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明治维新从“天皇”开始，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也是从“天皇”开始的。但这两次围绕“天皇”的政治操作，方向上正好相反。

明治维新是重新确立天皇政治权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天皇亲政。明治政府在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规定，“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心是对臣民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在精神上，这种天皇制建构所达成的最高目标，就是天皇成为“现人神”，兼具人格与神格于一身，获得了让国民坦然面对生死的非凡能力。1944年10月20日，日本海军开始创建“神风特攻队”，这是一支以自杀攻击为目的而组建的敢死队，通常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高象征。被选拔的特攻队员之所以能够“自愿”“含笑赴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为天皇“捐躯”后，他们会成为“英灵”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因为天皇具有封神的能力。[1]当然，天皇最终获得这种地位，除了上述明治政治家出于政治意志的塑造之外，还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俗基础。[2]

由于天皇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还是在心理、精神层面上，都有着塑造国民精神的巨大力量，因此要理解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就必须从天皇开始。这并不是因为战后“象征天皇制”在形式上保留了天皇，而是这种新天皇制的确立，并未实质改变天皇在国民精神结构当中的位置。这是一条进入战后日本精神的渠道。

事实上，战败将近代日本的权力本质完全凸显了出来。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废除天皇制的观点。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第六条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则有“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这样的规定。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日本接受宣言，天皇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必须保卫天皇！这是自幕府末期以来推动日本历史进程的“尊王攘夷”观念的本能反应，日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位于日本权力中枢的天皇及其重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能“护持国体”并保住“三种神器”？这里所说的“三种神器”，是指事关天皇家族起源和权威的三种神话器物，分别是“八尺镜”、“草薙剑”和“八尺琼钩玉”。

经过反复评估，7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拒绝接受公告。美军随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日本丧失了最后有条件投降的希望，或者说，这是对日本决定性的打击。[3]《波茨坦公告》所言明的因拒绝投降而将导致的“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第十三条），此时已经成为眼见的事实。同日深夜，在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面对内阁战和两派的僵局（主战和主和各有三人），进行钦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决定，日本为维护“国体”而进行的长达两周的考量，已让日本付出了三十万国民伤亡的代价。后世日本学者对此追问，这种悲惨的牺牲有必要吗？[4]

这当然只能是事后才能提出的疑问，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保卫天皇的“战斗”刚刚开始。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角度来说，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日本有其他的选择。近代日本正是在“尊王攘夷”的精神导引下富国强兵，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如今这位“万世一系”的国王可能面临被废黜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危险。对于日本国民而言，这是自“神代”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在精神帝国向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中确立的天皇，不仅仅是近代宪法意义上的立宪君主，还是“现人神”。天皇既是“万世一系”的天照大神的后裔，也是作为日本众神祭祀者的人，集政治权威、宗教信仰与文化表现于一身。在战败时刻，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

1946年，丸山真男发表了一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论文，题名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第一次从心理和精神的层面揭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逻辑。关于天皇和天皇制，他这样写道：

对于超国家主义而言，天皇既是权威的中心实体，又是道德的源泉实体。那么，在这个由下而上依次依存的价值体系当中，天皇是唯一的主体自由的所有者吗？近世初期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因为从中世自然法支配的契约限制中得到了解放，自己从秩序的拥护者（Defensor Pacis）上升为秩序的创制者（Creator Pacis），因而成为近世史上最初的自由人格者。然而在明治维新时期，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力合为一体，被视为向“神武创业”的复古。当我们说天皇是终极的价值实体时，天皇并不是前面说的从无创造价值的创造者。天皇继承万世一系的皇统，依据皇祖皇宗的遗训进行统治。钦定宪法不是天皇主体的制作，而被认为是“统治洪范之绍述”。这样，天皇也背负着源于古昔的权威。天皇的存在与祖宗的传统不可分，因为与皇祖皇宗一体而成为价值的绝对体现者。以天皇为中心，万民依据各自的距离形成的体系如果用同心圆来形容的话，那个中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贯穿其中的垂直纵轴。价值从中心的无限流出，因纵轴的无限性（“天壤无穷”）而获得了保障。[5]

