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舍佩托夫卡周围，遍地是战壕，到处是纵横交叉的铁丝网。整整一个星期，小城都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嗒嗒的枪声中醒来和睡去。只有深夜才沉寂下来。偶尔，一阵慌乱的枪声打破寂静，那是潜伏哨在互相试探。破晓时分，车站上的炮位旁边人影又开始晃动。乌黑的炮口发出凶猛而可怖的吼叫。人们急忙给大炮填进新的炮弹。炮手一拉发火栓，大地便颤抖起来。城外三俄里处，红军占领着的村庄上空，炮弹咝咝地尖叫着飞过，发出震耳欲聋的落地爆炸声，将大块大块的泥土抛上天空。

村庄中心的小山上，有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红军的一个炮兵连就驻扎在这座修道院的院子里。

炮兵连的政委扎莫斯京同志一跃而起。他原先枕着炮架在睡觉。他紧了紧挂着沉甸甸的毛瑟枪的腰带，倾听着炮弹的呼啸声，等待它爆炸。院子里响起了他的大嗓门：

“同志们，明天再接着睡个够吧。快——起——来！”

炮手们就睡在大炮旁边。他们像政委那样急忙跳起身来。只有西多尔丘克磨磨蹭蹭，睡眼惺忪，不情愿地抬起头来。

“这帮畜生，天刚亮就瞎咋呼，真是混蛋！”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

“西多尔丘克，敌人真不识相，也不考虑一下你还没有睡够。”

西多尔丘克爬起来，嘴里还在嘀嘀咕咕地发牢骚。

几分钟后，这儿院子里的大炮开始轰鸣。炮弹在市区爆炸。制糖厂高高的烟囱上搭着瞭望台，上面有一名彼得留拉军官和一名电话兵。

他们是顺着烟囱里面的铁梯爬上去的。

整座小城历历在目。他们从这里指挥炮兵射击。红军围城部队一举一动，他们都能看见。今天，布尔什维克们很活跃。通过“蔡司”望远镜，看得见红军各部队的运动情况。装甲列车一面不断地打炮，一面沿着铁轨慢慢地驶向波多尔斯克车站。后面是步兵散兵线。红军屡次发起进攻，试图夺取小城，但是西乔夫师的士兵据守各处要冲，隐蔽在战壕里负隅顽抗。战壕里喷发出烈焰。周围轰响着激烈疯狂的枪声。进攻最激烈的时候，枪炮的轰鸣声汇成一片怒吼。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冒着弹雨进攻，血肉之躯难以支持了，后退了，战场上留下不再动弹的躯体。

今天，对小城的进攻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频繁。炮声隆隆，空气也因而震颤不止。从制糖厂的烟囱上面俯视，能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时而匍匐在地，时而跌倒爬起，在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他们几乎要拿下车站了。西乔夫师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战斗，但也无法堵住车站上已经形成的突破口。无所畏惧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冲入车站附近的街巷。守卫车站的西乔夫师第三团的匪兵们遭到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从最后的防线——从城郊的花园和菜地撤退，溃不成军地往市区逃窜。红军部队不让他们喘息，不让他们停留，用刺刀开路，逐一扫除敌军的阻击哨，占领了一条条街道。

谢廖扎·布鲁扎克一家和他们的近邻，都躲在地窖里，但现在，他说什么也待不住了。他渴望到上面去。尽管母亲再三阻拦，他还是从阴冷的地窖里跑了出来。一辆“萨盖达奇内”型装甲车轰轰隆隆地响着，从他家旁边急速地驰过，一边朝四周胡乱打枪。一群丧魂失魄的彼得留拉匪兵七零八落地跟在装甲车后面逃跑。有个匪兵闯进谢廖扎家的院子。他惊恐万状地扔掉子弹带、钢盔和步枪，翻过栅栏，消失在菜园里。谢廖扎决定到街上去看看。在通往西南车站的大路上，有一伙彼得留拉匪兵在逃跑。一辆装甲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市区的公路空荡荡的。突然，有个红军战士跃上了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路面开了一枪。继他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扎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跑边开枪。有个皮肤黝黑、两眼红肿的中国人，上身只穿一件衬衣，腰里缠着机枪子弹带，两只手都攥着手榴弹，不顾一切地在追赶。飞跑在最前面的是个非常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手上端着一挺轻机枪。这是攻进城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扎打心眼里往外乐。他跑上公路，竭尽全力高喊：

“同志们万岁！”

中国人猝不及防，差点儿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朝谢廖扎猛扑，但这年轻人欢天喜地的模样使他收住了脚。

“彼得留拉往哪儿逃了？”中国人喘着粗气，冲着他喊道。

但是，谢廖扎顾不上听他说，飞快地跑进院子，抓起西乔夫师的逃兵扔下的子弹带和步枪，撒腿追赶红军队伍去了。这支队伍冲进了西南车站，才发觉多了个他。他们截获了几列满载着弹药和军需品的火车，把敌人逼进树林，然后停下休息，整顿队伍。年轻的机枪手走到谢廖扎面前，惊奇地问：

“同志，你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一直盼着你们来。”

红军战士围住了谢廖扎。

“我的认识他，”那个中国人喜眉笑眼，用不纯正的俄语说。“他的喊：‘同志们万岁！’他的是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人、年轻人、好人。”中国人拍着谢廖扎的肩膀，赞不绝口。

