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两节中，我们数次提及“东亚世界秩序”这一说法，它构成了我们重新观察和解释近代以来日本历史，尤其是精神史变迁的新框架与新视角。那么，这个框架与视角“新”在何处？实际上，我在本书引言部分提到的“分身”——中日两国互为分身，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下面，我将结合近代日本重要的历史瞬间，来专门讨论一下这个主题。

精神帝国的诞生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围绕朝鲜宗主权而发生的战争，也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发动扩张的关键一步。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各种看法，而是要集中观察这样一个侧面：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究竟展现了它怎样的自我意识和欲望？

我们先看一则说法。战争结束不久，日本思想家竹越与三郎（1865—1950）在由他创刊（1896年）的杂志《世界之日本》中这样论述道：“我们有必要从东洋的日本更进一步，形成世界的日本的自觉，登上世界舞台；我们必须从世界的角度进行思考、制定经纶，以世界的胸怀周旋于列国之间……若有称雄之日，当不在东洋，而当在世界大国之中。”[19]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一举击败了作为“东洋的老大帝国”的中国后，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但它并未固步自封，而是欲进一步称雄于世界。竹越的说法表明了当时日本昂扬的国家意志，说它是当时日本国家精神的自我展现，也恰如其分。

那么，这种对国家意志的表白，是不是战胜时刻激情的偶然爆发，因而不具有持久的精神性力量？

其实，早在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爆发式地出现了精神觉醒。正是在这种一以贯之的进取精神的鼓动之下，日本马不停蹄地发动了近代史上的第二场大规模对外战争——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如果说甲午战争还是一场东亚区域性战争，那么这场日俄战争（1904—1905）就是一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战争了。它被广泛视为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战争，日本一举站到了世界大舞台上。

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当时活跃的思想家三宅雪岭（1860—1945）用几乎与竹越同样的笔触写道：“通过战争，日本的国威得到发扬，进入了强国的队伍，国家获得了非常值得骄傲的位置。同时，日本出现了新的思考倾向，那就是不以一国为标准，而是以世界为标准，去思考世界上的人类如何才能变得最为幸福。”[20]这一说法再次显示了当时日本的精神状态，那就是要站在世界的前沿思考世界问题。

我在这里引用上述材料，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揭示了对外战争与当时日本世界意识形成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步去追问的问题毋宁说是，为何明治政府甫一成立就展开了强劲的对外策略？为何这种对外政策首先指向了当时的大清王朝？为何两场对外战争会在日本这个岛国造就一种面向世界的眼界与精神格局？这个历史上长期被中国士大夫所忽视的“蕞尔小国”，如何获得了一种似乎与其体量完全不相称的世界意识？或者说，“世界”自身是如何得到意识、发现以及基于主体意志的追求的？

这些问题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日本怎么会突然显现出如此高远的志向与精神气质？

这里我只能先给出结论，即在孕育日本国家特殊的文明格局和地理格局当中，明治日本最初就被构想为一种世界帝国；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有着它独特的政治史与精神史的生成路径。进一步说，与近代以来出现的其他帝国——比如基于贸易与殖民地经营活动的大英帝国和基于历史记忆与征服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相比，近代日本帝国更以它独特的观念性著称，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帝国”。这种帝国的精神秩序的形成过程及其问题，构成了我们直接探讨的对象。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从东亚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在近代日本精神属性的形成过程中居于独特地位，这将为我们观察当下问题提供一种有益的新眼光。对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相互交流、斗争和融合，以及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其实，日本同样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与中华王朝有着各种互动的民族。那么，和历史上出现的诸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回鹘”“女真”等族群相比，日本到底有怎样的不同？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关键词来对这种不同加以把握，这个关键词就是“分身”。在东亚世界诸民族的演化进程中，由于孤悬海外的岛国特征，“日本”最终演化为“中国”的一个分身。它没有被大陆上先后出现的统一性力量所并吞，保持了对大陆文明的高效吸收，最终获得了与大陆王朝同型的自我意识。

概括而言，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世界帝国意识，正源于传统中华帝国所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也即“华夷秩序”或“朝贡册封体制”。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将当下的两国关系纳入传统的东亚世界秩序的演变中予以思考，是因为从东亚世界的角度看，日本自身就是这一世界体系的产物，是东亚世界体系的另外一个“分身”。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这一点有着比外部学者更为敏锐的感受。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在其题为《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的著作中，详细叙述了东亚世界体系在古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的生成性作用。这种叙述，也可以看作对日本——这个中华王朝的“分身”——成立过程的叙述。

