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这场战争还在日本国民心中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效果，那就是蔑视中国。对华蔑视乃至厌恶的态度，在战前就作为煽动开战意志的一环得到了广泛的强化。其中，福泽谕吉等舆论旗手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日本的全胜强化了这种态度。这个心理效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日本此后长期对华的错误认识奠定了民意基础。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征：普通国民成为战争的重要支持者。这种支持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而是有着日本民众特殊的认知基础。如前所述，天皇在这一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天皇是人们忠诚的自然对象，这种忠诚的“自然”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了事实上封闭的政治意识。

也因此，日本丧失了对世界文明大势的洞察与把握。

五、小结：与世界的和解之路

明治日本对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的独特感受，源于历史的积累。不管怎样，其中的压抑与怨恨因1895年的辉煌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与升华。接下来，他们以同样的心理认知模式，开始面对另外一种“世界”——欧美率先开创的近代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日本试图以东方文明担纲者的身份挑战西方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原因正在于此。

早在1878年，福泽谕吉就在其《通俗国权论》一文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的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46]这种认识虽然把握到了当时世界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一面，然而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说法也将文明视为了虚无。这种世界与文明认识，最终在现实历史进程中表现为1941年的对美宣战。日本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三大强国的挑战，纵览世界史，无出其右者。

日本的这些国家行为并非仅仅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心理机制与逻辑基础。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近代日本的历程正是东亚世界的精神帝国向世界的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从明治中期出现的“亚洲主义”到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有着强烈心理与精神印记的轨迹。

1945年日本的最终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不可摧的内核。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1891—1945）曾说过，虽然“以英美为主的和平主义”带有欺骗性，但试图用以日本为主的“东亚新秩序”取而代之，从国际上看更缺乏正统性。这种说法很值得琢磨。日本政治学者就此评论说：“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同时丧失了支持者，在不断地叫嚷‘美英等国包围圈’和外交孤立中，日本帝国投入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47]

富有戏剧性的是，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抵达日本，开始了事实上对日本的统治。这种“亡国”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为止。明治开国以来举国上下一直担忧的亡国危机，竟然变为现实。这可以说是“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lfilling Prophecy）这一著名社会学命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案例。

令人惊异的是，这一次，面对这种噩梦般的巨变，日本举国上下几乎未表现出特别的屈辱。日本是否最终克服了支持其百年战争的独特心理与世界认知状况？我们还不得而知。

注释

[1]中国学者有关甲午战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另外，同书的附录《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提供了有关甲午战争相关研究文献的详细综述。

[2]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69页。

[4]关于国际法在清末时期的引入及其在教育与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参见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英］布兰德：《李鸿章传》，王纪卿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6]参见［日］原田敬一：《日清戦争》，吉川弘文館，2008年。

[7]［日］深谷博治：《日清戦争と陸奥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39年，第63页；另外，请注意“世界国家”这个说法的特殊性，它表明了此时日本帝国的自我认知。关于“世界国家”意识的出现，请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以及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相关论述。

[8]语出《易经》，指为君国忠直谏诤。

[9]［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vii页。

[10]相关叙述，参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3—4页。

[11]转引自［日］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第221—222页。

[12]这次战役是东亚世界体系重组过程的一环。655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联合侵入新罗，新罗向宗主国求援，唐王朝随即出兵；660年，百济灭亡。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既与百济复国运动有关，也与日本对朝鲜半岛南端小国“任那”的领土要求有关。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简洁叙述，可参见［日］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周萍萍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00—104页。

[13]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4]双方围绕朝鲜的角逐，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1—84页。

[15]［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16]［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金昌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7]［日］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第222页。关于这一方案的详细介绍，可参见戚其章：《走进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6页。

[18]［日］纐纈厚：《田中义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顾令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19]1884年12月4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党在日本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要求效仿日本实行政治改革，脱离中国实现独立；事变在清政府驻朝鲜军队将领袁世凯的镇压下失败。

[20]［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220页。

[21]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7页。另外，日本如何引诱中国出兵朝鲜，可参见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章。

[22]［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4、69页。

[23]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1页。

[24]［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页。

[25]［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页。

[26]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39—362页。

[27]［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12页。

[28]［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6页。

[29]［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吉辰校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30]这里的引文见［英］布兰德：《李鸿章传》，王纪卿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79—182页。

[3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32]［日］古田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1 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1》，有斐閣，1968年，第261—262页。

[33]［日］古田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1 近代日本社会思想史1》，有斐閣，1968年，第310—311页。

[34]上述引文参见［日］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第111—112页。

[35]当然，这种从文明视角的战争论，并不仅仅是日本政治家对自身行为的高调宣传，而是外部世界观察这场战争的一个相对普通的视角。比如，一位当时供职于中国海关的意大利人，在他比较了中日两国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后，这样指出：“这场远东战争不单纯是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过去和现在，西方文明和衰落的古老东方文明的零星幸存者之间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参见［意］弗拉基米尔：《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孔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导言，第IV页。

[36]［日］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第112—113页。

[37]宗泽亚：《清日战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46—348页。

[38]［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9页。

[39]［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7页。

[40]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とアジア世界の変容》，ゆまに書房，1997年，第380页。

[41]［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吉辰校注，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42]转引自［日］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第323页。

[43]［日］司馬遼太郎：《昭和という国家》，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9年。

[44]这是大正时代有名的自由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的说法，和前面引述的司马辽太郎的说法很相近。参见［日］长谷川如是闲：《现代日本史》，彭信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133页。

[45]参见［日］纐纈厚：《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研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渊源》，顾令仪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2—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