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丽卡在此处插了一句话：“那么是谁擦干净鞋中凝固的血，而且在辛德瑞拉把处子之足穿进鞋里之前，还擦过两次？”

我在树下看到一位安坐的处女

红色和白色的玫瑰悬放于她面前

心中一记抽动，我的血脉由此启动，我的血液开始扩散

一颗不休的头颅，安放在了我的颈项上。

“我人生没有乐趣，亦不求人生乐趣，我更没对死亡心怀巨大的恐惧；但若死亡之钟敲响，恐怕我的血肉必会随死神一同消散，却也回避着死神的面目。”

——伊丽莎白一世

审判进入第十一天

“你与祖母有过交谈，对吗？”

“没有，她只不过问：‘那些噪声是怎么回事？’我说：‘是狗吠而已。’——并未如一些传言中所说：我告诉祖母，录音机砸在我的脚趾头上。”

“这一切对话都发生在争吵期间？”

“不，不是这样的。”

“但非常可疑的是，她为什么会在吵闹声停止一段时间之后，才问那是什么噪声？”

“并不可疑。她可能是刚刚从睡梦中被吵醒，下了床，走到她卧室的门前。”

“你非常坚持，这位老年女士不应该过问这件事？”

“是的，那就是我朝她喊的原因，好阻止她下楼，一旦她下楼了，她会被眼前的一切吓到休克，甚至吓死。”

“另外，你的一双鞋上有血迹，对吗？”

“是的，很可能是被血溅到了，因为我那双鞋就留在客厅里。我出去的时候只穿高跟鞋。”

“现在审讯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我们以前也听过你的说法，你坚持说你的那双鞋放在客厅里，你当天晚上并不是穿那双溅血的鞋出门的，对吗？”

“是的。”

“请让我看看你现在所穿的高跟鞋。据你所知，这双高跟鞋内部完全没有血迹吗？”

“完全没有。”

“但你的脚就穿在这双鞋里，你的脚竟然没有沾上任何一丝血迹？你穿着你的鞋，难道不是在血迹斑斑的地上行走吗？”

“反正没有血。”

“你现在穿的高跟鞋就是你当晚所穿的那双吧？”

“是的。”

“请让我看其中一只。”(一只鞋被上呈给总检察长。)“这就是你去沼泽时脚上穿的鞋吗？”

“是的，我穿着它上了车。我在户外总是穿高跟鞋。但我们没打算在沼泽上走，我们就是把车停在那儿。”

斯通的故事

彼得·斯通，一个塞缪尔·帕尔默艺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他是一个因佝偻着身体而显得瘦小的年轻人，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肤色有点灰，嘴唇宽厚，一头浓密的头发总是盖满了石粉。后来我被告知他的作品也在“专科毕业展”或“本科汇报展”上展出，也看到了那个作品：那是一面不算太大的大理石竖石纪念碑，大理石是白色的，有着粉红色的脉纹。整个作品呈圆柱形结构，顶端稍圆，显然经过了一番雕凿，碑体表面出现了裂纹、浅凹，以及肌肉般的线条脉络，所以从不同角度看，石碑明光烁亮，也让人想不到石质是大理石。石碑并不高，大概只有三英尺的高度。我一直被启发着要以颠覆和冲突的眼光来看待新形态的艺术作品，所以看了斯通的作品之后，我认为这个作品的创作，就是对焊接金属雕塑、模压塑料雕塑、纤维玻璃雕塑的蔑视和挑战。斯通的大理石纪念碑是今年“专科毕业展”上唯一一件石雕作品。

