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夷狄：文明意识的觉醒

阅读各种有关明治维新的作品，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特殊的说法。其中，从幕府末期开始，日本就出现了“海外经略”“大陆雄飞”等口号。语言是精神的载体，是我们打开时代精神大门的把手。这些口号，实际上正是近代日本的世界意识与世界战略的凝缩。

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要从字面说起。

“经略”，源于儒家经典《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草之毛，谁非君臣？”西晋著名学者杜预（222—285）注云：“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另外，《汉书·叙传下》亦有“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的说法。

这些说法均来自中国的儒家典籍和史书，表示天子通过分封制对“天下”进行经营治理和攻略安抚。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其古雅外表下流淌着一种政治意识，它指向了我们今日所谓“万国”与“世界”这样无远弗届的政治与地理空间。

与“经略”相比，“雄飞”的语义看似浅近，实际上同样出自中国古典史书。《后汉书》（卷二十七）中有“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一语，意思是，大丈夫当展翅高飞，奋力进取，不应该无所作为。“雄飞”和“大陆”相结合，其政治意识立刻变得具体起来。可以说，“海外经略”与“大陆雄飞”共同标示了幕府末期日本精英群体的精神样态和自我意识。而这种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表达的质朴、刚健、进取的精神。

江户后期“经略论”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经略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有如下构想：“日本宜先攻略南洋”“征服支那”，然后“将全世界据为日本所有”。所谓“宇内混同”，就是“世界统一”之意，“全世界应悉为（我）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我）臣仆”。同样，幕府末期为“尊王攘夷”而奔走的“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则论述道：“（日本宜）进攻朝鲜，令其入质纳贡，恢复古时之盛况。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宜显示进取之势。”[2]松阴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导师，其思想影响巨大。

佐藤和松阴的经略思想，在后世的批判者看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八纮一宇”（相当于“四海一家”）这一“妄想”口号的渊薮，是日本进行海外扩张、殖民与侵略的理论先锋。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不是后世的评价，而是它反映的日本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在明治元年（1868年）新政府发布的重要文件中，除了3月14日发布的著名的《五条誓文》外，还有同日发布但未被充分注意的《国威宣扬之宸翰》。这是一篇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国策。在这篇国策中有如下说法：“近来宇内大开，各国四方雄飞”；“故朕兹与百官诸侯誓言，继述列祖伟业，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亲自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安置天下若富士山之裕如。”[3]这表明，幕府末期日本思想家经略天下的欲望与志向，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明治时代开始，这一国家意志逐渐表达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建构“大陆国家”的构想中。[4]

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一种在东西各民族展开竞逐的大时代中努力进取的精神意志。

我们这里无暇举出更多的例证，重要的是思考几个迄今人们尚未留意的问题：作为一个较小的民族，为何日本的自我意识并未安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在日本现实国力与军事力量尚处于未萌状态之时，在自身安危尚无着落之际，这种富有气魄与格局、指向世界自身的帝国思想与视野，究竟是如何孕育而成？此后的百余年间，日本政治家是如何忠实地执行这些对外策略的？这种对外策略及其实践过程中所显示的力量是否能纳入在今日看来依然有意义的历史解释中？

沿着这个路径，我们会发现，明治维新政府展开的纵横捭阖的内外政策背后，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

这种精神的起源，我在绪论当中已经有所论述。概括而言，近代日本经略家的思想与视野的形成，得益于日本所处的世界秩序即东亚的中华世界秩序自身。江户时期日本高度发达的儒学思想与研究，成为孕育近代日本自我意识与世界认识的第一要素。其中，幕府末期水户藩的儒学理论“水户学”，被很多学者视为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考虑到明治日本所爆发的巨大精神与行动能量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世界史的转换，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儒学在传统东亚社会变迁中的作用。[5]

儒学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首先源于儒学话语的政治性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儒学的“文明论”，因为传统东亚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日本称“西洋文明”）的遭遇，包括相互的冲突、竞争与调适，才是东亚世界史最具命运意义的事件。在源于西欧的“近代文明”成为价值尺度之前，“文明”就已经是东亚世界通行的核心观念，它表现在“中华—夷狄”的区分上。“中华”代表文明与进步，而“夷狄”则代表相反的自然状态。在江户时代儒学的文明论以及世界秩序论中，日本被建构为这种普遍主义文明的担纲者，在世界秩序中有着优越的地位。[6]

这样，通过东亚世界的儒学话语体系，日本形成了自己认知世界的框架。当日本开始与西方交涉时，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民族已然出现。这种主体意识首先表现为对意义世界的敏感和对自身历史处境的特定认知的敏感。在近代全球化与普遍交流起步的早期阶段，这种敏感具有非凡的意义。其中，这种意识固有的“文明”要素与即将到来的西洋新文明之间的紧张，对日本的道路选择生死攸关。

