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波兰哨兵站在小土丘上。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进行曲的头一段旋律响起。波兰哨兵从肩上卸下步枪，紧贴脚边，行注目礼。保尔听见一句波兰话：

“公社万岁！”

哨兵的眼神表明，这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是朋友！军大衣里面的那颗心和游行群众的心，跳动的节奏是相同的。因此，保尔用波兰话低声回答：

“同志，你好！”

游行队伍经过的时候，波兰哨兵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队伍过去了。保尔一再回头去看那个瘦小的黑色身影。

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兵。花白的小胡子，四角帽镶着镍边，帽檐下的眼睛呆滞而暗淡。保尔由于刚才听到一个波兰哨兵的话，这会儿仍很激动，所以先开口，自语般地用波兰话说：

“同志，你好！”

可是没有反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他全听到了。

“你期望过高了，”他说，“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没看见他衣袖上的标志吗？这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从山坡上下来，朝村里走去。这是一个横跨国界的村子。属于苏维埃的这个半边，做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人们站在界河上小桥的一侧。姑娘和小伙子们在路的两旁排成长队。在属于波兰的那个半边，农舍和板棚顶上站满了人，全神贯注地观看界河对岸的盛况。农舍门前，栅栏旁边，也有一群群农民。游行队伍走到夹道欢迎的人群面前的时候，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年轻小伙子和白发老人纷纷走上装饰着青枝绿叶的临时讲台，激动地发表演说。保尔也操着亲切的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声音飞越界河，传到对岸人们的耳朵里。那边为了不让这种声音激起人们心里的热情，决定采取措施。于是，宪兵队在村子里策马奔跑，挥舞鞭子，把老百姓赶回家去。他们还朝屋顶上打枪。

街上空荡荡了。站在屋顶上的年轻人也被枪弹驱走了。苏维埃这边的人们站在河岸上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皱起眉头。一个牧羊老汉由小伙子们搀扶着登上讲台。他怒不可遏，激愤地说：

“孩子们，好好瞧瞧吧！早先，我们也是这样挨打的。如今咱们这儿，用皮鞭抽农民的事儿谁也见不着啦。地主老爷垮台了，咱们背上再也不挨鞭子了。孩子们，要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我老了，不会讲话，可真想多说说。当初，在沙皇统治底下，我们受穷受苦，活像拉车的牛，……看看对岸的老百姓，我好难受啊！……”老汉那干瘦的手朝河对面挥了一下，失声痛哭了。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

在老汉之后，是格里沙发言。营长加夫里洛夫听着他慷慨激昂的话语，勒转马头，仔细观察，对岸是否有人在记录。可是，那河岸上空落落的，连桥头的哨兵也撤走了。

“看样子，不会向我们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照会抗议了，”他诙谐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安东纽克连同他的“七人帮”，终于恶贯满盈了。这群豺狼出现在迈丹韦拉一个富裕移民的婚礼上，被赫罗林的党团员当场抓住。

妇女们在闲聊中泄漏了这伙人将要参加婚礼的消息。赫罗林的十二名党团员迅速集合起来，带上现有的武器，坐马车直奔迈丹韦拉的那座庄园，同时派人骑着马驰往别列兹多夫报信。半道上，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小分队。菲拉托夫立即率领全队火速骑马赶去。那边，党团员已经围住了庄园，在同安东纽克一伙对射。安东纽克一伙躲在小厢房里，见谁一露头，就瞄准射击。他们硬往外冲，但是没得逞，反而被党团员们撂倒了“七人帮”中的一个，被迫退回厢房。安东纽克陷入类似的困境已不止一次，每次都仗着扔手榴弹，靠黑夜掩护，逃之夭夭。这一次差点儿又让他溜掉。赫罗林支部在交火中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而菲拉托夫赶到。安东纽克心里清楚，自己成了瓮中之鳖，这次没有活路了。他整夜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打枪，但到天亮时，终于被生擒活捉。“七人帮”里，没有一个投降。为了消灭这群豺狼，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有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支部的共青团员。

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军训营接到命令，要参加民兵部队的秋季演习。民兵师的驻地在四十公里以外。全营清晨出发，冒着瓢泼大雨，一直走到深夜才抵达。这次行军，营长古谢夫和政委保尔是骑马的。八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刚进营房就倒头睡觉。师部给这个营的调集令下达得晚了些。他们刚到，第二天早晨就得接受检阅，并立即开始演习。

全营在场地上排好了队，才一会儿，师部就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和政委为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心中有底，不慌不忙。全营在队列操练中表现出良好的素质。等到检阅完毕，一个脸蛋漂亮但皮肉松弛的军官声色俱厉地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长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进马棚，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离了马背，就无法参加演习。这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可是能对眼前这个身上有十来条各种肩带、绶带的、吆五喝六的漂亮军官说吗？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如果不说出实情，便无法解释清楚，所以低声回答：