他的最后一科考试是我监考的，不仅仅是考试，那天对他来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最后”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一个座位上，一个大的画室摆了几张课桌和椅子，临时充当了考场。他进考场时笑得很豁达，坐下后东张西望，根本不答卷。他抖着腿，无聊地晃着身体。他突然开始在纸上写东西，看他的动作，知道他在纸上写了很大的字，他不断跑到我这边来，要更多纸。他还在得到准许之后，离开了考场一会儿，回来之后，在纸上多写了几个大字，接着要更多的纸，然后又请求离开考场，回来的时候，满头石粉，风尘仆仆。反正他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没人会觉得他们的行为出格或离谱。终于，我搞清楚他像孩子一样进出考场之间。每次回到考场，都在纸上写下很大的一个字。来来回回中，他桌上已经写了一摞纸。他最后一次冲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石化了!”考场中一个学生说，大家笑起来。考试结束，我收好、整理了答卷。他只写下了一句话，用超大的圆体字反复地写了好几遍——“你无法让一块石头流血。”

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跑去了霍尔本地铁站，下了自动扶梯，来到中央线的月台，张开双臂，迎着一辆进站的列车，跃入轨道。据消息说，他当场死亡，在那种情况下，跳轨者一定是没有生还可能的。可能他以为自己能飞起来，可能他在考场中感到了人生的绝望。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死亡。事发现场一定有大量血迹，列车司机精神崩溃，此后无法再驾驶列车。这个故事太干净利落了，像是语言构筑起了这个故事，与现实对比，事情好像没发生过，抑或构筑起这个故事的不是语言，而是血和石头。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故事。离奇，正是因为这伟大的、闪烁着精确感的语言。

为什么舌尖对每一丝风中的蜜香都难以割舍？

为什么耳中那股狂热的涡流能引来八方声色？

为什么一只宽鼻能将恐慌、颤抖、惊惧统统吸入？

为什么要给一个热情迸发的年轻男孩套上枷锁？

为什么我们要将欲望温床上的肉体以帘幕遮蔽？

处女失声尖叫着从她的座位上仓皇逃开，

畅行无阻地奔向了通向港口的小山谷。

但尸罗并不像一般的龙，她浑身没有柔软的部位，除了她的眼睛。她身上有太多异变的骨节和凹陷，经年累月，都成为她保护身体的遮盖物，坚硬的皮层不断增生着、累积着，她的皮层层加厚，厚度难以估量。刀刃只是在她的表皮上划下一道丑陋的划痕，但她那些令人作呕的皮层是任何人使尽了力气也刺穿不透的，精灵族或矮人族用钢刀也无可奈何，就算诺多族精灵贝伦或大英雄图林·图伦拔的手也是徒劳。经历了一击的她屈服投降，在山姆头顶上用力撑起她巨大的如袋般的腹部，毒液在她伤口处起了泡沫和气泡。对准她的脚再一砍，她整个庞大的身体支撑不住，轰倒在山姆头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山姆当时还站在地上，尸罗这一倒，让山姆自己的剑掉落了，山姆只好双手举着叶状匕首刺针，用力向上刺去，试图躲开那屋檐般的可怕的肚皮。尸罗带着满腹怨怒，使出了比任何勇士之手都更强大的气力，她趁着力道尚猛，射出了毒针。毒针深深、深深地刺中了山姆，被毒针刺到的山姆慢慢被挤压进土中。

尸罗从来没想到过会有如此痛苦，尽管她作恶多端已久，却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体尝到这种痛楚。连与最骁勇善战的刚铎王国勇士、最野蛮的半兽人对峙时，也没有被伤得这么重，也没有被任何一把剑刺进她心爱的血肉。

1966年5月8日《观察家报》莫里斯·理查森的报道

“如果他们两个曾经是神志健全的，他们此刻的疯狂，证明他们早已抛弃了自己的心智。”我对这一句话的印象尤其深刻，这是曼彻斯特当地旅馆的勤杂工对伊恩·布雷迪、迈拉·欣德利的心理所给予的评价。如此凶暴狠戾的行为只能用“爱尔兰逻辑”或“黑格尔逻辑”——这种矛盾逻辑来描述，让人无从解释。

或者可以说我们曾经都是“多相性”的——婴儿期的多形性反常，普通成年人无意识的施虐和受虐冲动，当然，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普遍情况。但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过的一场场可怕表演，跟冲动扯不上任何关系。他们对受害者所进行的复杂诱惑，也说明他们是伺机犯案的。我即使能对“开膛手杰克”报以同情，都不会对那两个人施舍半点怜悯。真古怪，有人竟然亲热地称他们二人为“布雷迪和迈拉”。