我在上一节中谈到，东亚的中华世界秩序在19世纪末期的解体，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嶋看来，古代日本（当时称为“倭国”）同样是这个体系的产物。公元1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汉书》“地理志·燕地条”中关于倭国朝贡的记载，是日本进入东亚世界体系的开始。其后，公元3世纪的《魏志》和5世纪的《宋书》中关于“倭国”或“倭人”的记载，都是源于这种世界体系的存在。西嶋指出：“倭国在日本列岛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与大陆绝缘状态下的独自演化，而是最初就在与大陆的历史，尤其是与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历史关联中得以展开。”[21]这种看法，可以说抓住了日本历史演化的枢纽。

事实上，正是在册封朝贡体制下，日本开始大量吸收中华文明，开启了快速文明化的进程。由于册封是中华王朝（汉王朝）的国内政治行为——天子为贵族和功臣分封爵位与采邑——的延长，朝贡国或藩国事实上成为中华王朝天子的外臣，双方由此结成了君臣关系。这正是“汉倭奴国王”“亲魏倭王”等中华王朝所赐予的印绶称号的政治含义。

而接受朝贡国的地位，意味着同时接受了“中华思想”或“华夷思想”背后的理念。大概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日本完成了这种思想的内化，国内出现了“治天下大王”“治天下天皇”的说法。这一时期正是双方外交关系中断的时期，日本开始走上了相对自立的演化道路。

随着589年隋王朝的统一，东亚世界秩序发生了急剧的变动。隋王朝与高句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两个王国则向隋王朝纳表进贡称臣。日本试图在朝鲜半岛建立小册封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时隔一个多世纪，日本再次向中华王朝派遣使者，此时正值日本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

607年，日本特使小野妹子第二次入隋。值得注意的是，他携带的国书是这样开头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后世学者多注意到这个表述的独特性，因为它将两种“天子”并称，实现了日本要确立与中华王朝完全对等的政治意志，这一点最终表现在“日本”这一文雅的自我命名上。[22]日本国号大概确立于674年之后；确立的主要动机，无论是出于古代日本人自认为“倭”字不雅，还是出于对“日”（太阳以及太阳神）的崇拜，都是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逐步得到确立的，有着明显的“中国意识”。[23]正因为这一意识的存在，“日本”已经不再是那个中华王朝眼中的“倭国”。

当然，这种自尊意识并非仅仅源于对“中华思想”的逆反，还有着成为“中华”，也即成为文明国家的欲望的激励。史称“大化改新”的改革，便是日本在唐王朝的高度文明的冲击下进行的自我变革，由此，日本从古代国家转换为“律令国家”，即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制国家。这种文明的冲击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欲望，同样沉淀在日本国家精神的底层中，构成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原型”。[24]

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如同后世学者指出的，日本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自己治下的国土“毫无顾忌地称为天下，其中包含着极为大胆的政治意图”，即日本要成为“天下型国家”。[25]此时的日本已经显现了成为中国所代表的东亚世界帝国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并非凭空而来，因为日本形成的“天下”观念，正是东亚王权观念自身。

日本的这种自尊意识与王权观念，构成了它在东亚世界体系演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公元7世纪，日本成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后，对册封体制一直持抗拒姿态。唯一的例外是，在15世纪初，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出于经济压力而向明王朝称“日本国王臣”，奉中华王朝为正朔。

非但如此，日本还意欲更进一步。中国史书上记载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即丰臣秀吉为征服明王朝而率先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正是日本在这一欲望驱使下的政治行为。丰臣秀吉意图经由朝鲜半岛攻取中国和印度，最终定都北京。这一构想并不能简单用“妄想”一语来评价，因为日本渴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型”国家。[26]这次战争最终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但在三个世纪后，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取得了成功，最终瓦解了这种朝贡册封体制。

上述历史叙述，强调的是一种从东亚世界秩序来理解日本的视线。而如果我们将这一视线反转，反观自身，也许会对今日的东亚世界有新的认知。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多被近代西方的冲击所吸引，而忽视了近代日本对东亚世界的影响。近代以来，对于中国而言，日本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双方在认知与情绪上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倘要理解这种现实，我们需要多一个东亚世界体系内部的视角。

那么，东亚世界演化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呢？

分身

一般的看法是，东亚世界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变迁，是一种复合机制的结果，而这种机制可以从诸如自然风土、文化与思想、安全与繁荣、政治意志与行动等异同的角度予以解析。不过，由于这一问题背后的特殊精神结构尚未被触及，这些解释依然无法让人满足，人们依然不理解对方的行为。

这种“不理解”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被置于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的他者的角度而被审视，而事实却是，双方在历史上共享了同一个东亚世界秩序，有着近乎相同的欲望和自我意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身”的含义。正是对这种相似性或者说“分身”的忽视，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19世纪中后期，一个急速西化的日本，作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非常突兀地呈现在中国士大夫眼前。而从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却一直存在于日本的国家想象与构想的框架之内。甚至可以说，日本有着更为强烈的“分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