“中国化”

这种文明意义上的日本自我意识的形成，可追溯至大陆文字体系与儒学的传入以及日本主动吸收大陆文明的过程。与明治维新之后的“西洋化”相比，此前的日本历史堪称“中国化”的过程。一般认为，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带《论语》与《千字文》赴日，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始。在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圣德太子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为日本确立了与东亚世界同步的精神秩序。这部宪法性文件由纯汉文写成，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和第十条“绝忿弃嗔”为佛教思想外，其他各条均依据《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史记》等儒学经典写成，诸如第一条“以和为贵”“上和下睦”，第三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和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事实上，日本历史上这一著名的“大化改新”的主导思想就是儒学。[7]

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三年后的推古天皇十五年，日本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的“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字样，已呈现一种强烈的要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这种政治行为正是早期日本对儒学文明论吸收与内化的结果。其后日本演化的历史，主要表现为试图实现与中华王朝对等这一欲望的历史。它对大陆文明的吸收，从属于这个精神自我实现的现实过程。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关键的节点，这就是江户时代儒学的发展。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日本在武将织田信长（1534—1582）和丰臣秀吉（1537—1598）的领导下完成统一，结束了此前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的混乱状况。1603年，最终夺取丰臣政权的德川家康（1542—1616），从天皇那里获得象征最高权力的“征夷大将军”封号。他旋即在江户开设幕府，拉开了江户时代的帷幕。在政治体制上，德川家康创建了以其家系（“亲藩”）为核心，以二百多个大名藩国（根据亲疏与臣服先后关系分为“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两类）为成员的国家。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体制。

人们通常认为，江户时代日本的这种权力结构与儒家视为理想的周代封建制在类型上是相似的，构成了儒学在日本迅速流行的客观条件。在这种权力结构的约束下，德川幕府在利用儒学思想教化民众的同时，建构了统治的正当性。儒学逐渐成为江户幕府的“官学”。[8]儒学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以及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位置，如同7世纪的“大化改新”一样，再次对日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借此将自身“同化”为儒学论述中的“文明”之国。

在18世纪末西方势力到来时，与处于东亚世界秩序中心位置的中国相比，日本之所以更敏锐地感受到了“文明冲突”意义上的“西方的冲击”，源于它此前对东亚大陆文明的吸收，这构成了理解“文明冲突”的心理与认知基础。无论是从文明还是地理的角度，日本都处于一种边缘的、不稳定的状态。在抵抗外来冲击时，日本自然会显现它的边缘特征。

历史上，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是一种主动性的学习行为，但由于其与东亚大陆的时空阻隔，这一学习过程以缓慢而和平的方式进行。与此相对，18世纪末的西方势力却是突如其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丸山真男用“洪水型”比喻这次外来文明对日本的冲击，可谓非常形象。[9]这是一种颠覆式的文明接触。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有效的历史重构的起点，应该是去探寻当时的人们是以何种方式感知他们的时代状况。

为此，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对过去时代的想象力。与我们当下全球化时代的时空感觉完全不同，对于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们而言，有着不同外貌、肤色（诸如“红毛碧眼”）与语言的异邦人突然大量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对秩序的巨大冲击与挑战：人们该如何在熟识的事物秩序中安放这些突然到来的外来因素？身体形态、语言习俗、信仰礼仪的不同，给秩序维护者带来的压力超乎今日一般的想象。

因此，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东亚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在精神秩序上的“相互不承认”，恰恰是一种自然状态。对这种状态的任何道德评价，诸如指责一方“自大”“愚昧”“保守”等，事实上并不公正，因为这仅仅是一种当下以及自我中心的观念向历史的投射。

这种精神上的“不承认”状态，在日本还有着另一种特定的事实支撑：日本与东亚大陆分离的地理特点，强化了它“光荣孤立”的心理状态，促使它针对来自新世界的扰乱性要素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其中，德川政权在17世纪对基督教传教士与本土基督教信徒的严厉镇压，对日本与外国贸易的严格控制，这些被后世冠以“锁国”的政策，是其自我与世界认知的结果。

1801年，日本的“兰学者”[10]志筑忠雄给我们留下了时代精神的痕迹。这一年，他将德国旅行家坎贝尔于17世纪末撰写的《日本志》附章翻译为《锁国论》，从正面论述了这一国策的合理性：日本自身就是一个“小地球”，具备了“足以令人赏心悦目的多样性和经济自足性”。[11]这位“兰学者”未意识到的是，日本这种自视优越于他人的观念，其实正是中华世界观的缩影。他可能不知道，1793年10月3日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从乾隆皇帝那里观察到的，正是中华世界繁荣与自足的自我与世界认识。[12]在东亚世界内部长久的交流与互动中，江户日本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