和莎斯基亚跟阿加莎一起离开了。

弗雷德丽卡细细地读起奈杰尔的，不，奈杰尔律师的信。

亲爱的瑞佛太太：

我经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授意，通过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几位代表您的律师，递交这封信给您。请您就奈杰尔·瑞佛先生关于你们共同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的福祉，所提出来的几项建议，进行考量。

首先，我的当事人请我向您明确传达这一点：目前你们两人分居，而这是奈杰尔·瑞佛先生最不乐见的情况，他迫切地希望您带着您的儿子返回到你们婚后的居所，并商谈和解。他对您在离婚申请书中所陈述的有关虐待和通奸的非难一概予以否认，并愿意真诚地向您证明：就您事先未提供任何预警、讨论，也从没为解决观念差异而尝试进行任何理性努力或友善沟通，就擅自采取的离弃行为，他也做好了原谅您的准备。

我的当事人对于您无缘无故也不经考虑就带走你们两人的儿子——前文所述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一事，尤感遗憾。他认为您这样的举动对他的儿子毫无益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原本是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他的居住环境充满快乐气氛，也衣食无忧，他从小到大均在住家中得到几位亲属和一名慈爱管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原本将在出生地得到抚养，直至长大成人，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将成为布兰大宅的所有人，这是他依法享有的权利。

我的当事人已经得到消息，了解到您带着孩子居住在伦敦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区域——包括您住在类似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的地下室这一部分情况，我的当事人也有所了解；另外，他也获悉您也无法为孩子提供全天候的照料，而让他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间歇性的托管中，以便于您能从事各种临时、兼职的工作，来赚取生活费。综上所述，我的当事人无法认可您现在的行为，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成长没有益处。因此，他很慷慨地提议：提供一份优厚资金，供他儿子和您的生活所需，以便让您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担负起照料利奥·亚历山大的全部责任，将这视为您的重心所在。我的当事人相信，您从婚后居所的意外离去——如果原因如您所说，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那么，比起其他能够全神贯注养育幼儿的女性而言，您对就业的重视将导致您愈加不能胜任对年幼孩童的照顾和管教。况且，您也无法提供这个孩子在原本成长过程中早已适应的舒适的家庭生活和有益的田野环境。我的当事人认为对这个孩子最好的安排就是立即让他回到他出生后从未离开过的家庭。当然，他也允诺，如果您无法放弃对您个人生活方式的追求，他将保证您与这个孩子能够有足够的接触途径，确保您在布兰大宅中受到欢迎，无论您选择成为布兰大宅的女主人还是访客，都随您的喜好。

我的当事人相当关心也备受困扰的是：您在未同他进行商讨的情况下，就为他的儿子在教育上做出了不当安排。基于社会地位和教育理念上的考量，以及一切以孩子福祉为优先的观点，他请求您重新考量您将他的儿子送到肯宁顿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的决定，我的客户指出：无论从家族出身和背景，还是从利奥所背负的极高期望上来看，这次入学都是失当的。瑞佛家之前三代的儿子全都入读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和位于坎伯兰的斯韦恩伯恩学校。我的当事人衷心希望也满怀期盼，能为儿子提供他自己曾受过的高品质教育，让他的儿子和同辈或同龄亲属就读同样的学校，目前，利奥·亚历山大的堂、表兄弟，有一部分已经在前述的两所学校中入读。

就眼下的情形来看，我的当事人建议他的儿子应立即被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他已在那所学校为儿子取得了入学资格。相信您也很清楚，您的离婚申请书一旦上庭进入司法程序，我的当事人会跟您一样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但是，我的当事人此刻仍真诚地希望这种局面能够被避免，因此他想要试图劝说您回返你们婚后的住家。与此同时，他建议，现在对你们共同的儿子最公平、最恰当、最有益的安排，便是将利奥·亚历山大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在那里，你们二人作为父母，可以在公平条件下共同对儿子进行探访。我的当事人所有提议皆合理而慷慨，希望您能即刻考虑提议，并给予赞同回应。

读完奈杰尔诉状律师的信，弗雷德丽卡又读了自己律师的信。信上说原本为她的离婚听证会定好的日期已经被推迟了，因为被告方申请获得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弗雷德丽卡打开了棕色的小信封，里面是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寄给她的一张支票。最后一个信封——就是印着维多利亚拼贴的那封——打开后，她看到一张来自“离经叛道画室”的邀请函，这是戴斯蒙德·布尔寄来的。布尔对拼贴画越来越执迷，信封上仿古的天使娃娃和花朵只是他的小试牛刀。他正在创作一幅将人的面孔层层叠加的大型作品，面孔不限古今，挑选自报纸和绘画，比如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长在玛丽莲·梦露的脸上，这张脸生在布隆奇诺笔下那头代表着“欺诈”的怪兽长着鳞片的长尾上；又或同样是坐姿，但罗斯福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到提香所画的教皇保罗三世的坐像上。这幅作品目前还在一个极其混沌的创作过程中，有些部分似乎处理得索然无味，有些部分则慧黠得惊人。布尔很得意地认定，弗雷德丽卡现在愿意随时造访他的画室，成为他的床伴。“她喜欢我的作品，她喜欢我。”布尔似乎胸有成竹，“只要她喜欢这两样，接下来的就水到渠成。”弗雷德丽卡这边，因为约翰·奥托卡尔的缘故，她不倾向于认为和布尔发生关系会损害法律赋予她的任何自由——反正和约翰·奥托卡尔早已发生了关系。她对和布尔做爱这件事有点蠢蠢欲动，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并不存在羁绊。自从和约翰·奥托卡尔上床以后，她便开始服食避孕药，这让她体重不断增加，脾气也越变越差，也可能不是避孕药的关系，她的生活才是增重和坏情绪的根本原因。她吃了差不多两小袋避孕药，每天都吃，9月吃完了一袋，10月吃完了另一袋，避孕药吃完了两个月，约翰·奥托卡尔也差不多销声匿迹了两个月。戴斯蒙德·布尔这明目张胆的约请因此显得更有诱惑力了，弗雷德丽卡心想：毕竟，避孕药不能白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