“我两腿肿胀，无法接连一星期又走又跑。同志，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那么我并没有叫您在部队里工作，不能怪我。”

保尔就像被猛抽了一鞭。他使劲儿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伸出粗壮的手，阻止了他。发作和忍耐这两种想法在保尔心中搏斗了好一阵。如今的保尔·柯察金毕竟不是从前那个擅自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战士了。他是营政委，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在遵守军纪方面，他的举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呢？况且，他训练全营战士又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这么一想，他双脚脱出马镫跳下马，忍着关节的剧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接连数日天气特别晴朗。演习接近了尾声。第五天，他们在舍佩托夫卡城进行演习。这座小城，也就是演习活动的终点。保尔这个营接受了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攻占车站的任务。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路径都告诉了营长古谢夫。全营分为两队，避开“敌军”的耳目，深入迂回到后方，高喊着“乌拉”冲进车站。演习仲裁们认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让他们拿下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被判定“丧失”一半兵员，退进了树林。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正站在街心，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起布置散兵线。

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跟前说：“政委同志，营长问，各个道口是不是都已经架设了机枪。仲裁小组马上就到。”

保尔和几位连长朝一个道口走去。

团部的军官都聚集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打了胜仗。战败的那个营也有代表在场。他们不安地倒着脚，窘得甚至不想辩解。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正巧是本地人，是他为我们指明了路线。”

参谋长骑马来到保尔跟前，冷嘲热讽地说：

“同志，原来您是能够健步如飞的。您要骑马，显然是为了出风头吧？”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被保尔的目光镇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等团部的人走后，保尔轻轻地问古谢夫：

“你可知道他姓什么？”

古谢夫在他肩头拍了一下：

“算了，别去睬这个滑头。他叫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几次竭力回想，在哪儿听到过这个人，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结束。这个军训营成绩优良，获得好评，返回了别列兹多夫，但是，保尔的身体几乎彻底累垮了。他回到母亲身边住了两天。马拴在哥哥阿尔乔姆那里。这两天，保尔每天睡二十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探望哥哥。在这儿熏黑了的厂房里，保尔有一种亲切感。他使劲地吸了一下带煤烟味儿的空气。这儿的氛围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熟悉，在其中长大，实在太亲切了。好几个月没听到火车头的吼叫声，他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好比一个水手，每次久别以后重新看到蔚蓝色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总会激动不已。保尔此刻正是这样：亲切的氛围吸引着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说多少话。他发现哥哥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阿尔乔姆在移动式锻工炉前干活。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日子过得很艰难。阿尔乔姆没说，可这是想象得出的。

保尔和哥哥一块儿干了近两个小时的活儿。他们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了马，对车站凝望许久，这才抽了一鞭。黑公马沿着林间小路疾驰而去。

如今，穿越林间小路是安全的。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烧毁了他们的巢穴。所以本区各个村庄里的生活比较安宁了。

将近正午，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前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总算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太寂寞了。”莉达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一块儿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面脱大衣，一面问她。

莉达吞吞吐吐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儿。哦，想起来了！他早晨说过，要到学校里去，代替你上社会政治课。他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柯察金的。’”

这个意外的情况使保尔感到不大高兴。拉兹瓦利欣给他的印象一直不好。“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呢？”保尔不满地想。

“嗯，好吧。说说看，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去过格鲁舍夫卡了吗？那儿的小青年干得怎么样？”

莉达将所有情况对他说了一遍。他坐在沙发上休息，一边揉着疲乏的双腿。

“前天接受拉基京娜为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别茨党支部的力量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挺喜欢她。瞧，教师中间出现了大变化，有些人完全站到咱们一边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任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常常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边从傍晚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安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睡下了。他们三个人却围坐在桌前，埋头读着波克罗夫斯基【16】著的那本不厚的《俄国历史》。利西岑只有夜间才能挤出时间读书。有时候保尔从村里回来，傍晚到利西岑家参加学习，发现他们两个学到前面去了，总是很着急。

有一天，从波杜别茨传来消息：团支部书记格里舒特卡·霍罗沃季科昨夜被人杀害了。保尔一听到噩耗，顾不得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棚，以疯狂的速度备好马，飞身跃上，扬起皮鞭，左右抽打，朝着边界方向疾驰。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桌子上，周围饰有青枝绿叶，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一名边防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在站岗，上级领导到来之前，不放任何人入内。保尔进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脸色煞白，双目圆睁，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躺在那儿，头歪向一边，被锐器击碎的后脑勺已用云杉枝叶遮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