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19日，《纽约时报》在报道北洋舰队司令官及两位将军自杀殉国时，刻意指出了一个事实：“大清国官员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31]

中华帝国传统官僚制在近代声誉不佳，可在多种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在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战争上，这种制度的致命性最终显现了出来。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布兰德等人以尖锐的笔触刻画的这些事实，包括陆奥宗光、伊藤博文、李鸿章等在内的战争当事者们，皆心知肚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连战连胜，固然有很多原因，但陆奥等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准确洞悉，无疑为胜利的天平倒向日本增添了极为重要的砝码。

当然，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构成它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而战争对日本自身的影响，更非陆奥等人所能认识与把握。精神在一定的状况下可以转化为力量，这一点在日本近代史上尤其容易观察到。

三、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认识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正义”战争。比如，福泽谕吉就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胜利；战胜之后，我国国权将得到伸张，我日本同胞将在世界上一展腰身，想来那是何等愉快……”[32]

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究竟该如何制定东洋政略》中，福泽谕吉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他们遭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33]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1861—1930）在战争爆发后，一改自己“非战论”的立场，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1857—1907）则主张，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1863—1957）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战争乃“文明之正义战争”。[34]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的定位完全一致。[35]

日本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虽然与当时流行的“正义”战争话语有关，但其背后流淌的更是其特殊的心理意识。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欧化主义大行其道，认为日本只有通过欧化才能提高国际地位。然而问题是，因欧化被视为手段，文明被视为工具，它无法解决日本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

德富苏峰将这种异常曲折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欧化不仅会危及到自身的认同，欧美是否会恰当地认识日本的欧化更不得而知。显然，这种心理认知构成了他的世界认识的基础。他在文章中继续说，1853年美国舰队佩里司令官强迫日本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站在世界诸强国面前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清国。于是他宣称，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而，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

这时候，这种认知的奇妙之处就显示了出来：日本获得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和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他继续论述说，这场战争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36]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的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这种极其曲折的心理认知，显然不是德富苏峰独有。

在“世界面前”进行决战，这一点并不仅仅是言论界的看法，而且是日本政府意图的一部分。这表现在一些细致、具体的安排上。比如，1894年中日两国黄海海战激烈展开之际，日本大本营就批准了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七名武官现场观战；另外，日方还批准十七名外国记者随军报道。[37]在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陆奥宗光评论说：“这一胜利，不仅宣扬了我国军队的赫赫武功，同时也表现了我国人民是如何地具有采用欧洲文明而加以运用的能力，这实在可以说是我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快事。”同时，他又留下一段话：“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究竟应如何正确估价自己，这也属于将来的问题。”[38]这种对华战争中包含的强烈的欧洲与世界意识，在日本随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得到了自我实现。陆奥自述道：“若误用战争的结果，有时会使战胜者比战败者陷于更危险的地步。”[39]

随后的历史进程不幸被陆奥言中。战后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对华和约，双方最终签订《马关条约》。但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打破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尤其是俄国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日本的作法让它大为光火。于是，俄国联合法、德，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劝告”，实质上是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经历了一番本可以避免的“屈辱”，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与世界的对立心态。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对华提出的割让辽东条款，并非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它长久以来的大陆政策或者说大陆欲望的结果。但这种欲望和意识在世界强权政治面前遭遇了挫折。“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并未反思它的世界政策是否正当，相反，日本为政者与知识精英随即将这种耻辱的心理意识转化为自强的意志。这种从观念到现实的转换，在激发国民竞争的效果上，虽然出类拔萃，但它的负面效果，也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在扭曲的国耻话语与心理构造中，世界被建构为怨恨的对象，日本陷入了更危险的地步。这种因误解世界而产生的尖锐的怨恨心态，构成了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和文明的基础。然而，一旦文明被理解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它也就丧失了对国家的约束力量。这种心态以及基于这种心态的世界认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其致命的危害性才完全显露。

四、庶民的战争体验与认识

由于战胜了中国这个当时让法国、俄国等强国也多有顾虑的“老大帝国”，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东洋的最强国”。这次战争除了使日本获得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立宪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实和确立。然而，这些内政外交上的丰硕成果，却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得势，日本军国主义由此确立。在军国主义确立的过程中，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94年7月对华开战的初期，日本民众并未表现出特别高涨的战争热情。这种状况导致言论领袖们心急如焚。8月23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上层的大名与华族（贵族），批评他们对战争态度冷淡。然而，随着明治天皇9月13日动身赴广岛设置行营，发挥统帅权的亲裁权力，日本各个阶层皆为之一变。

据记载，当时“东京民众为凤辇送行，从江户城到新桥火车站的路上人山人海，包括从帝国大学的大学生到小学校的儿童在内的各种学校的学生、各个村镇的实力人物、普通市民……下榻之地的名古屋、神户自然不用说，列车通过的各个车站以及铁道沿线，均为人群所掩埋”。[40]天皇抵达广岛后，旧广岛藩主、福山藩主等出迎，德川家达、岛津忠义等实力派大名与华族纷纷前往拜谒。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的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据记载，当时“自车夫、马丁、贱婢、奴仆，上至王侯将相、缙绅豪族，仗义投财……至贵妇人及平等妇人，或进或自为看护妇……皇后亦亲慰问伤病将士，或赐物焉”。[41]

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在1902年发表的小说《酒中日记》中的一段文字，将当时军国的氛围如实呈现了出来：

日清战争接连取得胜利，人们高喊着军队万岁。军人以外的所有人，日夜庆贺，自己的妈妈和妹妹也堕落了。……是“作为国之干城的军人”不好，还是妈妈和妹妹不良，事已至此，无需再提了。只有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是，家里有闺女的人家，无论是贵族、富豪、官吏还是商人，大家都渴望招个军人做女婿。甚至自家未出阁的闺女找军人当情夫，似乎都成了光荣的事儿。[42]民众自发参与到军国体制中，正是现代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将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进一步用于陆军和海军的军备扩充，这愈加强化了国家的暴力性格。可以说，甲午战争后，日本进一步明晰了此后的国家战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1923—1996）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其理由是，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43]其实，甲午战争胜利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这种“变质”并非仅仅是人类史上军国主义的再现，而是意味着一种新型军国主义的成立。在急速形成的军国主义内部，国家的性格与国民的性格发生了高度的相互塑造。其中，国民的“自觉”，亦即对军国主义观念和政策的支持，从长远来看，成了“胜利者的悲哀”。[44]结果，军国主义不再只是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与政策倾向，而且在人类史上首次获得了总体性的国民支持。这也是所谓的“总体战”的社会基础。这种战争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成熟。

顺便提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就动员驻欧洲各国的武官和观察官员对大战进行调查和研究。1915年12月，时任参谋次长、其后出任陆军大臣、最后在1927年登上首相宝座的田中义一，就开始大力宣传“总体战”的思想，提出“军队国民化”与“国民军队化”的军国主义目标。[45]如果说军国主义是近代殖民帝国必然结出的恶果，那么日本则对这枚恶果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培育。这也是日本近代精神史走入歧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