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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达清晰,但说理却让人有些费解。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不是在谴责耶和华打击对人类进行分裂的罪过?


甘德:耶和华是一个人类神祇,是一个人类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我的理解没有错。


法官: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刚才出庭时,是以《圣经》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时候,说的是“我对万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想的。我所说的“万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与美的净域,而不是一个打压人民的残酷审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记起一段语录,来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德的评论,想必能精准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逊-布拉夫:我想我们可以摈除语录或引用,回归正题《乱言塔》和它对残酷虐行的描述。我记得你曾说过,《乱言塔》是一部反映人类苦难和社会痼疾的深奥作品。你用了一个法语单词“痼疾”,来指代顽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录颇能说明一切,那句话完美地解释了萨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作家,那么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请一定要听我说她的那段话:“太急于支持萨德,无异于背弃他,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困顿、屈从和死亡;而如果我们同情一个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们就是与萨德对立。萨德并未禁止我们去为自己辩护,他准许一个父亲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对那位父亲在孩子被性侵被残害后去复仇,去杀死那个强奸犯。萨德的诉求是:在不可调和、互不见容的独立个体之间的搏斗中,每个个体都以‘存在感’的名义,与自我意识牢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德认可人们之间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认可的是法庭。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法官的惺惺作态远比暴君的装模作样更加傲慢自大,因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法官却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普遍规律。法官的成就,根源无非是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两个不同个体的调停者,毕竟,谁跟谁都是隔绝的。”


赫弗逊-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会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书中的论点是“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吧?


甘德:啊,当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萨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这个人。但为了版税,他愿意给萨德的论点一次被讨论的机会。我们身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任何严肃的论点,都可以被有偿地传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论点:“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淫秽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淫秽作品”,他说:“淫秽作品的定义要看‘淫秽’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淫秽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淫秽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淫秽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蹂躏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淫秽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淫秽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蹂躏、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蹂躏、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当然会。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书。


问:请问你为什么会做此评论?


答:这是一本关于承受苦难和施加苦难的书,而受难和施加苦难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们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荆冠、剑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的人的尸体。我们更宣称,我们的上帝使此人受难——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难承担并偿付了我们的罪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善妒的上帝——这是《圣经》一直固执地向我们讲述的。残酷和苦难是我们教义和仪式的重点,基督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即现在被我们称为虐待、受虐的行为和思想,便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真理。


问(法官):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残酷的,另外,这本书也指明了这一点?


答:以前我们所称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残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认同威廉·布莱克的说法,他在《最后的审判》中写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创造者何其残酷,作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说:‘哦,儿子多不像父亲啊!’全能的上帝先往头顶上一记猛击,其后耶稣携疗伤的良药而来。”为了缅怀他,我们必须崇拜耶稣的人性,我们必须吃下他垮掉的身体,饮下他流失的血液,因为他祈求我们那么做。


赫弗逊-布拉夫正在引导,或者说正在试图引导这位证人回到对《乱言塔》里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儿童们的捕猎、洛绮丝的死亡。赫弗逊-布拉夫想引导霍利教士说,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惊悚的,而非在性意识上挑逗。赫弗逊-布拉夫的诱导并不算成功,因为霍利教士的回应痴迷而癫狂,他说这些片段写得“骨寒毛竖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离题地说起对儿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为诺曼·O.布朗奥妙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乱言塔》《圣经》,以及诺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对人类社群里爱与死到底如何产生的一种凝视。不管是生殖细胞,还是人类社群的‘一灵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伴随着‘个体化’而来,婴儿脱离了曾经吮吸过的乳房,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个体开始分离,预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现,死亡也即将诞生——当儿子成为父亲,儿子的父亲就可以死了,也必须死。人类家庭是由强烈而紧张的爱的模式构筑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强烈更紧张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这是诺曼·O.布朗的理论,也是裘德·梅森在书中所论证的。”


法官:是吗?我恐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每个单独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体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释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审团成员们各凭才智,达成了对你证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审团会自行判别你这番神学领悟,是否能和他们对《乱言塔》的解读达成一致。


塞缪尔·奥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这位教士展开问讯。


问:你与裘德·梅森相识?


答: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问:你会怎样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答: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同时处境也非常艰辛,有才华的人常常如此。他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说是顺畅的,他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不过他挣扎着向外界传达着想法,进行着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