谢廖扎的心欢跳着。他马上便被当作自己人了。他和他们一块儿拼刺刀，拿下了车站。

小城活跃了。受尽苦难的居民从地下室和地窖里走出来，涌到大门口，观看开进城区的红军队伍。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和瓦莉娅在红军战士的行列里发现了正和大家一同走着的谢廖扎。他头上没戴帽子，腰里扎着子弹带，肩上扛着步枪。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气呼呼地举起两手拍了一下。

谢廖扎，她的儿子，也跟着打仗了。哦，这可不能由着他。真不得了，他扛着枪，当着全城的人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会怎么样呢？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就这样焦虑地想着，终于忍不住喊叫起来：

“谢廖日卡，快回家，马上回家去！我饶不了你，小混蛋。你要打仗，回去跟我打！”说着，她朝儿子跑去，想拦住他。

但是，谢廖扎，她不止一次揪过耳朵的谢廖扎，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他又羞又恼，满脸通红，硬声硬气地说：

“别嚷嚷！我绝不会离开队伍。”他脚步不停地从母亲面前走过去了。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火冒八丈：

“啊，你竟然这样对妈妈说话！往后看你还敢回家。”

“我不回家了！”谢廖扎头也不回，高声答道。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站在路上不知所措，眼望着一队队晒得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从她面前走过。

“大娘，你别哭！我们选你的宝贝儿子当政委吧，”有人亮开大嗓门逗她。

队伍里扬起一阵快乐的哄笑。连队前面传来刚强和谐的歌声：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斗争中百炼成钢，

我们为争取那自由，

挺起胸膛向前方。【14】

整个连队都唱起来了，在这雄浑有力的合唱声中，也有谢廖扎脆亮的嗓音。他找到了新的家。他，谢廖扎，成了这个战斗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列辛斯基宅院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简单地写着：“革委会”。

旁边有一幅红彤彤的宣传画。画上的红军战士双目炯炯，食指直指看画者的胸膛。下面有一行文字：

“你参加红军了吗？”

夜间，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四处张贴了这种无声的“动员令”。同时也贴出了革委会第一份告舍佩托夫卡城全体劳动者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全城。苏维埃政权业已恢复。我们号召居民保持安定。血腥虐杀犹太居民的匪徒已经溃逃。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歼灭，大家参加红军吧。希望大家全力支持劳动人民的政权。本城的军权属于警备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多林尼克　　

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里来了一批新人。“同志”这个称呼昨天还要为之付出生命，今天已经到处可以听到。“同志”这个称呼使人无比激奋！

多林尼克现在忙得废寝忘食。

这个木匠正忙于筹建革命政权。

宅院的一间小屋子的门上贴着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党委会”。沉着冷静的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在这儿办公。师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负责筹建苏维埃政权机构。

才过了一天，工作人员已经坐到桌旁办公，打字机嗒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成立了。粮食委员瓦茨拉夫·特日茨基是个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人。以前他是制糖厂的助理技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他以波兰人的顽强精神，开始揭露工厂高层管理人员中那些内心仇恨布尔什维克的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特日茨基愤怒地用拳头敲击讲台的栏板，操着一口波兰语，向围着他的工人们发表情绪激烈、言词尖锐的演说。

“当然，”他说，“旧世道一去不复返了。咱们的父辈和咱们自己，一生一世给波托茨基伯爵做牛马已经做够啦。咱们为他们建造宫殿，而这个高贵的伯爵回报咱们的只是让咱们不至于在工地上饿死。

“波托茨基伯爵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多少年了？跟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样，我们波兰人被波托茨基当牲口使的难道还少吗？可是，伯爵的狗腿子们却在波兰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来对付波兰人。

“同志们，这是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可是对那帮贵族老爷，我们就是要狠狠地收拾，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特日茨基的手划了一个弧形，再次敲击讲台的栏板。

“是谁在我们中间挑起民族仇恨呢？是谁迫使我们自相残杀、血流成河呢？是国王和贵族。自古以来，他们一再驱使波兰农民去打土耳其人，这种一个民族进攻和屠杀另一个民族的惨剧不断发生，多少人就这样丢了命！这是谁的需要呢？难道是我们吗？不过，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些毒蛇的末日来临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令资产阶级丧魂失魄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要亲如兄弟，这样咱们才能得救，才有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参加共产党吧！

“波兰也会建立共和国，但那是苏维埃共和国，连根铲除了波托茨基这类家伙的共和国。苏维埃波兰将由咱们自己当家做主。你们谁不认识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命委员会已经任命他当咱们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同志们，千万别轻信那些暗藏的蛇蝎，咱们一定会拥有自己的节日！只要咱们工人信念坚定，那就能把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团结起来！”

瓦茨拉夫·特日茨基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内心深处说出了这样一番崭新的道理。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年轻人都由衷地向他欢呼。不过年纪大的没敢表态。谁说得准呢？或许明天布尔什维克就撤走，那时候就得为自己讲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即使不上绞架，也难免被撵出工厂。

教育委员由切尔诺佩斯基担任，他是一位清瘦但身材匀称的中学教师。目前在当地的教育界中，他是唯一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人。革委会对面驻扎着一个特务连。这个连的战士负责革委会的警卫。每天夜晚，院子里，面对着大门架起一挺连着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旁边站着两名手持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朝着革委会走来。她发现一名红军战士年纪特别轻，便问：

“同志，您几岁了？”

“快十七了。”

“是当地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