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

早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政治家就提出了“亚洲同盟”的观点，以对抗当时欧洲势力的压迫。这种观念不足为奇，它构成了整个幕府末期“海外经略”“大陆雄飞”等同时代观念的具体表达。显然，这种“亚洲同盟”首先是指中日两国的同盟，在当时有“日清同盟”“日清合纵”等说法。

伴随着明治日本国家建设的进行，这种“亚洲”论述逐渐成为日本帝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意识的一般表达。这个过程大致开始于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随后，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出现了多个冠以“亚洲”的组织与团体。明治时代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诸如以间谍著称的曾根俊虎（1846—1910），以右翼团体的精神领袖著称的头山满（1855—1944）和内田良平（1874—1937），先后出任日本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犬养毅（1855—1932）、桂太郎（1848—1913），以及集政治家、实业家与明治元勋于一身的井上馨（1835—1915）等人，都曾参与其中，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在思想观念上，一种新的亚洲论述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传统的同盟论，强调振兴亚洲、亚洲联合或联盟的“亚洲主义”以及“大亚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日本与欧美各国为伍，以欧美方式对待亚洲的“脱亚论”。[1]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兴亚还是脱亚，只是具体策略上的不同，背后流淌的都是一种热烈地指向世界大舞台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亚洲主义就是日本最初的世界战略。

当然，这种世界战略不是思想家凭空的构想，而是内生于当时日本具体的历史进程。在日本出版的《亚洲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行）中，历史学者野原四郎对“大亚洲主义”进行了解释。这里抄录一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战略的多重面相：

大亚洲主义是指为了抵抗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号召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的一种主张。亚洲联合论与日本独立的问题有关，最初产生于明治早年，尤其是在自由民权论者当中得到发展并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植木枝盛将民权论的基础，即自由平等的原理扩大到国际关系上。他一方面对亚洲各民族的抵抗进行了正当化，另一方面主张说，为了进行抵抗，亚洲各民族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而且他还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政府论。不过，樽井藤吉、大井盐太郎的主张更为有力。他们认为，为了对抗欧美列强，亚洲各国必须在推进民主化的同时，联合起来。由于日本在民主化方面领先一步，他们主张日本要支援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化，强调了一种民族的使命。

到了明治二十年代，民权论者放弃了亚洲联合论，收缩为自由民权论。随着天皇制国家机关的确立以及对清军备的扩张，日本出现了大亚洲主义。“为了与有色人种的欧洲对抗，有必要进行军国武装。尤其是我国作为东洋的新国家而日益勃兴，将来有望成为亚洲的盟主。怀揣着这种希望，现在正是我们提倡军国之时。”玄洋社抛弃民权论而转向国权主义，正是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大亚洲主义主张日本也是被压迫民族，宣扬同文同种等说辞，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主旨在于呼吁亚洲进行联合。实际上，大亚洲主义扮演了掩饰明治政府大陆侵略的角色。[2]野原的这些说法非常客观，代表了人们的一般认知。在下文中，我将借助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1908—1977）的分析，对这一亚洲主义的描述进行讨论。因为野原对“亚洲主义”的描述，并未触及我所关注的问题：为何“亚洲”成为日本表达自我意识的一个关键观念？明治日本的精英为何在“亚洲”观念上呈现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亚洲”为何没有成为当时中国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对象？[3]

一般而言，19世纪中期东亚世界秩序开始松动、衰弱与解体，从而导致“亚洲”迅速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新概念。但由于中日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亚洲”在两国引发关注度的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亚洲”意识以及相关论述的出现，大幅度滞后于日本。[4]即便如此，亚洲意识或论述对于两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意义。就日本而言，由于在它的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中华”要素发挥了独特作用，所以它对新出现的“亚洲”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事实上，“亚洲”是继“中华”之后，日本用于自我认识与世界认识的全新话语。

“中华”，在日本的自我意识中，有一种渊源久远、诞生于历史深处的性格；而“亚洲”最初就诞生于“西洋”的世界认知体系，是来自近代西欧世界的命名。“亚洲”的这种起源，造成了它在文明史上特定的涵义。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确定这种涵义。一方面，当时主导西欧列强的世界认识，是著名的三分法，世界各国家与民族在文明进程上被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种状态。而亚洲属于“半开化”，是有待进一步文明化的地区。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屈辱。日本此前自认为文明的代表，如今它作为国家之“中华”的地位遭到了蔑视。但在西洋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亚洲以及它自身的“半开化”状态，并非无中生有。

