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中国的特异认知，潜藏在日本国家意识的底层。明治日本对华政策的展开，实际是在日本获得了新的国家力量后，这种意识的再次发动。此外，由于洋务运动的顺利展开，日本认为有必要利用自己率先实行“文明开化”的成果，与中国展开竞争，在中国取得成功前实现自己的“中华”欲望，获得与中国平等的地位。

从这个精神史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历史进程的另外一面。比如，1871年9月13日，中日双方缔结《清日修好条规》，这是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的是，日本最初订约的目的竟然是获得“日清同格”，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递交给朝鲜的国书中使用了诸如“皇”“敕”等宗主国清国的专用词语，朝鲜以不敬、不符合传统礼制的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就此而言，条约的成功订立意味着日本实现了它最初的一个外交目的。不过，日本并未实现它最初的全部目的。事实上，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是以1861年中国和德国签订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的，它包含了英、法等国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这种条约草案当然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日本自认为没有达成目的。因此，《清日修好条规》虽然最终在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此后十数年间日本一直要求修约。

当然，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这一条约。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一事为口实，悍然出兵台湾。经过外交折冲后，这一事件最后以中国赔款告终，但中日关系也由此急转直下，进入多事之秋。1875年7月，日本内务大臣到达琉球，胁迫琉球国王断绝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同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沿岸进行挑衅。至此，中日条约的“保和”与“相互提携”精神完全成了空谈。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置县”后，两国为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13]由于宗主国中国不承认日本的琉球政策，日本在为此感到不安的同时，怨恨之念更是日甚一日。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双方终于围绕朝鲜的控制权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885年4月双方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后，中国在国际法的层面上交出了部分宗主国的权利。[14]

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保持了1871年以来对华交涉的优势。不过，此时世界各国大致认为，日本在国力和军事实力上仍无法与中国抗衡。这种外交与军事上的某种错位，成为一种推动日本展开大陆政策的动力。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是，对华备战的紧张步伐与日本政治家的这些不平以及怨恨同步而来。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来华前，参议江藤新平（1834—1874）向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5]第二年，根据参议西乡隆盛的建议，日本陆军派一名少佐和一名少尉，外加一名翻译，装扮成商人，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地理环境、军事装备等情报调查。[16]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时任陆军卿山县有朋提出的《外征三策》以及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的《意见书》，均为对清开战的方案。日本政府甚至连《支那征讨敕命》都准备妥当。1879年琉球归属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中佐桂太郎立即提交了《斗清策案》，其中提出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了极为周详的《清国征讨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确定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者“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17]值得留意的是，“欧洲各国”的要素此时已被纳入开战理由。对日本而言，对华开战前的这段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就是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种摆脱岛国限制从而建构“大陆国家”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山县有朋、田中义一（1864—1929）等日本陆军核心人物的努力下，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18]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右翼团体”）的鼓动，这种政略很快均质化为一般国民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表达为具体的政治行动。

比如，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逃离朝鲜的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日本人经营的一家旅馆。[19]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的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朝鲜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结果，“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

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不过，从“决意”开战到真正开战，还需要一系列的政治过程。明治日本所处的时代状况，为这一政治过程的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进入1894年，围绕与欧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日本政坛发生激烈斗争，伊藤博文内阁被迫宣布解散议会。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说，“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关系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而为之……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20]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平定“东学道”领导的“东学党起事”。

陆奥等人得知中国出兵的消息后如获至宝，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然出现。日本的国家意志，在其他列强的眼中也已昭然若揭。比如，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1894年7月1日致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电报中说道：“显然中国希望避免战争，而日本却似有意寻求战争，深以为胜利非己莫属。”[21]朝鲜东学党的起事，成为点燃战争的导火索，但日本对华开战意志的形成，则有着更为久远的精神史背景。

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陆奥的谋略展开。1894年6月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重兵赴朝，并设置战时大本营。7月12日，陆奥指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等人制造战争口实：“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他担心大鸟不理解这一指令，在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赴朝之际，特别交代他转达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有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22]7月16日，英国确认签署修订后的《英日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金伯理勋爵语）；[23]翌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23日，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将“五百余年中国所赐之御物悉数掠去”；25日，甲午大战拉开序幕。

在决定开战时，伊藤与陆奥担心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各国出现“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所以决定的方针是，“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24]这种决策基于两种考量。一方面，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把握有关。由于英国在中国特殊的贸易利益与俄国对朝鲜利益的特别关切，加之欧美各国对中国相对高的好感，“默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陆奥认为，如果引发列强的干涉，日本可能处于寡助的一方。[25]

在局势紧张的时刻，日本除了顶住来自俄国、美国与英国的外交压力与忠告外，还积极展开宣传攻势。1894年11月底，日军因旅顺大屠杀而引发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与批判。为此，日本展开了活跃的外交粉饰与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成效。[26]

有意思的是，陆奥等人认为，尽管中日两国实力此时表面上不相上下，但日本实际上将稳操胜券。陆奥的这种判断，以及他将局势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策略，首先建立在对华内政外交的把握之上。关于决策过程，陆奥事后回忆道：

袁世凯看到日本从明治17年（1884年）以来，在朝鲜的势力有些衰退，又看到日本在明治23年（1890年）宪法实施后，政府和议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认为我国政府决不可能作出派兵出国这样重大的决策，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另外，驻我国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也因看到我国官民的争执日益加剧，便错误地断定日本决没有对外生事的余力，两人都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谋而合的意见，这可能就是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彼我形势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陆奥认为，“日本政府最初虽居被动地位，但在万不得已时则有断然采取最后手段的决心；而中国徒知在形势上威吓日本及朝鲜，缺乏在中日两国纷争一旦不能和平解决时，最后诉诸武力的决心。……中朝两国政府虽然陷入如此错误的境地，然直到平壤、黄海战役结束时，尚毫未醒悟，确是令人无可奈何！”[27]而在战事正酣时期，朝廷重臣对李鸿章的多方掣肘，更被陆奥嘲笑为中国采取了“自杀政策”。[28]

显然，陆奥等日本政治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外交方面，中国参与世界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国家意识、国防力量与国家利益观念，或付诸阙如，或有名无实；内政方面，传统官僚体制的封闭与腐败旧态依然。一位日本作家在战争刚结束时撰写的战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观察：“清国近五十年来内外交迫，百难丛生，上下乖离，民心灭裂，纪纲废弛，风俗坏乱，千疮百孔，莫可防补。其中腐败日甚一日，遂至于此。而内部政府威信扫地，政权不一……既有内忧外患，视之漠然，安望其上下中兴此帝国哉！”[29]

这不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偏见。事实上，前面提到的布兰德就以痛惜的口气一再指出了中国失败的原因：中国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他们只是“准备从祖国的困境中获取个人利益”。不过，这种指责并非仅仅指向特定个体，因为“李鸿章只是一个人，但在他背后却站着全中国的官僚群体，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胜于关心帝国的名誉和安全”。他进一步批判道：“官僚阶层的贪污是既成传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场的文过饰非和夸饰摆谱也是如此。……每个中国臣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全部行政艺术在于精心编造的欺骗，在于制造一个巨大的幻觉，还在于利益的分配。”[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