丸山真男出于批判的目的，对天皇制作了上述分析。要强调的是，这里引述丸山的说法，并不是要确认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落后”性格，而是要再次呈现近代日本精神帝国与政治帝国的根本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日本而言，能否恰当安排天皇和天皇制，是关乎战后日本重建能否顺利进行的根本问题。同样，对于美国而言，如何处理天皇问题直接涉及占领政策以及随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成功与否的问题。

当然，美国此时也注意到了天皇在日本政治以及国民心中的特殊地位，在如何处理天皇的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这种政治判断得益于此时美国对日本的细致研究。日本论的名著《菊与刀》，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而展开研究的结果。[6]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占领军最高司令部（GHQ）进驻日本后，更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事实上，麦克阿瑟此时已经决定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以便顺利完成占领和改造日本的历史任务。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历史使命。[7]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面对“联合国远东委员会”（同盟国一方组建的负责监督对日占领的机构）以及美国国内要求严惩天皇的舆论，为什么保卫天皇反而成了GHQ的紧急任务了。[8]通过与日本帝国政府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创制被誉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的方式，在1946年5月东京战犯审判开庭之前，GHQ最终决定并实现了对天皇不起诉的政策。[9]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来自联合国一方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压力外，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批判天皇和天皇制的声音。这种批判的声音，主要来自此前一直被镇压的日本共产党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

1945年10月10日，被囚禁监狱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日本共产党员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获得了释放。同日，他们以“日本共产党出狱同志”的名义，发表了《诉诸人民》的文章，其中第三条主张就是“打倒天皇制，基于人民的总体意志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在随后的文章中，他们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进行了措辞极为激烈的批判：

长期以来军事警察基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残暴镇压，视人民不如家畜的暴虐政治，伴随着殴打、拷问、监禁、虐杀的殖民地榨取即军国主义的侵略，这些与成为世界的天皇的幻想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天皇制的真实本质。他们自己的广告词正好暴露了他们的欺骗性。[10]显然，他们的批判并非仅仅基于激情。这些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虽正是因为此前在理论和实践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遭受日本政府的逮捕与囚禁，但这种个体遭受的政治迫害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此时的信念。事实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关系的理论阐述，他们很早就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战败的结局。

因此，在战后初期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因为遭受权力迫害而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还因为他们预言的精准性获得了理论上的制高点。作为现实的斗争策略，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战败的日本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这里要注意的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天皇在日本社会中的角色。他们认识到，天皇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以天皇的绝对价值为基础建立而成的。对于这个绝对价值，德田球一等人也无法进行批评，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制度及其后果上。

与此类似，在1945年4月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日本代表野坂参三（1892—1993）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报告。在谈及天皇与天皇制时，他注意到日本国民“皇室信仰”与天皇“半宗教的影响力”，在解放纲领中只是说要“废除天皇制”，而特意强调不主张“打倒天皇”与“打倒皇室”。[11]事实上，尽管有着道义与理论的光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打倒天皇制”口号从最初就未获得民众的支持。[12]

1947年5月3日，以GHQ草案为基础创制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开始实施。宪法的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自此，战败时期的日本政治家在法律上保卫国王的“战役”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事实上延续了贯穿于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尊王”的精神传统。

1945年以后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契机固然是日本的战败，但在这个事件的开端处，留下了日本固有的精神痕迹。今天，人们多用“自由民主主义”制度来表明现代日本的政治制度。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它无法触及的问题是，除了政治和法律上的民主主义制度安排之外，日本国民对民主主义究竟有着怎样的感受与理解？毕竟，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失败，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体验。

这种大起大落的时代境况，容易导致日本国民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时代自身。对于此时的日本国民而言，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事物，因为它来自“战败”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说它是精神事物，是因为在战争时期，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战争精神化了，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事件。我们前面讨论的“近代超克”就是这种战争精神化的反映。1945年8月20日，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日本国民以“死而后生的精神态度”应对“新日本的历史创造”的任务，可以说是一种将战败精神化的努力。[13]