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们一伙朋友在安娜那儿举行了晚会以来，八个月过去了。好像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往椅背上一靠，陷入了沉思。

屋子里静悄悄的。深夜，党委会的人全走了。留在最后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这幢房子里只有柯察金一个人。窗户上结满了奇形怪状的霜花。桌上有一盏煤油灯，屋子里的炉子烧得很旺。柯察金回忆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那是八月里，铁路工厂团委让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残破不堪的车厢，一直忙到深秋。他们还曾经过西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那段路线。从前沙皇时代这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所到之处满目疮痍。在古利亚伊波列地区，他们花了一个星期修复了石头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水箱。他这个电工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重体力活，但他手拿扳手，拧紧了不止一千个螺帽。

秋末，列车把他们送回原厂。各车间接回了这一百五十名工人……

在安娜那儿，经常可以看到电工保尔。他额头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他还常常发出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在小组会上听他讲往日的战斗故事，讲衣衫褴褛、沦为奴隶而敢于造反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戴着皇冠的恶魔，讲斯捷潘·拉辛【11】和普加乔夫【12】的起义。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电工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

“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是突然发生的。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大家争论不休。电工保尔原本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塔莉娅点名要他谈谈。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应该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要不然，咱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柯察金就喜欢来这一套。只要当场拆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吗？知道。那就戒了吧——可惜没那么大能耐。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茨韦塔耶夫说到这里改用冷厉的讥笑口气紧逼：“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改掉了没有？熟悉保夫卡的人都会证明：他不常骂人，可骂起来就很凶。说教容易做圣人难。”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的尖刻语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声音不高地说：

“我再也不抽烟了。”

稍停，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捎带着也是对茨韦塔耶夫的答复。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坏习惯，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战胜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茨韦塔耶夫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没说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我终究会把骂人的坏习惯彻底根除的。”

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燃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抢救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同志们，照样去劳动。一个星期以后，码头两岸木头堆积如山，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仇敌。急性的风湿病接连两个月折磨着他的身体；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休，并且给了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棍，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要他回家看看，此刻他想到了亲爱的老人家，想到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病病歪歪的时候，我才看得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去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回去见母亲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用草药熏，用手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能扔开拐棍走路。胸中激荡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进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要他到省兵役委员会，让他到军训部门做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在共青团区委会里，他又接受了一项任务——把分散的团员召集起来，在新区建立团组织。瞧，生活就是这样变化着的。

外面烈日炎炎。一根樱桃树枝在敞开的窗户外，窥探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在执委会的对面，隔着街道有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它那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被太阳照得熠熠生辉。窗前的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养的一群像周围嫩草一样绿莹莹、毛茸茸的小鹅正在活泼伶俐地觅食。

执委会主席读完刚收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松软而蓬乱的鬈发，停住不动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其实才二十四岁，但是党内党外的同事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高大强健，不苟言笑，有时候甚至相当严厉，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他肩阔腰圆，粗脖子，大脑袋，一对深褐色的眼睛凛若冰霜，明察秋毫，下巴颏儿轮廓分明。他穿着蓝色马裤和“饱经风霜”的灰色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里“指挥”旋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差不多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同一家工厂切削钢铁。

但是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原本只知道制造武器的利西岑，头一回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了。从此，他卷入了大风暴。为了革命，为了党，他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征途，从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团政委。

炮声和硝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这个边境地区生活过得很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一份份农作物收成报告。此刻，利西岑看完这份特急电报，仿佛突然回到不久前的战争环境。急电以简略的语言通知：

绝　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国境线上发现大批波兰匪徒活动频繁，可能骚扰边地。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处现金及贵重物品可转移至区里，勿留税款。

利西岑通过办公室的窗户能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保尔·柯察金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坐下吧，咱们谈一谈，”利西岑握握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个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让别的人进屋。

等保尔走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天已正午了。利西岑的小妹妹纽拉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直叫她安纽特卡。小姑娘很怕羞，庄重得与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总是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现在她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边上一甩，以孩子那种怯生生的口气与保尔打招呼。

“科利亚那里没有旁人吧？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早就等他回家吃饭了，”纽拉说。

“去吧，安纽特卡，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大车套着膘肥体壮的马匹，驶到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在低声交谈。几只封了口的麻袋，从财务处搬出来，装上大车。几分钟后，公路上便响起辚辚车声。由保尔带领的一个小队，在马车前后护送。从小镇到区中心有四十公里路程（其中二十五公里在森林中穿行）。他们顺利抵达了目的地，把钱款和贵重物品转移到了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数天后，有个骑兵从边界那边朝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爱看热闹的当地人都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盯着骑兵和浑身淌汗的战马。

到了执委会大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手持军刀走上台阶，沉重的马靴踩得咚咚直响。利西岑皱着眉头接过一包公文，拆开，随即在封袋上签了名。这个边防军人不等马喘口气，又跃上马鞍，毫不耽搁地沿着原路飞驰而去。

除了刚读过这包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不过，镇上的小市民的嗅觉像狗一样灵敏。这儿的小商贩，三个里面准有两个是小小的走私贩，这种行当使他们练就出一种预测危险的本能。

通军训营营部的人行道上，有两个人脚步匆忙地走着。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的老百姓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武器。另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这会儿他也扎着武装带，别着转轮手枪，可见情况不妙。

过了几分钟，十五个人冲出营部，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在党委会里，其余的党团员也都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平顶羊皮帽，腰间挂着常不离身的手枪，骑马赶去。很明显，出什么大事了！广场上，大街小巷里，顿时空无一人。一会儿工夫，小店铺都关门了，锁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勇敢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仍在垃圾堆里起劲地扒拉。

在小镇边的一些园子里设下了埋伏。从这儿再往外便是田野，看得见一条笔直的大路，向远方延伸。

利西岑签收的情报言简意赅：

昨夜，近百名骑匪，携轻机枪两挺，交战后在波杜别茨地区越过国境，侵犯苏维埃领土，并在斯拉武塔林区失踪。希采取措施。本日将有百名红军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告。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　　

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后，一个骑马的人出现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后面一公里处，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凝视前方。骑马的人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近处，却没有察觉那些园子里的伏兵。这是红军第七骑兵团的一个青年战士。他头一回执行侦察任务。园子里的人们出其不意冲上大路，把他团团包围。他看见大家的军便服上都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由得尴尬地笑了。在简短的交谈后，他勒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百名骑兵跑去。本地区的伏兵让红军骑兵通过以后，又回到园子里埋伏下来。

紧张不安的几天过去了。利西岑接到报告：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但未能得逞。红军骑兵跟踪追击，迫使他们仓皇逃出了国境。

这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数非常少，才十九个人。他们在全区紧张地开展苏维埃的建设工作。最近才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大家的警惕性不能有丝毫松懈。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和加强部队中的党团工作——凡此种种，使得利西岑、特罗菲莫夫、柯察金及其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忙碌到深夜。

保尔每天一下马，就走向办公桌，一离开办公桌，就赶往训练新兵的操场，还要去俱乐部，去学校，还要参加两三个会议。到了夜晚，他骑马挎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细听，有没有车轮声，是不是越境走私者的大车。这个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黑夜，就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