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旁边有一座属于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员从海滨回来，总是经过这座花园。在花园的一堵高高的米色石墙附近，长着一些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梧桐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不大有人来。从这儿可以看见在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来回走动的人群；晚间可以听听音乐，远离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

这不，今天保尔又躲到这里来了。经过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后，他感到疲乏，现在舒舒服服地躺在藤摇椅上打起了盹儿。旁边的摇椅上，搁着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20】。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头痛不止。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这种罕见的复杂病症。没完没了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倦。住院医生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党员，有一个很怪异的姓：耶路撒冷奇克。她总是费很大的劲儿才找到这个病人，耐心地劝说，让他跟她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实话，这一切让我烦透了，”保尔说。“总是那么几个问题，每天得回答五次。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您的曾祖父有没有得过风湿病？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连见也没见过他！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都试图劝说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某种更糟糕的病。坦率地说，为了这个我恨不得敲他们的秃脑袋。让我安安静静歇会儿吧！要是一个半月尽是这样翻来覆去地研究我，那我简直会成为危害社会的人。”

耶路撒冷奇克笑眯眯的，净说些打趣的话来回答保尔。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起保尔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说着有趣的事情，把他带到外科医生那儿去。

今天看样子不用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睡意蒙眬，好像听见了脚步声。他没有睁眼。“来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一响，那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说明是个女的坐在旁边。保尔睁开眼睛，首先看到耀眼的白色连衣裙、晒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像男孩似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一排细密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着。

“对不起，也许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一声不吭。这不太礼貌。不过，他还在盼着坐在旁边的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她翻翻小说，问。

“呣，我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暗想：“她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我休息不好了，八成儿马上要问我得什么病。我走开吧。”这么一想，保尔口气生硬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身来要走，忽然后面响起另一个女人低沉洪亮的声音：

“多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是个浅黄色头发的女人，长得丰满，晒得黝黑，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坐在摇椅边沿上。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刹住这冗长的攀谈。

“开大粪车的。”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尔哆嗦了一下。

“同志，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多拉·罗德金娜是哈尔科夫市的党委常委，她后来一再回忆起初次相识的可笑情景。

午后，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观看歌舞演出，同扎尔基不期而遇。

要说也真奇怪，竟是一场狐步舞使他们相见的。

一个肥胖的歌女，打着轻狂的手势，唱了一首《一夜销魂》。她唱完以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半裸着身子，头戴红色圆筒高帽，大腿周围晃荡着彩色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戴着领带。一句话，装扮野蛮人，实际上不伦不类。那女的长得并不难看，可全身飘着许多布带。疗养员的圈椅和铁床后面，站着一群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他们伸长牛脖子，大呼小叫，喝彩捧场。这对男女在他们的喝彩哄笑声中扭摆着屁股，跳起了狐步舞。丑恶的场面简直让人无法想象。戴着傻瓜圆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紧贴在一起，摇来摆去，做出种种猥亵的姿势。保尔后面一个肥头大耳的人看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保尔转身刚要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人站起来气愤地大喝：

“别再卖淫了！滚开吧！”

保尔认出是扎尔基。

弹钢琴的不弹了，小提琴尖叫了一下，也没声音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动。站在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发出恨恨的嘘声，冲着扎尔基叫骂：

“混蛋透顶！打断了好戏！”

“全欧洲都在跳！”

“他妈的可恨！”

这时候，来自“公社战士”疗养院的观众、切列波维茨县的团委书记谢廖扎·日巴诺夫像江湖侠客似的将四个手指伸到嘴里，吹出尖厉的口哨，别的疗养员群起响应。于是，台上的两个家伙，仿佛被风刮下了台。报幕的小丑，像个见风转舵的堂倌，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班立刻就走。

“像那小香肠，快沿大街滚！对你爷爷说，你去莫斯科！”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一个穿着疗养服的小伙子用顺口溜把小丑送下台。

保尔在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俩到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

扎尔基目前领导着一个地区党委会的宣传鼓动处。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爱人，而且很快就要有女儿或儿子了，”扎尔基说。

“嚯！那你爱人是谁呀？”保尔感到突然。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相片，给保尔看。

“你认得出吗？”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哈特。

“那么杜巴瓦去哪儿了？”保尔更惊奇了。

“他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目前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没用的！这个人不可救药……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如今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能够聚在一起叙叙旧，该有多高兴。”

多拉走进保尔的房间，跟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来自坦波夫地区的高个子检察员把门关上。多拉对扎尔基胸前的勋章看了一眼，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扎尔基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我们谈谈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这儿开个会，也算是内部会议吧，”多拉解释。

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参加会议的差不多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舍夫谈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情况。［30］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巴尔塔舍夫最后说。“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的房间里开会之后过了三天，疗养员都提前离去，保尔也是疗养期没满就走了。

他在团中央没多耽搁，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共青团地区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的第一次讲话。

到了深秋，那天保尔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乘坐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一个区。汽车掉进路旁的壕沟，翻车了。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对他进行会诊，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看了X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随着他离去。

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明亮，纤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医院特有的气味。保尔四下环顾。一个铺着洁白桌布的床头柜，一张白色的凳子，便是全部的家具。

护理员送来晚饭。

保尔不想吃。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痛，影响思索，胃口也倒了。

他写完第四封信，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白衣白帽的年轻女医生来到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看出她眉毛描得很细，大眼睛似乎是黑色的。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提些问题。无论愿意不愿意，您要把全部情况说出来。”

女医生亲切地一笑。这笑容使得“审问”不那么讨厌了。保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不仅讲自己，还讲了祖宗三代。

手术室里有几个戴着大口罩的人。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底下摆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教授快要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在保尔的后面迅速地进行着。他回头望一眼。护士在安放手术刀和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您别看，这会刺激神经的，”她低声嘱咐。

“医生，您说的是谁的神经？”保尔不服气地一笑。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遮住了保尔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这就做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吧。”

面罩下面传出低沉而平静的声音：

“好的。我也许会说出难听的话来，所以提前道个歉。”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几滴氯仿麻醉液散发出一股难闻而令人窒息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尽量吐字清晰。就这样，他进入了个人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乔姆差点儿把信封撕成两半。展开信纸的时候，他不知怎的，心头怦怦乱跳。眼光接触到头几行字，他就飞快地往下念：

阿尔乔姆：

咱俩很少通信。一年才一两次吧。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已经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以便斩断老根。我理解你所说的老根，是指斯乔莎和她一家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像斯乔莎这种类型的人，要改造过来谈何容易，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说“年龄不饶人，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习得不错。让你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拒绝，这就不对了。你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吧？那就该掌握政权。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大妙。我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都回答不出，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工作——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膝不能动弹了，身上添了几处线缝，医生最近还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过的暗伤，据说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当中掉队是最可怕的事情。我甚至不敢多想。正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不拒绝，然而没有好转。相反，乌云越积越厚。做过第一次手术，我刚能走路，就恢复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拿到了迈纳克疗养院入院证，明天就要动身去叶夫帕托里亚。阿尔乔姆，你别担心。要送掉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完全可以一个顶仨。咱们还得干点事儿呢。哥哥！你要保重身体，别一下子干得太猛。要不然，以后党得花大钱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可不是为了让我们到一个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正当阿尔乔姆皱着浓眉看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道别。女医生一面把手伸给保尔，一面问：

“明天您就动身去克里木吗？那今天待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