整起事件中另一个古怪的因素是“双重元素”，这种在两个人身上同时发作的“感应性精神病”，其病发原理目前尚不可知。不过，粗浅来看，一个歇斯底里的癔病患者爱上一个精神病患，那么，只要两人在一起，他们的精神错乱就会被共享或分享。如果分开他们，癔病患者会康复，而精神病人会继续发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女性的癔病患者极易感染伴侣的性反常行为。

被告席上的布雷迪是个单薄、骨感、瘦长的年轻人，没什么肉的脸上，鼻子格外挺直，显得额头格外扁平。他深棕色的头发梳理得干净又整洁，不过发质不好，显得有点灰暗。他的穿着是这样的：灰西装、浅蓝色的衬衫、流露文青气息的深蓝色领带——他这样的装束让他不为时代所拘。跟大卫·史密斯不同，大卫·史密斯上庭时，极尽打扮之能事。你若对布雷迪一眼看去，你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他极差的面色——一种白泥色。他真的看上去就是一副病得不轻的模样。

相比之下，迈拉就容光焕发。她的头发原本是自然的棕色，但每个星期在庭上出现时都会换一种不同的颜色。先是银紫色，再是耀眼的金丝雀色黄发。她身材高挑，五官突出：鼻子很直，嘴唇薄而有线条感，下巴相当厚实，蓝色眼球。综合看起来，她几乎是一个美女，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应该会羡慕她的长相。

她外罩黑白斑点的上装外套，下装是相同花样的裙子，内衬一件衬衫，领子敞开，露出脖子，而衬衫的颜色也是浅蓝色的，这跟布雷迪的穿着倒是搭配。我怀疑她在每件事上都模仿布雷迪，连保持手帕折叠工整这个小细节，她也不放过对布雷迪的模仿。乍一看去，从她脸上可以看到一种如公爵夫人般的威严气度，但走近你就会发现，她那不过是被大批量生产的超级市场廉价品所堆砌起来的时髦外表——她给你一种爱吃泡泡糖和棉花糖的印象。

他们两人都在庭审时惯做大量笔记，也常屈身从被告席的前端，用一根铅笔去戳他们的代表律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偶尔，他们两人还互相为彼此带一盒薄荷糖。有一次，在大卫·史密斯上庭做证时，迈拉还给布雷迪一个极快的灿烂的笑容。当布雷迪本人走上证人席时，迈拉凝视着他；而轮到迈拉作证时，布雷迪则在他的草稿本上画着一些人脸。

“一起喝杯茶？”“好啊。”在跟一些调查过此案的侦探相识后，我们把与此案相关的一些话题全聊过一遍：当代青年、暴力倾向、审查机制、自由放纵之类的。其中一位侦探，有些社会学家的特质，并且对曼彻斯特的街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些研究，他认为曼彻斯特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危险的变态气息。“变态”对曼彻斯特人来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他说曾经看过一个商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变态雨衣又推出新系列。”“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宣传语？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昭告天下说他们卖的雨衣都是给变态者穿的，这不就行了么？”他一连问了超过两遍相同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道德上极拘谨的人的一种过度反应，但无论如何，他的所见所感已成为现实世界的普遍情形。我在想：可能因为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更多将“变态”视之为常的现象吧。

报道这个案件以来，我从没做过跟案件相关的任何梦，一次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偶然间我发现，在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法庭上会进入一种幻想状态。幻想的内容基本上是对被告进行复仇，我的幻想连细节都很清晰，而且复仇的手法细腻。我问我自己：“如果我能穿上蝙蝠侠的装备，俯冲向被告席——这对我来说太易如反掌了，因为我在旁听席上的座位离被告席很近。好吧，如果我冲到了被告席，《世界新闻报》会愿意花多少钱采访我，让我讲述我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