由此我们观察到“亚洲”在日本认知中的另外一种属性。如同“西力东渐”这一说法表明的，“西洋”最初就是以压迫性的面貌出现在日本面前，这与此前中华世界体系的和平主义性格迥然不同。结果，日本的自我意识出现了新的紧张，为了对抗现实中的“西洋”势力，需要赋予“亚洲”以及“东洋”更高的意义。因此在现实的世界政治当中，日本想要成为亚洲的盟主。20世纪40年代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理与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因为上述状况，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而言，如何认知亚洲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两种文明意识的冲突，因此“亚洲”必然成为这种冲突所爆发的能量的释放空间。日本的新旧两种文明意识都要求在“亚洲”自我实现；具体来说，日本既要成为亚洲旧秩序的克服者，还要成为亚洲新秩序的代言人，而这个新亚洲还要以亚洲的传统文明为基础。这种兼具建设与毁灭性格的能量，构成了东亚世界史中“日本问题”的独特面貌。

亚洲主义对于日本而言还意味着一种认知上的困境，但这种困境并不只是精神上的负担，毋宁说，它对这种困境的理解和突破，就是它的精神的具体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的思想与学术领域，亚洲主义因被视为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与侵略的反动思想，从话语空间中迅速消失。上文引述的野原四郎的说法，是这种观念的代表。这种沉默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编辑出版《现代日本思想大系》时才有所改变。竹内好为其中的《亚洲主义》卷撰写了题为《日本的亚洲主义》的导读，亚洲主义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

竹内好不满足于亚洲主义在思想上被有意封存的状态，他认为，这是战后主导人们思想的善恶二元论的一个结果。为此，他有意打破这种局面，将亚洲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揭示出来。在竹内好的重述中，亚洲主义首次被表述为日本有关亚洲的独特的“思想史”。从明治前期民权运动中出现的“亚洲联合论”，到右翼团体玄洋社与黑龙会提倡的“大亚洲主义”，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学者与官方共同建构的“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它们共同构成了“亚洲主义”的系谱。

在竹内好试图重建的历史叙事中，一大批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包括樽井藤吉（1850—1922）、头山满、福泽谕吉、冈仓天心（1863—1913）、北一辉（1883—1937）、大川周明（1886—1957）、石原莞尔（1889—1949）等人，均在近代日本的思想史与精神史上占据了各自的地位。他们提出的诸如“大东合邦”“日韩合邦”“亚洲一体”“脱亚入欧”“东亚联盟”等理论，在历史上都曾引领了一时的国民认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亚洲主义者中的多数人有着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标识——近代日本的“右翼”或“右翼思想家”。[5]

尽管竹内好再次公开谈及这些亚洲主义者的思想和理论，但他对亚洲主义的评价并不高。在竹内好看来，“不同于其他公认的思想，亚洲主义自身没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它自身无法完全自立。它必须依赖其他的思想而存在”。他进一步评论说，亚洲主义没有独自的历史展开过程，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一种“指向亚洲各国联合”的“最小”共通属性。[6]在竹内好看来，除了作为思想史的遗迹，亚洲主义几乎无意义可言。

然而，从精神史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竹内好的上述说法忽视了亚洲主义在日本帝国内外政策建构中的作用。竹内好虽然试图恢复亚洲主义的真正面貌，但他在这篇著名的导读文章中，对这种思想或话语的属性未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亚洲主义的“内在价值”尚未得到揭示。事实上，仅就他列举的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们真实的历史身份应该说是不折不扣的“帝国理论家”。尽管他们从未获得任何来自官方与民间的这种称号，但日本在此间执行的对外政策，事实上与这些理论家的亚洲论述高度重合。

那么，从精神史的视角看，亚洲主义在近代日本国家意识与意志的形成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如果说判断“价值”高低的其中一个标准在于它得到了怎样的实现，而非预设其他特定的评价标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亚洲主义与日本帝国的成长具有高度的同步性，近代日本就是它在“亚洲”这一空间中自我实现的历史。这种同步性表明了亚洲主义的全部意义。

就此而言，竹内好于1961年发表的论文《作为方法的亚洲》其实更准确地揭示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性格。[7]日本近代史上的各种亚洲主义者，本质上是借助亚洲论述，以使日本获得对自身处境的真实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亚洲”是亚洲主义的核心，它关系到近代日本的文明意识与帝国意识建构。当然，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亚洲是一种原理。

这种作为方法论的亚洲主义，首先指向了“中国”。借助儒学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成功地确立了国内统治秩序的同时，也建构了独特的以自身为“中华”与文明中心的自我意识。在19世纪中叶秩序转换之际，这种自我意识展现为对新文明和异种文明的高度敏感，其中还夹杂着自负和自卑的情绪。

显然，这是日本面对两种文明遭遇时的精神困境，它产生于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华—夷狄”文明论的世界认知框架内部。江户时代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自认日本是“中华”，但这种作为“中国”反题的日本，尚无法证明自己真正的独自性与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换言之，日本尚未获得赖以自立的充足的精神条件与物质条件，日本还无法获得“承认”。17世纪以来出现在日本及其周边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之所以被自然地转换为“野蛮”的认知范畴，是因为对基督教的强力镇压，消除了对自身文明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能造成的困惑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